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变迁对海洋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沿海11省市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我国沿海 11个省市为研究对象,将其划分为北部、中部以及南部海洋经济圈,在测度其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基础上,研究不同地区间产业结 构合理化以及产业结构高度化对于海洋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 1999-2017年间,三 个经济圈的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度化都在逐步提升。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度化均对海洋经济发展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进一步的分析发现,产业结构高度 化对于海洋经济增长的偏效应远高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对于经济增长的偏效应。     

人民币汇率与FDI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协整关系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对1979--2008年度人民币双边实际汇率与美国、日本和欧盟对华直接投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对美国而言,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不仅不会导致中国FDI流入的减少,反而能够促进FDI流人的增加;对日本和欧盟而言,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与其对华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美、日和欧盟而言,我国的开放度和政策的稳定性对它们的对华直接投资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数字金融、内驱机制与实体经济增长——基于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研究视角

基于实体企业金融化研究视角,探究了数字金融推动实体企业增长的内驱机制与作用机理.采用2011-2019年A股上市公司未参股金融业的非金融企业数据,研究了数字金融对实体企业金融化和实体企业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具有较强发展实力和良好外部环境的企业,数字金融通过驱动技术创新遏制了源于"借势取利"企业的金融化趋势,并助推...     

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中国FDI流入的影响——基于1979~2008年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协整关系分析、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分析和向量自回归模型对1979～2008年度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FDI流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中国FDI的流入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而人民币对美元、日元和欧元的双边实际汇率却分别与美国、日本和欧盟对华直接投资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     

新一代信息技术对劳动力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三大产业劳动力份额变动的视角

文章采用1978—2019年中国劳动力市场实际数据进行参数校准，探究新一代信息技术进步对中国劳动力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基准模型能够较好地刻画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三大产业劳动力结构变迁的动态特征；稳健性检验表明，市场结构扭曲和生产结构差异对劳动力份额变动的影响作用有限；反事实实验结果显示，新一代信息技术进步会加速中国劳动力份额的调整进程，新一代信息技术进步空间的提升和其在三大产业中渗透率的提高会促进中国劳动力结构优化，其显著特征为第一产业劳动力份额显著下降，而第二产业劳动力份额则随着第三产业劳动力份额持续上升呈“驼峰型”变动趋势。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的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效应

本文在劳动力市场动态均衡模型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厂商利润最大化模型,验证了汇率变动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传导机制;然后通过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检验和脉冲响应分析进一步对传导机制进行验证,并具体考察了1981～2010年度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能够通过价格水平、对外贸易(出口和进口)和FDI 3条路径影响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其中,价格水平和进口是两条重要路径,FDI的影响作用并不显著。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能够促进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美国制造业就业和工资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细分行业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CSSCISSCI

通过构建劳动力市场一般动态均衡模型,推导出影响就业和工资的主要因素,然后利用岭回归实证研究了各因素对美国制造业细分行业就业和工资的影响,试图找出其中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利率对就业的负向影响最显著,其次是国际原油价格,虽然个人可支配收入对就业的影响较小,但对工资的正向驱动势头却很显著,而人民币汇率的影响作用最小。由于人民币加入SDR是人民币汇率退出盯住单一美元的有利契机,随着人民币与美元的"部分脱钩",在未来人民币汇率通过传导机制对美国制造业就业和工资的影响会更加微弱。此外,工会特征是造成美国制造业行业间就业和工资水平差异的显著因素;平均受教育水平、专业技术水平、经济性垄断程度和所有制垄断程度,则能对行业间工资回报差异产生决定性影响。     

人民币汇率与FDI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协整关系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对1979—2008年度人民币双边实际汇率与美国、日本和欧盟对华直接投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对美国而言,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不仅不会导致中国FDI流入的减少,反而能够促进FDI流入的增加;对日本和欧盟而言,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与其对华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美、日和欧盟而言,我国的开放度和政策的稳定性对它们的对华直接投资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美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人民币实际汇率与美国国内因素的比较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劳动力需求和供给模型,考察了影响美国制造业就业的主要因素,并基于最优消费决策条件的经验数据测量模型(K-R),重点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美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然后通过实证研究全面分析了1981～2011年度人民币实际汇率和美国国内因素对美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无论短期还是长期,美国制造业技术进步率上升和人均资本存量增加均能够显著拉动制造业就业增长;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和美国实际利率下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制造业就业增加;但从短期来看,美国制造业实际工资率上升对制造业就业的正向影响更加显著。     

数字金融、异质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推动经济绿色发展是“十四五”规划的重要目标,在数字金融发展背景下探讨其绿色价值并健全环境规制,在经济供需两端形成绿色发展合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2011—2021年1597个工业污染源重点调查企业数据,利用中介模型和门槛模型探究了数字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异质型环境规制在此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通过技术、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路径驱动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随着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的裁量空间增大,上述驱动作用会产生“减损”“补偿”和“分化”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绿色发展实力较强的企业,应重视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路径的作用,并主要实施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绿色生产成本较高的企业更应依靠技术路径,并重点实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从而基于市场和政府的协同合力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