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红力度、资本混合度与国企资产保值增值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首要目标是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同时国资监管部门要求差异化分红，因此，混合所有制改革后的国有企业如何决策分红力度才有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成为亟需研究的问题。本文以2013—2021年我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分红力度对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以及资本混合度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分红力度与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呈显著倒U型关系，即合理的分红比例有利于促进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资本混合度对分红力度与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的倒U型关系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即强化了分红力度对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影响的敏感性。机制检验表明，两类代理成本具有中介效应。基于企业异质性的研究表明，分红力度对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的极值点因国有企业发展阶段、规模、行政级别、所属行业的技术特质和竞争程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研究结论表明：监管分红力度合理性是国资监管部门“管资本”的重要手段，但要针对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企业具体情况进行监管；国有企业可以通过提高资本混合度促进分红的增值效应发挥。     

新时期新国企的新改革思路*——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逻辑、路径与实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性质决定了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不应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可以共同发展的,关键是确认它们在各自适宜发展的领域发挥作用。本文从产品性质及行业特性两个维度来客观制定功能导向的分类方法,以此来对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选择不同的改革模式。即提供公共产品的国有企业宜选择国有国营模式,垄断性国有企业宜选择国有国控模式,竞争性国有企业一部分宜进行产权多元化的股份制改造,一部分宜实行民营化。在分类改革原则下推进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公共产品领域推进“长期导向”下的混合,在自然垄断领域推进“控制权导向”下的混合,在竞争性领域推进“流动性导向”下的混合,同时构建与国企分类改革战略相适应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在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分类分层推进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创新,并分类构建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机制。     

大力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前沿论坛综述

2018年9月14—16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前沿论坛在安徽工业大学隆重召开。论坛由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经济出版社、《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编辑部、安徽工业大学共同举办，《上海经济研究》编辑部、《国资报告》杂志社协办，安徽创新驱动发展研究院和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承办。来自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湖北省大冶市国有资产管理局为代表的国有资产监管部门，中国商用飞机有限公司、中国联通和中钢天源为代表的中央企业，安徽省投资集团、江淮汽车集团、安徽省国贸集团等为代表的29家安徽省属国有企业，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吉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为代表的高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为代表的研究机构，以及有关企业、出版社、杂志社共200多位专家学者、企业家、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负责人参加了此次论坛。本次论坛举办于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通过大会演讲、中央企业与安徽省属企业改革案例分享、专家点评等形式，与会专家学者、企业家围绕国有企业改革目标、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下一步国有企业改革如何推进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基础理论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一、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问题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口。中国人民大学杨瑞龙教授认为，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要分类实施。他根据国有企业所提供产品的性质及国有企业所处行业的特征，认为国有企业按不同类别应采用不同模式。提供公共产品类的国有企业一般采用国有国营模式，通常排除股权上的“混改”，但在特殊的环节或者领域也可以在保证充分实现社会目标的前提下有条件引入社会资本，这是一种“长期导向下”的混改；处于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一般采用国有国控模式，为了提高其效率，需要重点推进垄断型国企的混改，但一般来说国有资本应在混改企业中保持控制地位，因此属于“控制权导向”下的混改；对于竞争性国有企业，由于其处于纯私人物品领域，无须保证国有资本的控股地位，也无须保证国有企业的政策功能，因此，其不再是“控制权导向”的混改，而是“流动性导向”的混改。杨瑞龙教授指出，重塑改革动力机制是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关键。北京师范大学高明华教授认为，要正确理解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本质，即混合所有制是异质混合，而非同质混合。国企混改是国资和民资的混合，必须把健全公司治理与国企混改结合起来，才能使国企负责人有动力推动混改，也能使民营资本有动力参与混改。广东省社科院国资监管研究中心梁军研究员则对决定混合所有制改革成败的关键“细则”进行了厘清。他构建了7个指标体系，即（1）改革方向：增量带动、做大做强（15%）；（2）混合对象：优势互补、协同发展（10%）；（3）股权比例：股比适度、掌控有序（10%）；（4）混改结果：评估合理、保值增值（15%）；（5）混改程序：依法依规、公开透明（10%）；（6）混改目的：协调运转、有效制衡（30%）；（7）混改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10%）。他建议用这个指标体系来评价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得失。安徽工业大学董梅生博士认为，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要求，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必经之路，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手段，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要分类分层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国有资产证券化改革和利用员工持股制度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以及搭建适合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平台。二、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问题国有企业改革目标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是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中国社会科学院林跃勤教授认为，中国国企做大做强已经成绩斐然，但是做新、做强、做优方面则不如人意，尤其是当前美欧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中美贸易大战、对华知识技术围堵、打压中国企业等复杂国际环境，以及国企整体生态环境、经营状况及改革转型不如意，迫使国有企业必须做强做优做大，这是符合时代变化和内在发展逻辑的演变，要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国有企业要勇于担当，亟待脱胎换骨、奋发图强，通过制度、管理、建设、品牌、人才创新，做新做优做强做大做好国有企业。 吉林大学李政教授则探讨了“三做”国资与“三做”国企的一致性。他认为新时代国企改革目标有两个，即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他认为“三做”国企是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基础，“三做”国资是这一基础在宏观层面的体现，因此“三做”国企是“三做”国资的前提和条件，它们是逻辑上一脉相承、实践上梯次递进的关系，是对国有企业提出的层次更高、范围更广、内涵更深刻的新目标、新要求。李政教授认为“三做”国企的基本路径是进行体制机制改革激发保护优秀企业家精神，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创新能力，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推进分类改革，打破垄断鼓励竞争，加强监管，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以人为本，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国民共进。“三做”国资的基本路径是发挥好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平台作用，推动国有资本的有序流转，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安徽工业大学洪功翔教授认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是巩固基本经济制度、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需要，是提升国际竞争力、带动非公经济发展和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需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方协同努力。从政府层面看，需要为国有企业改革营造良好环境；从企业制度创新层面看，需要继续推动国有企业股份制公司制改革；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层面看，需要以政府行为推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与重组；从企业层面看，需要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从社会层面看，需要让全体人民分享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成果，以获得最广大人民的关心和支持。三、国有企业改革经验分享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叶传柏介绍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安徽国有企业在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整体上市、员工持股、引入战略投资者和国有资本运营试点等方面取得的成绩，以及安徽省在着力推进国企国资改革攻坚方面，如何抓好混合所有制改革、员工持股改革、规范董事会建设、职业经理人制度、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中长期激励等工作。安徽江淮汽车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王东生对公司改制案例进行了剖析。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全系列商用车、乘用车及动力总成等研产销和服务于一体，“先进节能汽车 、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并举的综合型汽车企业集团。江汽集团于2005年正式启动改革，2018年2月改革改制工作已全面完成。自2005年实施改制以来，江汽集团的经营业绩持续保持了快速提升，销量、营业收入、利润等主要经济指标均大幅增长。王东生将江汽集团改革成功的经验概括为：坚持依法合规操作是前提；紧密结合企业实际是基础；建立强有力的推进机制是保障；战略投资人的选择是关键；激励与约束机制变革是核心。安徽省交控集团总经理、党委副书记钱东升介绍，截至2018年上半年，集团资产总额近2 400亿元，位居安徽省属企业第一位。钱东升将交控集团改革成功经验概括为：坚持统筹兼顾，整合机构人员；坚 持同业归并，优化资源配置；坚持兼容并蓄，重构制度文化；坚持同频共振，纵深推进改革；坚持着眼长远，重建战略规划；坚持政治引领，同步加强党建。 安徽国贸集团副总经理何传友对公司改革发展情况作了介绍。该企业处于商业类竞争行业，于2006年3月正式挂牌，是安徽外经贸行业大型企业集团暨国有独资公司，注册资本35亿元。成立以后，通过企业改革改制，引进战略投资者，建立了新型产权关系，充分调动企业管理骨干和业务骨干的工作积极性，实现了企业对于员工的长效激励，激发了企业活力，促进了企业发展。何传友将企业改革成功经验概括为：注重强化功能，加强党的领导；完善法人治理，规范董事会建设；开展全面预算，强化内部控制；加强风险控制，完善防控体系；践行以人为本，加快人才培养；建设企业文化，凝聚发展合力。南京审计大学卢亚娟教授解读了苏美达集团有限公司的高质量发展。江苏苏美达集团有限公司（SUMEC）成立于1978年，是世界500强企业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SINOMACH）的重要成员企业，属于中央企业。卢亚娟将苏美达集团的高质量发展的成功经验归结为：发展战略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商业模式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体制机制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优秀的企业文化是高质量发展的保障。四、国有企业改革理论支撑问题安徽工业大学洪功翔教授利用生物学中的共生理论，将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视为两个生态种群，运用2000—2015年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建立了共生度的静态、动态面板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国有与民营经济之间确实存在着正向共生、互相促进的非对称互惠共生关系。从全国层面和东部、中部、西部层面来看，其结论都是一致的。他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际解释道，“两条腿”比一条腿走得快、 走得稳、走得协调，在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因市场规模效应、优势互补效应、相互竞争效应、分工合作效应、要素流动效应等形成了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繁荣局面。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不动摇和坚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动摇。上海师范大学马立政教授认为，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新时代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坚持“两个一以贯之”，即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重大政治方针，必须一以贯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也必须一以贯之。南京大学博士后贾兴梅，运用空间经济学理论分析国有企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时发现，国有企业发展具有空间依赖性和正的空间溢出性。无论是从国有企业产出比重，还是国有企业资本投入比重、劳动力投入比重看，国有企业的发展都具有空间依赖性和正的空间溢出性。国有企业产出比重、国有劳动力投入比重对其区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五、国有企业改革深化问题安徽大学荣兆梓教授认为，如果没有国有信托基金制，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不可能实现预想目标。这是因为国有资产投资运营公司的资本管理还是行政性的、被动的，巨大数量的国有股份资本分散地掌握在互不统辖的各种持股机构手中，其行为趋于投机性和短期化，对市场不可能发挥压舱石作用，因此国有资产投资运营公司是在层层公司制的“俄罗斯套娃”中间再增加了一层“套娃”，对政企分开的目标不会有实质性的影响，所以单纯公司制难以达成预期目标，为此他提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应当按信托基金管理公司的模式组建。杨瑞龙教授认为，要根据国有企业所提供产品的性质及国有企业所处行业的特征，来对不同的国有企业选择不同的改革模式。对处于公益类领域企业通常实行国有国营模式，企业管理者和员工薪酬应当参考公务员薪酬标准，采用年薪制，并适当引入成本控制奖励。对处于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通常要在引入战略投资者基础上改造成国家控股的上市公司，它既要贯彻国家的产业政策，追求社会目标，又要提高效率，追求利润目标。因此，需要对企业内的不同身份的经营者采用不同的激励机制。对在纯私人物品领域的国有控股或者国有 参股的企业，建立对经营者市场化薪酬机制，通过建立多元化薪酬安排，满足多样化的激励需求。北京师范大学高明华教授提出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促进国企可持续发展，所以必须去掉公司治理的形式化内容，要做到“形”“实”兼备，“实”重于“形”。他从董事会结构维度、独立董事独立性维度、董事会行为维度、董事激励与约束维度构建了董事会治理评价体系，发现ST公司反而好于非ST公司，这说明当前中国公司董事会形式治理与实质治理存在反差，独立董事的形式化使其也难以独立，企业家的选聘也不存在独立性，所以高明华提出去掉公司治理的形式化内容，以促进国企可持续发展。中国商用飞机集团彭金柱博士认为，传统国企组织模式难以适应新经济的挑战，股权基金由于具有股权多元化、决策市场化、薪酬与激励市场化和效益为导向的优点，可以助力传统国企改革发展新经济。中国商飞就是借助股权基金，在制约大飞机产业的薄弱环节投资，补齐产业短板；优化整合产业链，降低总体成本；支持国外供应商向国内转移生产和技术，支持国内厂商进口替代；支持有竞争力的厂商走向国际市场，成为国际一流航空部件生产商，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关于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几个问题

当前新一轮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特别注意的几个争论性问题是:要防止国有资产再次大量流失,重点是坚持在增量资产上发展混合所有制;要警惕让国企无条件全部退出竞争性领域的说法,此说法违背市场经济基本法则,而那些要求国企只混不控的言论有可能把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向邪路;要科学把握反垄断问题,不能简单把企业规模大等同于垄断,对于垄断的认识既是性质的把握也是法律的裁定;要正确认识加强反腐败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关系,反腐败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并行不悖的,反腐败不是要反掉国企。     

出资人监管体制下产权界定工作的再认识

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作为企业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代表,应当依法行使出资人职责,保障国有经济出资人权益,促进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在混合所有制经济条件下,国资监管机构首先要解     

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思考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通过不同所有制的资本联合或相互参股的形式,在企业产权层面进行相互融合,实现提高公司治理水平,进而激发企业活力的一种改革方式.国有企业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需要,是获取资金、技术、市场、人才等资源的需要,是资本运作的需要.充分利用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国有企业发展活力,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     

国有企业改革现状的微观思考

国企改革的根源还在于国有企业的"所有者虚置",即国有企业名义上归全民所有,但因全民中的任何人皆无排他性的各项权利,实际变成了无人所有,自然也就无人真正关心国有企业的营运效率、增产增值。因此,国有企业的改革重点就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市场上最先进生产力,调动各方力量,引入社会监督,以充分实现国有资产保值与增值的目标。     

论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党的十六大做出了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决定。做出这样的决定，是总结了以前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经验和问题，提出的一项重大改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的日益深化，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实现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并合理配置和有效经营国有资产，对于提高整个国有资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推动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具有重要意义。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新模式的法律研究

我国国有企业的核心问题是产权不明确,国有资产的所有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不是具体的法律主体.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是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增强国家对经济命脉的控制力.股东分为三类:企业股东、投资股东和投机股东.国家或者其代官人政府作为企业股东造成了政企不分、垄断经营.应当实行股权改造,将国有股的持股性质改造为优先股和黄金股.优先股只参与公司的分红,不参与经营决策管理,真正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保障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黄金股只对重大事项行使否决权,保障了国家对经济命脉的控制.通过股权改造,政府和国有企业重新定位,政府只享有分红和对重大事项的否决权,不再参与国有企业的经营决策管理,可以不设专门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从而真正实现产权清晰和政企分开的国有企业改革目标.     

重资产配置与国有企业效率——兼议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价值网优化

在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国有企业改革一直处于核心环节。此前的研究主要关注了国有资本的“进退”或“比例”对企业效率的影响，本文则从异质性资源的角度分析了国有企业的重资产配置带来的效率差异。本文基于动态博弈模型提出基本命题并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国有企业较之非国企业具有更高比例的重资产配置；第二，当重资产配置对非国有企业的效率产生负向拖累时，改由国有企业承担有助于减少其不利影响；第三，在混合所有制中，随着非国有资本介入程度的减弱，重资产配置效率得到加强。本文的研究启示在于，对于业已形成重资产配置特征的国有企业而言，轻资产转型并不是其改革的必然方向，应当从异质性资源角度审慎定夺，利用异质性资源循序渐进地提升效率。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非国有资本和国有资本可在轻资产和重资产中实现优势互补，提升价值网络整体的绩效水平。同时，当国有企业的决策目标中社会福利的权重相对减少、企业利润的权重相对增加时，国有企业才可能降低重资产配置倾向，并提高轻资产配置效率。     

混合所有制改革能有效化解国有企业产能过剩吗*

在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背景下,相比于采用正向逻辑来研究国有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产能过剩的成因与化解机制异同,本文通过逆向逻辑构造反事实因果推断,即国有企业经过混合所有制改革身份属性发生变更后产能过剩能否得到化解,来探究国有企业产能过剩的制度性成因。在实证分析中,本文通过PSM—多期DID方法识别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其产能利用率的政策影响,分析了不同市场结构下国有企业规模对产能利用率影响的非线性关系,明晰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化解产能过剩的作用途径,探究了产能过剩的制度性根源与衍生因素之间的传递效应。     

进入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关键期的中国经济*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全面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打造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创新型国家,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笔者认为,创新和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是当前构建创新型国家最为突出、最为核心的问题。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的速度、广度和深度,既是中国壮大新动能和塑造新结构的核心途径,也是开启中国经济“新周期”的关键钥匙,又是影响中国潜在增长率结构性变化趋势的决定性因素,更是将中国今后一段时期内GDP增速维持在6%~8%高位运行的重要支撑因素。但是,当前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格局尚未全面有效形成,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正处于极为重要的爬坡期,处于全面推进“大破大立”式机制体制改革的临界点。中国不少地方政府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所普遍存在的程度不等的认知偏差和操作误区现象,是导致这些问题出现和障碍爆发、导致众多变异行为和扭曲效应的总根源。在着重分析、重新认识并协调好政府和企业、国有和民营以及产业政策和市场公平竞争这三大关系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相应的重点改革方向以及具体政策建议。     

国有企业双重效率损失研究

本文基于企业效率最大化要求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相对应这一企业理论分析了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损失和创新效率损失问题。国有企业的公有产权属性决定了国有企业中存在着生产效率和创新效率的双重损失。国有企业改革通过监督和激励机制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生产中的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匹配,从而提高了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然而,由于创新具有不同于一般生产的特殊属性,已有国有企业改革措施并不能实现创新中的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匹配,因而无法改善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由此,本文提出了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损失大于生产效率损失的理论假说。基于中国省级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工业行业数据,统计分析和计量模型估计结果都稳健地支持了该假说。     

明晰产权与规范政府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的放权让利含有丰富的产权改革内涵。它既使财政从国有企业的融资活动中逐步淡出 ,也使财政不再为国有企业承担盈亏责任。但是 ,这种改革未能实现国有企业的产权明晰化 ,因为它局限于国有企业制度中的经济性层面 ,没有触及国有企业制度中的行政性层面。这是行政权利益左右中国改革走向的结果。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必须约束行政权力 ,规范政府行为 ,必须改革国有企业制度中的行政性层面。不然 ,明晰产权就是一句空话     

Does the mixed-ownership reform improve the productivity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Evidence from companies listed in Chinese stock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itiated a new round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SOE) reform in 2015 to improve SOE's performance with a focus on introducing multiple ownership shareholders and strategic partners, known as the mixed-ownership reform (MOR).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policy effectiveness of the current MOR, an ongoing quasi-experiment, for listed SOEs’ productivity from 2011 to 2019 using a time-varying difference-in-difference (DID) approach. Overall,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of SOEs selected as pilots by the government improved significantly by 14.57% after the reform compared to other SOEs, providing evidence for the positive role of the current MOR. This positive impact is prolonged and tends to increase in the post-reform years. A series of robustness checks show that our empirical specification satisfies the basic assumptions of DID and our findings are robust. By comparing the two reform strategies in the MOR, we find that the restructuring and reorganization plan is the primary channel driving TFP growth, showing a 0.4% improvement after the reform, rather than the 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plan. We als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MOR on other financial and non-financial indicators, but we only fin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profitability of SOEs’ assets.     

短期跨境资本流动、金融市场与系统性风险*

由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而导致的全球经济危机一直在延续,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已经成为全球各国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共同的课题。而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开展和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受关注程度的提高,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对系统性风险的潜在影响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议题。本文使用SRISK指标测度了我国的系统性风险,并通过构建传统VAR模型和VAR MGARCH DCC模型,对我国“8·11”汇改前后的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系统性风险、股票价格收益率、人民币在离岸利差、离岸人民币与美元利差五变量及其波动性之间的联动关系进行了检验。实证研究证明,我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与系统性风险及两者波动性之间均存在明显的关联关系。     

国企分红再分配与投资 决策价值相关性研究* ——基于国有资本红利返还的初步证据

以2007年以来颁布的有关规范国有资本收益收缴和资本预算制度为背景，本文考察了上市国有企业分红对其资本性投资支出决策价值相关性的影响机理。搜集以国有企业分红返还为代表的“体内循环”证据，通过国有股权比例衡量红利“体内循环”的预期操控强度，验证了国有股红利“体内循环”与企业资本性投资支出决策价值相关性的关系以及受国有资本收益收缴和预算制度的影响。本文指出的国资红利再分配的“两面性”，对混合所有制发展和国有企业市值管理均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政策协同视角下的中央企业重组与国有资本配置效率*

基于深化国企改革的政策协同视角，本文系统地考察了中央企业重组对国有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央企业重组能够长期性地改善国有资本效益，并且这一结果在不同重组方式下存在差异。机制检验表明，中央企业重组是通过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而非加剧市场垄断来提高国有资本效益的。进一步检验表明，深化国企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和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能够对中央企业重组起到政策协同效应。最后，中央企业重组还能够通过退市清算、产权转让等形式促使国有资本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同时布局重要行业并聚焦主业。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及时回应了国企重组特别是央企重组效果及必要性的重要关切，而且为深入推进国企改革提供了有益启示。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经济增长方式评价*

在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当下，通过城镇化手段刺激内需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是必要举措。但中国城镇化模式是否粗放,是否有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却尚未被解答。为此，本文摒弃测算TFP增长率的新古典条件，放松生产函数形式、规模报酬不变和技术进步希克斯中性的要求，给出要素贡献率的非参数测算方法。在方法创新的基础上，本文实证研究显示：1985-2012年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415%，占主导地位；劳动贡献率为326%，能源贡献率为2175%，而TFP贡献率仅为1084%，因此样本期间经济增长方式较为粗放，并且从趋势上看这种粗放性没有显著改善。回归分析表明，相比中国的工业化和服务业化而言，以往的城镇化比较粗放，阻碍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因此，在经济新常态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更应当注重转变城镇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