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变化-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

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分配财政资源的不同方式会引起地方政府的利益机制和行为的重大变化.该文构建一个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模型,并且采用省级数据来说明在90年代中期伴随分税制而来的财政集权如何加剧了地方政府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的行为转变.研究发现,虽然中央政府从财政集权中受益,预算收入和经济增长速度却因地方政府的行为变化而显著下降.     

财政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变化——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

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分配财政资源的不同方式会引起地方政府的利益机制和行为的重大变化。本构建一个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模型，并且采用省级数据来说明在９０年代中期伴随分税制而来的财政集权如何加剧了地方政府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的行为转变。研究发现，虽然中央政府从财政集权中受益，预算收入和经济增长速度却因地方政府的行为变化而显下降。     

扶持之手还是掠夺之手?——中国地方政府的投资抉择研究

本文通过对2003—2011年中国31个省级地方政府教育和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相对于扶持之手,掠夺之手对中国省级地方政府固定资产投资抉择更具解释力。教育固定资产投资受到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的挤占,仅能反映民众的一般性社会需求,并受到资金、土地资源以及中央政府调控的强烈限制;而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则在官僚意志和官员私利的主导下,几乎挣脱了资金、土地资源和中央政府禁令的限制。由此,得以看清中国省级地方政府固定资产投资抉择背后的掠夺之手的行为逻辑。然而,针对学者们所暗含的"掠夺之手仅具有纯粹的掠夺性",本文则提出了质疑,笔者认为:掠夺之手具有混合性,掠夺性包含了扶持性。     

财政分权是否影响金融分权——基于省际分权数据空间效应的比较分析

分税制改革激化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争夺,继而影响金融分权结构,导致地方金融体系膨胀,是区域性金融风险不容忽视的隐患之一。本文通过建立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的差异性目标函数,求解各级政府的最优选择与财政、金融行为取向,分析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的内在逻辑,在空间效应模型的基础上利用中国1978—2012年的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由于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的政策目标不同,其最优选择与财政、金融行为取向存在差异,财政与金融成为地方经济增长框架下可以相互替代的融资工具,财政分权制度必然影响金融分权制度;财政分权制度构成了各省财政差异的基础,导致省际财政变量存在一定的空间效应;金融的显性集权隐性分权和财政分权导致各地竞争金融资源,省际金融变量也表现出一定的空间效应;金融显性集权隐形分权与财政分权的不匹配引发多种财政风险、金融风险。因此,明确金融分权边界、落实地方政府风险责任是预防和控制财政风险、金融风险的关键。     

中国地方政府职能:问题、成因及转变

本文深入而系统地研究了我国地方政府职能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形成原因,发现地方政府职能"缺位、越位、错位"的根源来自我国财政分权体制和行政集权体制之间的矛盾,在财政分权与行政集权的体制设计下,地方政府是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主体,而地方官员由中央或上级任免,承受上级政府以经济增长指标为主要内容的绩效考核压力,这导致地方政府重视GDP和财政收入增长而忽视公共服务提供。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了我国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路径及体制保障。     

亚洲四国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的比较研究

亚洲四国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的比较研究陈为群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是经济关系最基本的方面，是经济集权与分权的具体体现。从对日本、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四个亚洲国家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的比较研究来看，无论是单一制国家，还是联邦制国家，财政都是集权...     

财政压力、晋升压力、官员任期与地方国企过度投资

本文将官员个体动机与地方政府群体动机分开讨论,实证检验财政压力、晋升压力以及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压力和晋升压力均能导致地方国企过度投资,并且财政压力部分中介了晋升压力对过度投资的作用;官员任期与地方国企过度投资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而晋升压力导致的过度投资也随任期倒U形变化。进一步发现,这些影响因官员来源及控制人政治级别而异;官员任期以及任期调节下的晋升压力对地方国企过度投资的“掠夺之手”,部分是通过影响企业长期贷款的“支持之手”来实现的。本文从官员个体和地方政府群体动机角度探讨了过度投资的原因和具体途径,拓展和丰富了政府"掠夺之手"的研究。     

中国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膨胀趋势

中国地方政府支出在预算内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从国际比较来看是属于最高一档,1994年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再集权化"措施并未改变财政分权的基本格局.在目前中国的经济水平下,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已占到本地GDP的21-22 %,人均财政支出的省均值已经在过去10年中上升了3.7倍,全部预算内支出的3/4是由地方政府花掉的.如果还讲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不对称",还努力要中央多转移一些资源给地方,还强调地方政府财权不够,那么这至少是超越了客观可行性.从1996年至2003年,地方政府行政开支总额上升了2.92倍.地方政府行政开支过大、上升过快,恰恰是借助于"预算外"这种较"软"的预算约束条件而实现的.     

地方政府财政责任机制及其变迁研究

地方政府财政责任机制由地方政府的财政责任及其财政活动、财政利益相关者及其财政问责构成,是对地方政府财政责任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过程的概括。经济、政治和行政制度决定着财政责任机制及其变迁,无论是在"计划经济+政治弱化+中央政府集权"的制度组合下,还是在"市场经济+政治弱化+中央政府放权"的制度组合下,我国的地方政府财政责任机制都不够完善,可行对策是从政治、行政和财政三个层面上推行分权改革并提供配套措施。     

转轨经济中的掠夺之手

经济转轨中的政府可能成为掠夺之手。在我国由于长期存在的意识形态的惯性和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以及税制改革造成了地方政府的掠夺行为。为此，如欲限制政府的掠夺行为，在长期必须以经济改革促宪政转轨，形成社会的“自生能力”；在短期必须改革税制，缩短行政代理链条。     

网络环境下的版权合理使用:法律经济学的视角-兼评唱片公司A&M等诉NAPSTER案

合理使用制度集中体现了版权法中平衡作者、传播者和公众三方利益的精神,它在互联网环境下的规则对技术和社会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该文仅从法律经济学的视角,通过案例分析的方法论证网络环境下合理使用制度的合理性与范围,并认为版权在网络环境下的限制和相应公众利益的维护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法律应当顺应这一潮流.     

中国的土地使用权和转移权:现状评价

本文对中国耕地资源的组织和利用现状进行了系统描述。中国农村的村级土地制度存在巨大差异。但是,迄今还没有评估土地制度对农业效率、公平和总体发展影响的牢固的经验证据。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村干部进行的土地再分配可能方便了人们获得土地,增加了粮食产量,并克服了土地租赁市场的某些不完全性。但是,在许多地区,当前土地制度的成本是显著的,并且持续增加,而且不能被较低程度的收入不均所抵消。     

村民自治、农村税费改革与农村公共投资

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内容中包括农村民主建设和改善农村公共服务。本文通过对具有全国代表性调查数据的分析,通过研究村主任直接选举和农村税费改革对公共投资的影响后发现,村主任直接选举可以有效促进对农村公共投资的增加,但农村税费改革则在减轻了农民负担的同时对农村公共投资产生短期负面影响。研究建议上级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大对农村的公共投资力度,同时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村村民自治和民主管理。     

资本壁垒与产业集群-基于浙江濮院羊毛衫产业的案例研究

理解中小企业如何克服资本壁垒是理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传统的研究强调非正规金融所起的作用。在不否定非正规金融重要性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产业集群在中小企业克服资本壁垒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本文构建了一个数理模型,并且通过对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的分工状况以及资金流动状况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产业集群通过分工降低了资本进入门槛;产业集群内部的企业家在日常经营中,通过充分利用社会资本克服了运营资本的困难。     

资本结构的决定因素-来自中国的证据

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杠杆随企业规模、非债务性避税规模和公司固定资产的增加而增大,随公司盈利能力增加而减小,而且同上市公司所属行业相关。同时,它还会受到所有权结构的影响。同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杠杆随公司经营风险程度的增加而增加,而且企业倾向于持有较低的长期债务。同融资的优序假说相比,静态权衡模型对中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似乎有更强的解释力。     

改革中的过度投资需求和效率损失-中国分省固定资产投资案例分析

本文的中心议题是投资效率。我们从基于标准生产函数的投资需求模型出发,从投资需求所处的非均衡状态入手来讨论投资效率。投资需求的非均衡状态由实际投资与理论投资间的偏离来定义。我们将投资效率分成投资的配置效率和投资的生产效率两个方面,并将配置效率与经济制度因素联系起来。我们使用样本期为1989—2000年的中国分省面板数据作为模型分析的实例。分析的重心是中国的过度投资需求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总投资的配置效率欠佳所造成的。从实例分析中我们发现,资本价格对投资需求几乎无影响,而扩张性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却对投资需求有着强烈的影响。我们还发现,各省过度投资间存在彼此攀比的网络效应。然而,一旦将这些制度因素分离开来,投资配置效率还是渐有改善的。同时,地区间投资不均的程度也不断有所下降。从投资的生产效率指标估值看,东部沿海省份的效率一般高于西部省份的效率,这是与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基本一致的。     

为何1959-1961年大饥荒终结于1962年

中国大饥荒在1962年结束是一个谜,原因在于该年粮食产量并没有上升,医疗水平和分配体制也没有大的变化。我们分析得出:公共食堂、达尔文现象和政策惯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公共食堂的建立和废除与饥荒的发生和终结在时间上有一致性,但是省级层面的数据只支持达尔文现象,认为一个省份较早结束饥荒是饥荒本身的一个自然反应,那些遭受饥荒越严重的地方越容易结束饥荒,但是政策的惯性延缓了饥荒的终结。     

转基因食品标签与消费偏好-以南京市超市食用油实际销售数据为例

强制性标签政策可能对转基因产品的消费和贸易产生很大影响,其程度主要取决于消费者对转基因产品的接受程度,以及转基因标签对消费者态度和行为的影响。本研究利用超市实际销售数据分析转基因食用油强制标签政策的实施是否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发现标签政策实施后转基因食用油的市场份额下降,下降幅度虽然不大但统计学上显著。     

人口结构和储蓄:亚洲的经验证据及其对中国的意义

生命周期储蓄是对亚洲近来出现的储蓄上升与经济增长现象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根据1952-1992年间对16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观察,一个国家人口的年龄构成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在我们重新估计的结果中,还不到HIGGINS和WILLIAMSON(1997)所报告的规模的四分之一,而他们假定滞后储蓄是外生的.但是,一般经济学常识和具体检验结果都表明,滞后储蓄很可能是内生的.尽管使用多种方法来进行估计,仍然没有发现当期储蓄与年龄构成之间存在重大的依赖关系.把一群人一生的储蓄看作是他们养育孩子的替代物,并且把导致年龄构成变化的生育下降的原因放进模型中,由此就可以对亚洲人口过渡和储蓄的一般趋势作出合理解释.     

领导、追随与社群合作的集体行动-行业协会反倾销诉讼的案例分析

集体行动是集体性物品生产或共享资源自发治理所引发的群体性合作问题,然而治理收益的非排他性决定了“搭便车”动机和行为的存在,导致集体行动实现的困难。本文通过引入异质性个体及其在集体行动实现过程中的策略互动来分析可能的动态博弈均衡结果,表明由于异质性的存在,决定了个体充当领导者、跟随者或者搭便车者的不同角色。本文利用这一理论模型解释了温州烟具协会应对欧盟打火机的反倾销诉讼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