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资源开发与私营企业成长的关系研究

西部资源产业被赋予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如肯定市场化水平及私营企业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地区经济发展绩效这一前提假定,则这种增长模式存在隐忧。本文利用西部12个省区1998-2008年分省面板数据,检验了资源开发战略对地区私营企业成长的负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随着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不断向资源产业集中,经济中国有企业的规模居高不下、地方政府的经济干预活动频繁、居民收入水平增长缓慢、地区制造业发展受到抑制,在客观上延缓了西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和私营企业的成长,可能会伤害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我国西部农产品物流与农村经济关系的实证分析

依据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我国西部农产品物流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及相互关系的不断积淀,必然表现为现实西部地区农产品物流与农村经济之间的数量关系。基于此,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方法和分析软件,对我国西部农产品物流与农村经济关系状态进行实证分析和得出正确判断。结果表明:通过实证判断这种关系特征的状况,不仅是对西部地区农产品物流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及其相互关系绩效的检验,更是实现西部地区农产品物流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据。     

《西部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战略研究》简评

正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走过了36个年头。当前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旧有红利释放进入衰减期,社会矛盾进入集中爆发期。而中国特有的多重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和不断固化,正是产生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若要完成GDP年均增速7%左右的任务,全面缩小城乡差距进而化解社会矛盾,那么,释放中国尤其是西部农村的增长潜力,实现西部城乡统筹发展,建立西部城乡     

体制作怪:二滩水电站的成功与困惑

我国西部水能资源十分丰富,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西南地区的水能资源又主要集中在四川西部攀枝花地区的西部。攀枝花地区西部(简称攀西地区)的水能资源的确异常丰富。这里以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为主干的大小河流有300多条。金沙江干流可开发利用的河流落差为2180米,雅砻江干流可开发利用的河流落差为2827米,大渡河干流可开发利用的河流落差为2636米。年径流总量(当地径流量加上过境径流量)共1564亿立方米,相当于3条黄河的径流量。     

边疆民族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研究

边疆民族地区的特色优势产业主要集中在第一产业,这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要想有效地带动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应发展具有自主创新能力即较大的产业。为此,应加大西部特色优势产业的技术、产品和市场、政策和制度、组织和管理的创新。     

西部高校图书馆参与地方经济建设服务的对策思考

一、西部高校图书馆参与地方经济建设的有利条件 西部高校是西部省市知识、信息储备与交流最集中、最活跃的地方之一,在西部大开发的进程中,西部高校的图书馆既要利用自身的优势,为学校教学科研服务,又要面向社会,抓住西部经济大开发和面向WTO的新形式、新机遇,参与地方经济建设,这是高校图书馆充分发挥信息产业优势作用的新途径。     

对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相关思考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的深入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财政管理制度也开始了加快改革的步伐。而国库集中支付就是财政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直接关系着国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执行情况,近几年我国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全面改革,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陕、川、渝出口贸易结构的资源诅咒效应分析——基于SITC标准产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SITC标准分类的我国出口产品,不论是初级产品,还是劳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都得到快速发展。然而我国东中西对外贸易发展各有侧重,资源禀赋较高的西部地区在发展过程中却陷入资源诅咒的厄运,近年来人民币不断升值,也使这种效应更加明显。     

移民开发——西部农村反贫困的模式选择

中国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中国西部农村。由于中国西部地区本身的自然和社会条件的制约,反贫困的难度很大,但从造成中国西部贫困的主要原因来看,西部的贫困主要是由其自然环境造成的,因此通过移民开发,实现人和自然资源的重新组合是实现西部农村反贫困的必然选择。     

重庆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的探讨

面向21世纪,中央作出了西部大开发的重大决策。对西部经济增长点的选择,是西部开发的前提。城镇是区域的核心,是生产力、科技力量集中的地域。城镇建设可以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本文分析了重庆市的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提出了重庆城镇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指出重庆城镇发展是推进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     

中国省际能源效率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能源效率呈现明显的"东高西低"现象,能源利用效率高的省份几乎都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能源利用效率低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中西部经济落后地区。技术进步、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能源价格、制度因素等都对东部地区能源效率改进有积极作用,而中部地区同样因素的影响较弱,西部最小;制度因素对西部地区(除广西、重庆、四川外)大多数省份能源效率改进有一定的阻碍作用。     

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国内外环境的变化

自1999年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至今已有三年多时间。三年来,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如中国加入了WTO,国际国内产业转移迅速推进,地区产业升级不断加快,地区间竞争日趋“白热化”等。显然,这种变化将会对未来西部大开发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省域旅游发展与综合环境协调性的时空演变分析——基于CCDM-ESDA模型

以2004~2014年中国省域旅游与综合环境之间的发展关系为研究对象,经过指标筛选,结合耦合协调度分析(CCDM)、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ESDA),对其协调发展程度的时空演变趋势进行定性及定量分析。结果显示:近十年来,我国各地区旅游发展与综合环境的协调性均有所提高,最大值集中在北京、上海两地,最小值集中在青海、西藏等西部地区;各地区的协调性在空间上总体呈现集聚模式,且集聚程度不断提高;"高-高"集聚中心位于江浙沪一带,且集聚范围不断扩大,溢出效应明显,发展模式具有较强的推广性;"低-低"集聚中心位于西部地区,但范围有所减少;"低-高"集聚类型地区相对不稳定,受溢出效应影响,发展势头良好。     

四川省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实证研究——基于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研究

一、前言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收入与消费的关系被众多学者研究,但一般集中在全国的城镇边际消费倾向或城乡差距上且以分析我国的中东部居多.本文就两部最大省份四川省城镇居民的收人消费情况进行分析,以此验证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在中国西部相对贫困的地区的适用性.     

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制度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拉大 ,这种现状固然与东西部自然地理环境和位置的差异、原有经济基础的不同、国家预算内投资的地区倾斜差异和给予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地区大量优惠政策等因素有关 ;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东西部地区在制度演进上的差异。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 ,在本质上是制度结构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过程 ;有效的制度供给是西部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制度创新和制度结构的持续演进是推动西部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力量     

西部特殊困难地区发展:综合评价与地域划分

西部大开发10年来的工作重点以"打基础"为主,对提高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重视不够。造成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较大,西部地区内部发展差异较为显著。特别是仍有部分地区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的地区,其发展存在特殊困难。现有研究缺乏西部内部小尺度的比较分析和综合评判,也缺乏综合地域划分。文章选用改进熵值法对西部171个地级行政单位进行综合发展评价,依据地理空间一致性对特殊困难地区进行地域划分,得到七个集中连片地区。分析显示,各片区致贫落后诱因相对一致。并探讨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发展的一般思路。     

论西部开发中现有人才的合理运用

西部开发 ,人才先行。然而由于历史、自然、经济等原因 ,目前西部地区人才匮乏且人才还在不断流失。西部要开发、要缓解人才矛盾 ,当务之急不是如何引“凤” ,而是在国家西部开发优惠政策的支持下挖掘内部潜力 ,采取有力的措施留住西部现有人才 ,用好用足现有人才 ,使他们成为西部开发的主力军。     

西部大开发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推动

通过西部大开发 ,能够将我国潜在的各种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 ,为中国二十一世纪的可持续发展开拓出一个广阔的前景。其表现可以集中概括为 :西部大开发进一步扩大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 ,西部大开发使我国的资源潜力逐步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西部大开发的结果将促成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优势     

振兴重庆老工业基地的税收对策

重庆市是老工业基地的代表，其产业振兴之路，关键是不要再搞重复建设，而要集中人、财、物力，发展高新技术,改造传统技术，淘汰落后技术，通过技术更新形成不断升级的产业群体。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国家在税收等诸多方面给予政策上的扶持，使老工业城市在西部大开发中抓住机遇，自强不息，走出困境，重现辉煌。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效应比较

本文运用1978—2007年东、中、西部的面板数据分析。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否具有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结果显示:第一,财政政策具有产业结构调整效应,而货币政策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并不明显。第二,货币政策在对第一和第三产业的效应方面强于财政政策,而财政政策则在对第二产业的效应方面具有优势。第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三次产业的效应都存在比较明显的区域效应。第四,在东部地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效应相差非常悬殊,而对第三产业的效应则集中在高位;在中部地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第二产业的效应集中在高位;在西部地区货币政策对第一产业的效应集中在高位,而财政政策对第一产业的效应则集中在低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