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捐官、政治取向与辛亥革命

经济发展与政治变革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现有研究对晚清时期政治变革的原因仍然存在多种不同的解释,文章回应了学术界关于社会流动和辛亥革命的探讨,以晚清捐官制度为切入点,通过对近代政治变革的影响因素和制度变动进行梳理,提出引发辛亥革命的新假说.研究发现,捐纳是促使辛亥革命爆发的重要因素之一,捐纳官员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取向不仅直接影响其所任职地区的革命响应,而且也通过乡土关系网络影响其籍贯地精英阶层的政治态度.捐官制度作为晚清提升社会流动性的重要工具,不仅促进了近代新兴官僚阶层的崛起,而且通过新式教育、民众反抗、革命团体等途径推动了近代政治权利格局的变化,加速了辛亥革命的进程.捐纳制度通过对阶层流动性和官员政治意识的影响促进了近代政治制度的变革,这为我们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精英群体的转变和政治制度间的关联变动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     

现代化视角下的辛亥革命

近代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基本上都是一个资本主义化的问题。辛亥革命前中国资本主义化进程出现了三个阶段：洋务运动、戊戌维新、清末新政。作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辛亥革命突破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化进程中的旧阻碍,也启动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化进程中的新阶段。     

中国近代铁路史研究的新成果——评介《中国近代铁路事业管理的研究—政治层面的分析(1876—1937》)

铁路是近代西方科技文明的产物。建筑铁路本来是一种简单的、文明的事业,可是近代中国的铁路建设,情况则要复杂的多,它从一开始就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与掠夺紧密联系在一起,对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外交、社会诸方面均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铁路史研究历来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深受学者重视的一个领域。以往研究者或侧重于列强国家在争夺铁路修建权问题上对华关系的研究,如李国祁先生的《中国早期的铁路经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1年),或注重全面揭示列强通过铁路对     

工人主体性的实践：重述中国近代工人阶级的形成

我们试图从新劳工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出发,对中国近代产业发展初期工人主体身份的演变和构成进行考察。我们将尝试对工人阶级在传统论述中的单一化、政治化形象进行反思,以近代(1919年之前)工人阶级与工人运动的相关历史资料以及相关研究文献为基础,将并非单一化的各种工人形象作为分析对象,探索地方、血缘、族群以及性别关系等是如何与近代工人主体身份认同的建构之间相互嵌入的。本文的结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工人阶级,从它一出现开始,便不仅仅是一个劳动意义或政治意义上的单一化主体,同时更是一个操演性文化产物以及一系列实践性关系。     

辛亥革命与近代体育

通对辛亥革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对近代体育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以期探索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规律。采用文献资料法、历史研究法以及逻辑推理法对这段历史资料的梳理,从而初步认识到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体育发展所起到的重大作用及其贡献。     

"新陈代谢"里的社会史史观——兼评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本书脉络清晰地描绘了陈旭麓先生的社会史史观,用凝练的文笔勾勒出了近代中国百年的急剧变革和螺旋推进的'新陈代谢'过程.本文旨在通过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过程表现的梳理,得出几点对陈先生"新陈代谢"这一理念的体会与认识并简评此书,以求教方家.     

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与伟大意义

100年前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它极大地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进程，提供了此前中国历史进程中从未有过的经验。正如胡锦涛总书记讲话中所说：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     

辛亥革命成败新议——城市市民社会心理的选择与制约

中国历史上数千年来的政治变更和革命斗争,都是以农民群众在农村揭竿而起、继而攻城略地为主要形式,只有近代的辛亥革命,是以城市的起义和政治变动以及市民的参与为特征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特殊形式?这种形式对于辛亥革命的     

辛亥革命时期的胡汉民

在中国近代史上,胡汉民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后人多以他后半生的消极作用而否定了他。但在辛亥革命时期,胡汉民作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是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出了贡献的。本文拟从孙中山与胡汉民关系的角度,着重介绍辛亥革命时期胡汉民的活动。     

十九世纪后半叶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895年)”序言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生与发展,是中国近代史里面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十八世纪末叶和十九世纪,近代机器工业的发生和发展在欧美资本主义各国里都曾引起巨大的生产技术的变革和社会的变革。这种变革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后战胜了资本主义以前的一切生产方式,为社会生产力的蓬勃发展和劳动的大规模社会化舖平了道路。它促使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成熟的、兴盛的、统治的阶段;它使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关系——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和矛盾,进入了新的尖锐化的阶段。     

研究中国近代棉纺织业史与近代经济史的重要资料--《上海机器织布局》评介

关于近代中国的史料浩如烟海 ,对它的挖掘、整理与运用均属近代史学科建设的当务之急 ,其中属于经济史的资料却相对不足 ,上海盛宣怀档案就是不可多得的史料宝藏。自 1 970年代以来 ,盛宣怀档案资料丛书已陆续出版 ,它对中国近代经济史与近代通史研究的推动作用有目共睹。最近     

浅析中国近代美术教育对现代设计的影响

众所周知,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序幕。随着国门被打开,西方国家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元素,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都一股脑儿地涌进国门。可以说,中国是被迫走上近代化的路程的。中国在饱受列强欺凌、被迫开放的环境中不断进行着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变革,中国的近代化艰难起步,社会结构开始逐步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中国的设计教育该何去何从？中国设计实践的方向在何方？这些是国内设计教育界不愿面对但又不得不面对的严峻问题。     

浅议"西学东渐"对近代中国思想的影响及启示

"西学东渐"是指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学术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从时间上来看,分为早期西学东渐与近代西学东渐.本文拟通过从近代中国思想受西学东传而进行改革、马克思主义学说等传入而产生变化的角度阐述近代"西学东渐"对中国思想产生的变化,分析产生变化的原因和变化的特点,体现出"西学东渐"对近代中国思想领域方面的影响,得出其对当代中国社会主流思想的启迪和我们应该如何学习西方思想的启示.     

从“三鹿奶粉事件”看中国社会责任会计体系的构建

以＂三鹿奶粉事件＂为警示,分析构建中国社会责任会计体系面临的问题,并对如何构建中国社会责任会计体系提出了几点建议。构建中国社会责任会计体系面临的问题,并对如何构建中国社会责任会计体系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几个问题——兼与杜经国同志商榷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杜经国同志在《广州研究》1987年第9期发表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概念新议》一文,不囿成说,使人耳目一新。但细加斟酌,似觉尚有商讨余地,故不揣浅陋,缀成是文,略陈管见。一、关于判断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依据问题。关于判断社会性质的依据,杜经国同志提出了一个总的观点:“社会的性质是由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和相应的政治上层建筑的性质所决定的。”一般来说,以     

探寻百年外债制度变迁的逻辑与轨迹——《中国近代外债制度的本土化与国际化》评介

正外债是指一国政府、部门、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从外国机构或外国个人筹借并承担偿还义务的资金或公开发行的外币债券。近世以来,随着国际资本的流动速率加快,跨国间政府的举债活动愈发的频繁。近代中国的国家财政逐渐从传统的王朝财政向近代财政转型。清季以来,政府或因各种缘由举借了大量内外债,而尤以外债的举借居多。近代外债问题并非孤立的经济现象存在,而是与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及外交关系的变动密切关联。外债也成为中国近代史尤其是财     

民生公司的现代集团生活建设——一个社会学的视角

近代中国的知识精英曾提出各种改革中国传统社会松散结构、整合基层力量、增强社会内部组织性的方案。本文以民国时期的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为个案,梳理其领导人卢作孚“现代集团生活建设”的思想背景以及民生公司的现代集团生活建设实践。通过对民生公司组织结构、制度规范、组织关系的考察,探求现代集团生活建设是如何作为一种职业团结和社会团结的手段发挥作用的。     

读汪敬虞著《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正> 四十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就号召大家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诸方面,以应革命和时代的需要。四十多年来,近代史的研究蓬勃发展,已有大量好的著作和论文发表。其中关于政治史、文化史、革命史的多,关于经济史的较少,略显萧条。最近出版的汪敬虞同志的专题论文集     

鼓浪屿租界与近代厦门经济与市政建设的发展

租界是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的产物,但租界又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文明。科学地正确地研究与评价租界,有利于促进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鼓浪屿是近代中国诸多租界之一,在作为西方列强侵略掠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重要基地的同时,对近代厦门经济与市政建设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和影响。     

辛亥革命后上海资本家的实业活动

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我国历史上一次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在革命中,上海的资本家阶级对武装起义的策动、组织和支援,都有很大的贡献,有过积极的表现。本文将以我们初步搜集的具体材料进一步考察辛亥革命以后一段时间里,上海资本家在经济领域里的实业活动,以便展示资本家阶级在革命以后的活动轨迹和资产阶级革命对近代实业发展的反作用,供研究近代经济史的同志们参考。 一 上海资本家阶级在辛亥革命后一段时间里掀起的一股兴办实业的浪潮是跟当时的政治局势密切有关的。 辛亥革命以后,代表资本家利益的南京临时政府积极提倡实业,它布告国民,“丕振实业”,以“增祖国之荣光,造国民之幸福”。它并制定和颁布了一些保护工商业发展的章程和则例,以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以后,也积极宣传“今共和初成,兴实业实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莫要之政策”,而且认为:“为今之计,欲商业兴旺,必从制造业下手”,对近代工业的发展特别予以关注。这些,无疑都会对当时正在发展中的资本家阶级的实业活动产生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