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土地调控中的博弈分析——诠释宏观调控中政府间关系协调的一种新尝试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土地调控上的博弈色彩越来越浓,中央政府"地根"调控的目标是实现土地资源的均衡有序利用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上其决策是符合全社会福利最大化原则的.但是,作为具有"经济人"思维的地方政府,也有与中央政府利益不一致的地方.研究发现,由于中央对地方政府在土地调控中的投机行为不可能百分之百查处,加之官员任期存在阶段性,现有的成本收益布局决定了地方政府会在土地调控中采取欺骗行为,造成中央土地调控政策的梗阻.制度创新、GPS等技术手段的运用等改变成本收益布局的措施,将有利于减少地方政府的投机行为,增强中央宏观调控的效果.     

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投资博弈分析

针对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的竞争加合作、竞争大于合作的博弈关系,建立了不完全信息条件下中央政府介入前后地方政府投资博弈模型,该模型揭示出地方政府行政性重复建设、短期性投资等低效率行为的原因。模型还显示在中央政府在税收和补贴政策的调控下,中央预期投资收益会增加,地方政府之间的重复投资率降低幅度较大。     

流动儿童义务教育供给的动态博弈分析

文章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流动儿童义务教育供给的财政支持领域建立了一个动态的博弈模型,分析了中央政府在两种不同目标下,各局中人的博弈过程,并得出了各局中人的均衡解。研究结论如下:(1)如果中央政府以"地方政府执行优先"为目标,越不满意中央政策的地区和流动人口比例较高的地区,将获得中央政府制定的相对较低的支付方案。对中央来说,对这些地区实行一定的支出优惠政策和增加奖励性支出是理性的策略。(2)如果中央政府以"中央支出最小化"为目标,当"收买"比"惩罚""不执行"的地方政府所费成本更小时,中央政府会重新制定较低的支付方案;但是如果对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的供给的直接支付的成本超过"惩罚"成本和奖励后,中央政府会选择惩罚"不执行"的地方政府。建议中央政府制定合理的流动儿童义务教育供给的财政支付方案的同时,以转移支付的方式,承担一定的财政责任。其次,将流动儿童义务教育供给纳入到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     

从地方政府经济行为角度谈绩效评价机制设计

相对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从属地位决定了其经济行为取向受制于中央的政策期望和评价激励机制。不同时期的中央政策期望和评价机制决定了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不同特征。当前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评价制度的不完善，导致了宏观经济政策微观力量的缺失和负面外部效应的不断累积，建设完善的绩效评价机制是当务之急。     

构建地方政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驱动机制——基于利益主体间博弈的理论分析

各级地方政府是中央宏观调控的执行者和地方微观经济的指导者,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该文从当前地方政府所处的利益格局出发,深入分析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非政府主体、地方政府与其他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关系,得到一个理解地方政府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经济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从中揭示出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驱动力缺失的原因,认为中央政府的外力干预是打破这种路径依赖的关键,并从中央层面进行激励约束分析,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博弈

制造业绿色创新是一种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发展模式,其发展需要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以及制造业企业的共同努力。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重要机构,由于其本身利益的二重性,因而在促进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博弈论作为分析工具,研究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中地方政府的行为,在相应的假设条件下,建立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行为博弈模型、地方政府与制造业企业的行为博弈模型、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及制造业企业的三方行为博弈模型,探讨了地方政府在利益冲突中的行为特征。通过求解纳什均衡,寻求协调各方利益冲突的有效途径,并提出了推动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发展的对策建议。     

财政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变化-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

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分配财政资源的不同方式会引起地方政府的利益机制和行为的重大变化。本文构建一个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模型,并且采用省级数据来说明在90年代中期伴随分税制而来的财政集权如何加剧了地方政府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的行为转变。研究发现,虽然中央政府从财政集权中受益,预算收入和经济增长速度却因地方政府的行为变化而显著下降。     

房地产调控中政府行为博弈分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自1998年我国房地产市场改革以来,房地产业迅速发展,现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与此同时,商品房价格一路飙升,各地房价不断创下新高。面对房价飞涨,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政策,但房价依然居高不下,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调控政策的实施受到来自各方的阻力,以地方政府最为突出。本文基于博弈视角探讨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房地产调控中的行为特征,在分析双方博弈动机的基础上,构建了博弈模型,进而研究了双方博弈的内在机制,得出中央政府的最优策略为严格监督地方政府对调控政策的执行,杜绝地方政府的抵制行为,而地方政府获利的行为则是抵制中央政府的各种调控政策,并且为了取得成功常常采取变相抵制措施。最后,本文分别针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提出了政策建议,以期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能够达成合作博弈,更好地促进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     

财政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变化-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

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分配财政资源的不同方式会引起地方政府的利益机制和行为的重大变化.该文构建一个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模型,并且采用省级数据来说明在90年代中期伴随分税制而来的财政集权如何加剧了地方政府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的行为转变.研究发现,虽然中央政府从财政集权中受益,预算收入和经济增长速度却因地方政府的行为变化而显著下降.     

低碳技术扩散中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行为的博弈分析

运用讨价还价模型、具有唯一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的博弈模型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行为进行分析,得出地方政府推动低碳技术扩散体系的最优选择及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关于低碳政策的权力分配、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的最优行为选择,提出了加强信息传递渠道和反馈渠道建设、降低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费用、建立和完善中央与地方的分权机制以及改革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制度等措施。     

对“两个大局”战略思想的经济学解释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为中国的区域发展政策布局指明了方向。本文建立了一个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跨国公司组成的博弈模型,试着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两个大局"的科学性。模型指出,在地方政府为经济增长而竞争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为了最大化整个国家的经济福利,应该选择外资的外部收益较高地区作为政策优惠对象,而政策倾斜力度需要大到足以使得政策优惠地区不提供任何税收补贴即可赢得外资竞争。相比"东部优先"战略而言,"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等发展战略还需要中央政府提供更大的政策倾斜方能见效。     

政府换届、经济政策与政治经济周期

在梳理政治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础上,比较中西方国家该理论前提、内在逻辑的差异,并从实际出发提出相关命题,建立计量模型,运用中国1953年～2008年的年度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两会"召开周期 (中央政府换届)与经济波动周期之间存在较显著的相关性;中央政府换届导致地方政府交流周期,政绩考核晋升机制使地方政府产生纵向、横向上的竞争,并形成周期性的经济发展举措,进而加大了对经济周期的影响;中央政府政治周期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顺周期特征,地方政府通过财政项目竞争、软预算约束以及货币信贷倒逼机制,扩大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顺周期性;在受到国际经济危机异常冲击时,我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表现出平稳经济波动的特征.     

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

在Barro、Davoodi和Zou模型的基础上,本文构造了一个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模型,并利用1980-2004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随机效应回归方法,分阶段实证研究了我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总体上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而且我国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显著的跨区差异,东部地区的财政分权经济增长优势高于中西部地区.作者认为,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的差异与公共支出构成的差异是造成我国财政分权经济增长效应跨区差异的重要原因.     

政府公信力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空间经济分析

政府公信力反映了公众对政府行为的满意程度,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政府公信力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向度。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空间经济建模技术,显著具有空间差异性的政府公信力完全可以纳入到空间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当中,这不仅可以深入探究政府公信力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而且通过理论分析和模型推演还可以进一步揭示出,政府公信力在区域经济增长的路径选择上具有重要的作用,是区域经济差异化的重要推进力量。     

税收竞争、经济集聚与地区投资行为

中国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地区间招商引资竞争广泛存在。本文通过一个纳入经济集聚因素的新古典投资决策计量模型,考察了税收激励对投资地域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目前在中东部地区经济集聚可为地方财政带来一定的集聚租金,这使地区间税收激励政策呈现为差异化竞争策略;投资的流动性、地区经济基础、投资的产权性质等均对地区的税收激励政策选择有重要影响。本文的研究意味着,实现区域均衡发展需要构建稳定的地区间财力分享制度、改善欠发达地区的产业发展基础。     

经济增长、地区收入差距与公共支出

建立包含公共基础设施的两地区内生增长模型，将公共支出政策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同时合并考虑政府调控的各种支出手段对区域发展的综合影响。该模型表明与转移支付和传统的区域政策相对照，旨在减少革新成本的公共支出政策能提高经济增长率，同时促进区域间平等。     

基于BGWR模型的区域创新能力建设中政府效能测评

构建了我国省域政府效能、区域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对2006—2009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政府效能及区域创新能力进行了综合评价。利用综合评价数据,分别使用BGWR模型中的3种平滑方法———"距离平滑"、"单中心城市平滑"和"邻近平滑",基于后验概率的比较,对省域政府效能对创新能力建设的影响作用进行了客观评估。结果表明:除新疆外,我国其他省区的政府效能对创新能力建设的影响作用均较显著,但各省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与东部地区、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相比,目前我国中部地区的政府效能对创新能力建设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大。     

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干预和金融加速器效应——基于中部地区1995～2008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中部地区地方政府对金融发展的干预对金融加速经济发展的效应的影响。研究表明,在经济转型期,中部地区金融业的低水平稳态发展成为阻碍地区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而地方政府因发展经济的强烈动机,适当干预金融发展能弥补地方金融自身发展的不足,促进金融发展推动地区的经济增长。     

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选择

造成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其中,国家资金投入、税收优惠政策与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安排在地区间的非均衡性对我国区域经济差异扩大有着十分突出的影响,而这又归结为国家在一定时期的财政政策选择.借鉴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的国际经验,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应调整财政投资的区域布局和区域性税收政策,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政府行为下创新要素流动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2000-2018年中国内地31省市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分析法探讨政府行为与创新要素流动的内在机理,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结果发现：就全国而言,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对R&D人员和R&D资本要素流动存在倒U型影响,且地方政府竞争与政府支持、政府支持与政府房地产投资偏好行为可以协同发力促进创新要素流动;另外,地方政府竞争和政府支持能够促进周边地区创新要素流动,而政府房地产投资偏好仅能影响周边地区R&D人员流动。在分区域研究中,东部地区3种地方政府行为对创新要素流动均存在倒U型影响,中部地区政府房地产投资偏好行为发挥倒U型作用,而政府竞争和政府支持行为发挥正U型作用;地方政府行为协同对中西部地区创新要素流动发挥正向促进作用,但在东部地区影响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