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基于财富效用的视角

高增长、低消费和高投资是中国宏观经济的显著特征.笔者基于财富效用的视角,研究财政收支结构和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等的影响.建模分析发现,税率、对个人的转移支付、转移支付总额、政府消费、资本在效用中权重、政府投资外部性、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都影响着经济增长率和消费资本比.计量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在长期可由基尼系数、投资、政府消费、税收、转移支付、政府投资来解释,其短期波动则可由基尼系数、投资和政府投资来解释.所建模型可以解释中国经济的显著特征.     

有限理性下中美投资者对财富和消费偏好的比较研究

投资和消费是人们最重要的经济决策,而投资和消费的选择是由对财富和消费的偏好决定的。在效用最大化的前提下,构建有限理性的效用函数,来比较中国和美国投资者对于消费和财富的偏好。研究的结果表明,相对中国人而言美国人是更加偏好消费的,而中国人更偏重于财富。这样的差异形成的原因可能在于中国的金融市场发达程度不如美国,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如美国完善。     

财富偏好、习惯形成和消费与财富的波动率

本文构造了基于财富和习惯的消费—资产组合投资模型,其中代表性投资者的效用函数不但依赖于投资者的消费历史,还依赖于其财富水平。本文所提出的模型是对Merton(1971)、Bakshi和Chen(1996)、Sundaresan(1989)和Constantinides(1990)的消费—资产组合投资模型的推广。我们使用随机动态规划求解模型,并给出了最优的消费和组合投资规则。我们使用此模型计算了消费与财富的波动率,发现习惯形成和较弱的财富偏好均能导致更加平滑的消费行为,从而解释了消费平滑之谜。     

中国农村居民时间偏好结构特征与扩大内需政策创新

本文采用行为经济学双曲线贴现模型并加以参数改造，对中国农村居民保守消费观中所包含的时间偏好的非线性偏差特征进行了技术表达和逻辑演绎。研究表明，农村居民由于“崇俭黜奢”理念的作用会表现出对奢侈品消费的负罪感，形成对消费的过度自我控制认知偏差和前低後高的时间偏好贴现率结构，从而造成跨期消费中持续的时间不一致，导致消费不足，以此可从“内因”的角度解释中国农村高储蓄、低消费之谜。本文模型派生出来的消费锁定技术能有效地抑制农村居民的遇度自我控制偏差，进而将其消费锁定在社会最优水平，与政府干预的阶段性和操作性要求相吻合，因此可成为解决中国农村居民消费拖延问题，实现扩大内需政策创新的一个理想选项。     

工作竞赛、世代交叠与人力资本投资

劳动力市场存在体制性工资差异时,个人之间会为进入体制内的高工资行业而展开工作竞赛。文章以竞赛理论为基础,运用世代交叠模型的分析框架,分别对行为人之间存在工作竞赛与否的两种情形下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进行了分析,并对两种情形下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进行比较。研究认为: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中物质资本回报率呈反向变化关系,与现期消费和未来消费的相对偏好程度呈正向关系;同时,工作竞赛不但会引起更大的人力资本投资,而且还会产生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损失。     

社会地位、非期望效用函数、资产定价和经济增长

本文利用非期望偏好结构 ,讨论消费和资产收益的时间序列行为。在这种递归偏好结构中 ,投资者积累财富不仅仅为了消费 ,也为了财富所带来的社会地位 ,我们研究这一假设对消费、投资组合策略、证券市场价格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 ,并利用所得到的定价方程讨论风险溢金问题。     

刍议消费率及投资率与我国的经济增长

通过纵向与横向对比，可以得知，长期以来特别是“十五”期间，我国投资率持续偏高，消费率持续走低。在高投资、低消费下，我国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但从长远来看，高投资率和低消费率必然会对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在深入分析目前高投资、低消费发展趋势及形成原因的基础上，得出高投资、低消费并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常态这一初步结论，并提出应采取有效对策降低投资率，提高消费率，调整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财富偏好、习惯形成和消费与财富的波动率

本构造了基于财富和习惯的消费一资产组合投资模型。其中代表性投资的效用函数不但依赖于投资的消费历史，还依赖于其财富水平。本所提出的模型是对Merton(1971)、Bakshi和Chen(1996)、Sundaresan(1989)和Constantinides(1990)的消费一资产组合投资模型的推广。我们使用随机动态规划求解模型。并给出了最优的消费和组合投资规则。我们使用此模型计算了消费与财富的波动率，发现习惯形成和较弱的财富偏好均能导致更加平滑的消费行为，从而解释了消费平滑之谜。     

基于投资质量视角诠释中国高投资率之谜

中国投资率长期居高不下的特征不仅与各国经济发展历程格格不入,而且与投资理论相悖。本文在提出中国高投资率之谜和对现有文献进行综述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投资转化率和资本折旧率两个反映投资质量的变量对资本存量和投资率水平的影响,从投资质量视角解释中国高投资率之谜。分析表明:中国的投资质量低体现在投资决策失误、工程质量差和中间费用高等方面,从而导致较高的资产折旧率和较低的投资转化率;高投资率对资本积累的贡献率不高,中国资本依然稀缺,资本的边际报酬率难以进入递减期。解决中国高投资率的根本途径是提高投资质量。     

异质性财富偏好和资产定价

Bakshi和Chen(1996)在代表性投资者经济中提出了基于财富偏好的资产定价模型。本文研究了在异质性投资者经济中财富偏好对资产定价的影响。如果风险资产的价格服从几何布朗运动,那么资产市场具有两基金分离现象。本文首先证明了基于风险基金的资产定价模型,然后使用该模型证明了如果定价的基准是单个的投资者的最优消费和财富时,那么基于财富偏好的资产定价模型成立。但是,当定价的基准是总消费和总财富时,基于财富偏好的资产定价模型不能成立。也就是,不能在异质投资者经济中将Breeden(1979)的经典CCAPM模型推广到包含财富偏好的资产定价模型。     

中国股市财富效应现状及制约因素分析

随着资本市场对我国经济影响日渐增强,研究股市财富效应并创造有利条件让其发挥对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意义重大。先从消费函数角度解释股市财富效应,再对2001年至今的股市财富与消费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最后分析了制约我国股市财富效应的因素,并总结了相应改善对策。     

会计何以不再成为作假账的工具

市场经济决定了企业是为追求经济利益而存在的.每一家上市公司的目标都是最大限度地提升股东财富,而股东财富与公司的股票价格成正比.经济泡沫刺激着人们的发财梦,在资本市场上,集中了大批追逐短期经济利益的散户和机构投资者,包括那些控制大笔资金用以投资的养老金、保险基金等基金经理人.     

异质性财富偏好和资产定价

Bakshi和Chen（1996）在代表性投资者经济中提出了基于财富偏好的资产定价模型。本文研究了在异质性投资者经济中财富偏好对资产定价的影响。如果风险资产的价格服从几何布朗运动，那么资产市场具有两基金分离现象。本文首先证明了基于风险基金的资产定价模型，然后使用该模型证明了如果定价的基准是单个的投资者的最优消费和财富时，那么基于财富偏好的资产定价模型成立。但是，当定价的基准是总消费和总财富时，基于财富偏好的资产定价模型不能成立。也就是，不能在异质投资者经济中将Breeden（1979）的经典CCAPM模型推广到包含财富偏好的资产定价模型。     

结构性减税、财政支出扩张与中国经济波动

本文将消费税、投资补贴、劳动收入税和资本收入税引入居民预算约束,分析了我国结构性减税及投资补贴的经济效应。研究表明:减少资本收入税的作用力度最大,但可能使经济大幅波动;减少劳动收入税,可对经济起到微调作用;增加投资补贴在刺激投资的同时却抑制消费;减少消费税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会促进收入合理分配。本文在构建模型时还将政府支出引入了生产函数,认为其亦具有生产性,并通过财富负效应和收入正效应解释了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和投资的"挤入效应"。我们认为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进行结构性减税和财政支出扩张都是必要的,两者都可以从需求和供给两端同时发力促进经济平稳运行;而对债务或赤字的调控则应具有长期视角。     

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

1.经济运行从调整型增长向新一轮加速增长周期转折。2003年以来,经济增长呈现“四高两低”的特点,“四高”即高增长、高投资(投资增长率高及高投资率)、高出口和高失业,“两低”即低通胀和低消费(消费增长偏慢及低消费率)。四大动力支撑经济快速增长。(1)在新型工业化带动下,结构调整大力度推进,汽车、电子通信、机电     

高投资、低消费的财政基础

高投资和低消费的并行是中国经济运行的典型现象,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研究了形成高投资、低消费的财政基础。理论分析发现:通过为企业提供生产性服务,政府生产性公共支出的增加将推动投资消费比的上升;市场拥挤程度下降将促使投资消费比上升,而市场竞争加剧有助于降低投资消费比;针对消费征税会在抑制居民消费的同时增加政府生产性公共支出,因此也会推动投资消费比上升;理论上宏观税率或资本平均税率与投资消费比呈倒U型关系。实证检验结果支持理论分析结论,而且十分稳健。从降低投资消费比角度出发,应弱化中央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措施中对政府投资的依赖,财政支出结构应更多地向民生倾斜,税制结构应提高直接税比重,特别是积极推动财产税和个人所得税改革。     

无形资产与高科技企业资本结构的优化

文章通过对中国高科技企业资本结构的研究,发现同国外研究结论一致:中国高科技企业呈现出低杠杆效应,低杠杆传递着企业价值的正面信号。高科技企业无形资产的价值因公司而异,经营风险无法“对冲”,对创新的追逐,使得科技公司的最优资本结构权衡因素发生一定的变化。本文在权衡理论基础上,提出了高科技企业资本结构的优化模型。     

论创新商品消费的爆发性

目前的消费理论在解释创新商品的消费方面存在缺陷，贝克尔的“内生性偏好”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思路。随着社会活动相互作用的加剧，在消费分析中引入学习和网络外部性描述消费偏好的形成，结合消费和生产的互动机制，能够很好地解释创新商品消费的爆发性。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的经济分析与中国的对策

我国即将加入WTO,这意味着中国必须遵守《与贸易有关投资措施的协议》的规定,但对于投资措施的经济效应,虽然有些学者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还存在着模糊不清的认识。本文利用了一个简单的模型对‘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如果投资东道国存在资本市场扭曲效应,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是“分割的”,投资活动必然是受到人为扭曲的;而且随着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深化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经济主体对资本的支配能力和利用能力将得到相应的提高,即投资工道国资本的边际生产力相对投资国是上升的,而不是静止的;另外投资东道国与投资国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因此资本流动对两者的利益是不等的,它解释了发达国家的投资自由化程度比较高的现象。最后,本文指出我国在目前阶段对外资的限制措施应该是针对不同的行业采用不同限制程度的政策,并且其限制程度是动态的过程,以保证我国国民福利的最大化。     

经济增长结构的程式化事实及其形成机制

比较多国数据发现,东亚经济体比发达国家具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投资份额和净出口份额,更低的消费份额和政府支出份额,并在所有值上具有更高的波动性;而在GDP结构量值中,其消费份额最大,净出口份额波动性最大,消费份额最稳定.立足资本进入效用函数视角,从建模分析和形成机制两个角度,可解释东亚经济体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均值比较特征以及一般性特征形成的经济基础.中国经济具有典型的东亚经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