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的“国家”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和政府提倡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分化，视“社会”的发育为改善民生的结构性条件。但在普通人看来，“国家”依然是最受认同的范畴，而“社会上的”人和事则意味着不正规和不可靠。同时，在普通人眼里，国家总体上的正当性不可置疑，具有高度的道德性，但是地方国家机构则不可信任，与它们的交往倾向于利益化、无规则。这一“普通人的国家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当前中国社会“总体稳定”和“具体失范”并存的现象。本文由此认为，追求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分化在现阶段缺乏基础，更重要的是重构彼此之间在多个层面上的有机联系。     

劳工移植:东亚的跨国劳动力流动和“点对点”式的全球化

本文以中国向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劳务输出过程为案例,指出与通常的“流动”不同,东亚的跨国劳务是一个“劳工移植”的过程:劳工在家乡被“拔出”,直接移植入在海外被严格控制的工作场所和生活空间.文章分析了当前跨国劳工移植的成因、表现模式和社会后果,特别是它和当前国际资本主义内部结构性矛盾之间的联系.“劳工移植”意味着,跨国间的流动和联系确实在不断增强,但是流动和联系是在主权国家的严格控制下展开的,代表了“点对点”式的全球化.在这个意义上,新的全球性流动和联系,与旧的以民族国家主权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得到了和解,甚至彼此互相强化.     

撩开北京“浙江村”的神秘面纱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泱泱大国来说,一旦觉醒的农民挣脱土地的束缚纷纷涌入城市的时候,这种景象虽不是洪水猛兽,却也不可等闲视之。     

寻找一个新世界：中国近现代对“世界”的理解及其变化

尽管当代中国往往被当作世界社会中的一个“例外”,在实践中中国人民通常认为中国近现代的发展乃是人类普遍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基于对中国近现代“世界观”的变化的梳理,本文提出三个假设：第一,在19世纪末期,对自我的对象化和对世界的外化（即把“世界”想象成一个外在实体）是一个关键的转变,这可能比“国族”观念取代“文明”或者“王朝”概念更为重要。第二,冷战时期的“三个世界”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解,把世界想象成为要主动争取的对象,认为国族建设是为了实现更大革命目标的一个手段;但是这也导致了不切实际的“革命天下”的想象。第三,在改革时期,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反而趋于单一化,同时对自己的理解也趋向于内化和简单化。文章最后呼吁发展一个“去中心”的对世界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