普通人的“国家”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和政府提倡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分化，视“社会”的发育为改善民生的结构性条件。但在普通人看来，“国家”依然是最受认同的范畴，而“社会上的”人和事则意味着不正规和不可靠。同时，在普通人眼里，国家总体上的正当性不可置疑，具有高度的道德性，但是地方国家机构则不可信任，与它们的交往倾向于利益化、无规则。这一“普通人的国家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当前中国社会“总体稳定”和“具体失范”并存的现象。本文由此认为，追求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分化在现阶段缺乏基础，更重要的是重构彼此之间在多个层面上的有机联系。     

垄断性国有企业改革:诺思悖论

垄断性国有企业及其背后的行政垄断已成为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制度瓶颈.由于其形成的历史原因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庞大,垄断地位难以撼动.垄断性国企改革的难点在于国家这一主体的介入,使得它现阶段还不是一个单纯的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国家要维护这些实力雄厚的垄断企业的利益,但是,继续维持这种垄断则不利于全局性的改革.制度经济学的“诺思悖论“,引入国家这一变量,有助于探讨垄断性国有企业难以改革的深层次原因.     

新加坡国有企业治理：“淡马锡模式”再考察

国有企业是新加坡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淡马锡控股及其“淡联企业”是新加坡国有企业的典型代表,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淡马锡模式”。“淡马锡模式”是公共治理和公司治理相结合的产物,既体现在法治体系、行政体系和社会大众对于淡马锡控股及其“淡联企业”的公共治理方面,也体现在淡马锡控股及其“淡联企业”的公司治理方面。“淡马锡模式”启示中国国资国企改革要注重公共治理和公司治理同步,强化企业市场主体地位,规划资本投向并维护股东权益,与国际规则相衔接,发挥好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的作用。尽管有不少专业化的做法和经验可资借鉴,但是“淡马锡模式”也有其推广局限,其基于同质资本的运营风格与中国国有企业存在很大差异。     

中国的国有企业为什么亏损

<正> 人们普遍认为,改革时期中国国有企业的绩效不佳,尽管采取了一些旨在搞活国有企业部门的重大政策措施,然而国有企业的绩效仍无起色。不仅如此,80年代后期,上报亏损的国有企业日益增加,国有企业部门的总亏损额大大膨胀。于是,某些观察家得出结论:中国的国有企业天生缺乏活力,所有制的改革势在必行。在本文中,我提出的观点是:盈利和亏损的统计数字并不是国有企业基本经济可行性的可靠指标。考虑到国有企业不予真实报告收入和成本的可能性,加之国营企业隐瞒利润和逃税的传说又如此之多,情况显然就是如此,即使不考虑虚假报告,仍然可以断言:基本上有盈利能力的企业有可能选择亏损。     

公共及行政部门的商业化行为与企业负担

政府行政以及公共服务部门收入的“二元”结构(部分来自于国家拨款、部分来自于对管理或服务企业的收费)是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商业化的体现,这将不断加重企业负担、扭曲市场竞争结构并导致政府部门的规模扩张。现实中表现为政府对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收费软约束”和企业的“投机冲动”,而公共服务部门的“乱收费”则成为企业成长(专业化与市场活动“外部化”)的障碍。治理“乱收费”的根本不是通过提供政策重点保护,而在于将政府以及公共服务部门的收入及利益分配与国有企业脱离“父子关系”,最终通过建立合理的税收制度来解决企业负担过重的问题。     

公有制企业的性质

本文概述尚未发生市场化改革的公有制企业的性质。这就是 ,在法权上否认个人拥有生产性资源产权的基础上 ,公有制企业成为非市场合约性的组织。但是为了充分动员在事实上仍然属于个人的人力资本 ,公有制企业用国家租金激励机制来替代市场交易和利润激励体制。本文比较了国家租金体制与市场合约的企业体制的差别 ,认为这是理解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效率差别的基础。在方法论上 ,本文认为流行的“委托—代理”框架和“所有权经营权分离”框架都不适合分析公有制企业的经济性质 ,因而尝试运用“法权的和事实的产权不相一致”的框架。     

一个中国私营部门发展模型

为讨论民营化、市场化对中国私营部门发展的影响,本文根据中国企业行为模式建立了一个简单经济数学模型。该文认为,由于中国的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和其他经济实体具有偏离利润最大化的多重目标,与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比较,它们倾向于利用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本生产更多的产品,但是,它们却只能获得更低的利润甚至亏损。这是中国经济高增长低效率的原因。本文还讨论了非利润目标和“准入成本”对企业数量和规模的影响。另外,模型分析表明,企业的管理能力和企业规模之间存在匹配问题,是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成功与俄罗斯大爆炸式改革失败的部分原因     

效率工资、租金分享与企业工资收入差距——基于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企业利润对工资差距的影响究竟来自效率工资还是来自租金分享,这是理论界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关心的问题。文章利用2004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实证分析发现:(1)企业利润是解释我国企业工资差距的重要因素,这主要由效率工资导致。(2)国有企业存在租金共享,但它不是通过企业利润实现的,而是利用行业垄断地位直接将职工高工资转化为企业成本实现的。(3)集体企业存在着租金共享。(4)外资企业也存在租金共享,但存在租金共享的外资企业同时具有更高的效率。(5)私营企业存在效率工资。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不同的是,对私营企业而言,行业垄断不但不能提高反而会降低职工工资水平,或反过来说,产品市场竞争有利于提高职工工资水平。最后,文章针对性地给出了一些缩小企业工资差距的政策建议。     

论工资歧视与歧视工资——基于经济租金的视角

工资歧视与歧视工资是两个不同概念,但理论上至今未对二者进行清晰界定和区分,应还原工资歧视的经济学本意.目前学术界将不同群体的系统性工资差异普遍解释为歧视原因的观点是错误的,其中应包含无歧视倾向的工资歧视.对二者区分有助于寻求经济机制以减轻工资歧视、缩小收入差距和避免劳动者过度维权.本文用经济租金剖析了二者的经济原因,用Rubinstein模型分析了劳资双方经济租金分配中二者形成的经济机制.主要结论:二者的经济动因都是经济租金;工资歧视是企业利润最大化时自发经济行为和工资策略;歧视工资由歧视行为和经济租金双重引发;不同群体工资差异由工资歧视与歧视工资组成;应将工资出价而不是工资结果作为歧视的判别标准;应将经济租金纳入税基并实行累进税率以缩小工资差距.     

新常态下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迎来了突飞猛进的增长,2014年人均国民收入达到7575美元,中国逐渐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目前,新常态的经济发展是一种趋势,这意味着重大的转变将会出现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此刻认识和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对于中国来说意义非凡.本文通过分析国外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来研究新常态下中国应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国营公司与中国发展经验:“国家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本世纪00年代,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改制为盈利性国营公司,在中国快速的GDP发展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这个事实被新自由主义的霸权话语所掩盖,因为它的认识前提是唯有私营公司才可能推动发展,由此把这个积极因素演绎为严重的不足.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和社会学还采用了一些抽象的理论建构来否认中国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社会不公.经验证据说明,改革期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作为既是快速GDP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当今贫富差距极其严峻的根源.本文最后简单地讨论最近的一个地方上的实验,及其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问题的启示:不是在修辞层面上而是在实质性结果层面上,到底该是“国家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孔飞力与《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孔飞力著《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从构成中国由前现代向“现代”转变进程底蕴的本土性知识资源的分析入手,讨论了由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构成的中国现代国家形成及发展的“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如何在19～20世纪的实际演变中跨越了革命、战争和危机等重大事件,最终形成了国家机制中政治控制压倒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特质”.本文认为,若以孔飞力的历史叙事为标杆,则中国革命固然具有巨大的历史正当性,革命所建立的国家却从来都面临着深刻的合法性挑战.但包括政治民主化推进在内的中国“现代性”的构建仍是可能的,这首先是因为,中国历史文化提供了这方面所需要的一些基本的知识资源.而这一构建前行的必要条件则是如魏源、冯桂芬等近两个世纪前所言——“广开言路”.     

中国国有部门的利润率变动模式:1978—1997

一、导　言中国工业改革的中长期效应之一是工业部门的统计利润率在改革后时期呈不断下降的趋势 ,特别是国有工业部门的财务表现在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更加恶化 (见图 1 ) ① 。因为部门利润率是“平均利润” ,所以从经济理论上说 ,利润率的持续下降应该主要是因为部门的“边际利润”下降得更快。现有的理论解释主要是通过经典的工业组织理论的“进入 -竞争”范式来说明边际利润的下降趋势的。其基本解释是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非国有企业 ,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大规模进入使市场竞争大大加剧 ,竞争必然动摇国有部门的垄断地位 ,从整体上降低国…     

企业社会责任七层次理论模型研究

<正>目前,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普遍理念是,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社会和环境的责任,包括遵守商业道德、生产安全、职业健康以及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了经济转型时期,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过渡。这既是经济发     

试论国家的“政治实体”与“经济实体”如何分离

<正>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国有企业主要听命于政府的行政命令及各种规定,与市场处于相对隔离的状态。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需要企业脱离原来的行政运行轨迹,成为真正独立而不只是形式上的经济法人。因此,推动企业走向市场就成为当前的首要任务。那么,如何促使企业成为市场主体呢?我认为立足我国经济运行的现状,应当首先把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与作为“经济实体”的国家区分开来,使企业从行政约束中彻底解放出来。在人类的发展史中,国家一向作为“政治实体”     

浅议“个人所有制”

一些现实的经济现象常常引起人们的深思:为什么有些强大的国有企业往往竞争不过集体企业?而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又竞争不过个体企业?为什么许多已实行了两权分离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生机和活力也并不是那么理想?形成这种种情况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没有认识到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重要性。     

企业公共外交与中国的国家形象建设——以非洲为例

近年来,中国对非投资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非洲大陆投资兴业,他们为非洲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也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和挑战,一些企业的行为对于中国的国家形象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也不利于中国在非洲的海外利益的保护,因此开展企业公共外交十分必要,我们应该将企业公共外交纳入到国家的公共外交体系中,以弥补政府主导的公共外交的不足,以此提升中国在非洲的国家形象.     

税收协定助推企业沿“一带一路”走出去的思考

“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契合沿线国家共同利益需求,得到沿线国家积极响应与支持,但是沿线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税制存在诸多差异,导致“走出去”企业在沿线各国面临一些严峻税收困境.本文分析认为,税收协定作为国际税收关系与税务合作的法律基础,通过“走出去”企业享受税收协定待遇,保障“走出去”中国企业的合法税收权益,可以为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走出去”铺路、护航.     

深圳国企改革的战略选择

A.深圳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1、国有企业改革必须转变思想观念深圳特区自从建立伊始,经济的发展始终坚持“四个为主”,即经济活动以市场调节为主,建设资金以利用为主,经济成份以“三资企业”为主,产品以外销为主.公有制工业企业在特区工业企业中的比重大约只占20%(但在其它行业,国有企业仍占主导地位).实践证明,特区非公有制为主的所有制构成,不但没有否定特区的社会主义性质,而且快速的促进了特区经济的发展.但是,这并不能否认国有经济存在的问题,也正是由于国有企业经济高消耗,低效益的矛盾,才使得深圳的决断者和改革者们一直在苦苦探索国有企业的改革之路.然而,深圳以往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始终是坚持基本不改变国有产权的控制垄断地位这一框架内进行的.国际经验和中国近年来的改革实践证明,没有那一个政府有能力去监管经营数以万计的国有企业.如果强去维持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监管经营,只能以高昂的成本费用为代价.这就是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将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根本原因.笔者认     

重庆:“第三只手”推动的公平发展?

"第三只手"不同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第一只手,它不是一个在理性经济人追求自己利益之上,被想像为促使市场经济自律以及最优化的那只手;它也不同于国家为了完善如此的市场经济,而做出各种干预的第二只手。它的经济主体是国有而不是私有企业,但是,它也不同于之前的国有企业,因为它的目的不在企业的利润,而在社会公平和公共利益。它既挑战又借助于其他企业。它虽然是国有企业,但在当前的中国政治经济体系以及全球化经济的大环境下,它的行为并不像一个垄断企业,因为它必须和其它两只手竞争,并且不仅和国内其它地方,也要和其它国家和经济体竞争。唯有在那样的竞争下成功地推进经济发展,它才有可能成为全国性的模式。也唯有那样,才有可能在资本主义占据绝对优势的全球经济现实下,把公平发展建立为一个实在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