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GDP长期增长中公共支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VAR模型系统分析了政府消费支出、政府公共投资(包括转移支付)及预算外支出与GDP之间的长期动态关系.通过分析,我们认为政府收入支出、政府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为正,政府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短期无显著影响.从长期看,政府消费支出、预算外支出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解释力,而政府公共投资对经济的长期增长解释力则较弱.     

中国财政再分配效应测算

本文拓展了财政再分配的传统分析方法,将间接税纳入研究框架,构建了一个可以综合测算包括税收、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在内的各项财政工具的再分配效应的分析框架,综合采用财政预算归宿法、居民收入核算法和MT指数测量与分解法,以中国2012年投入产出表和城乡居民调查数据为基础,构建了社会核算矩阵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测算结果表明:我国的财政再分配从整体上对收入分配为逆向调节。财政再分配导致全国基尼系数上升2%,其中,来源端间接税、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和支出端间接税分别使基尼系数上升1.7%、1.3%和3.2%,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缴费和个人所得税分别使基尼系数下降3%、0.4%和0.7%。这一现象在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中均不多见。主要原因在于,我国转移支付、政府社会保障支出、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缴费在财政支出和收入中所占比重过低,对收入分配的正效应过小,间接税在财政收入中占比过高,对收入分配的负效应过大。     

缩小城市收入分配差距的政策建议

1.提高经济效率。提高经济效率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以来都是依靠高积累、高投资推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积累、高投资表现为新增价值分配中资本收入份额较高而劳动收入份额较低。这必然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压缩国内消费     

甘肃省消费不振的实证研究——基于收入分配的分析

本文将通过对甘肃省城镇消费总量以及消费结构的实证研究,从收入分配总量及公平程度(基尼系数)等方面,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来说明收入分配对消费总量和结构的影响,解释甘肃省当前的消费不振现象.     

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市场还是政府政策？

市场因素和政府收入再分配政策是决定一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两个重要因素。本文采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 ,CHIP）住户数据,计算出我国居民市场收入基尼系数与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并同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借此探讨目前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是由市场力量造成的,还是政府收入再分配政策力度不足的结果。研究发现,从市场收入基尼系数来看,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并不大。由此认为,政府收入再分配政策效果不明显是导致我国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较发达国家严重的主要原因。加大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政策力度是缓解和改善目前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的主要途径。     

税收竞争、资本外流与投资环境改善——经济增长与收入公平分配并行路径研究

税收竞争和资本外流风险导致辖区政府追求高增长、不分配(低税)政策,但是,良好的投资环境可以在较高税负的前提下吸引住资本,既使经济增长,又使收入公平分配。本文在一个非合作开放经济框架中构建的理论模型表明:(1)资本税负越重,资本外流越严重;(2)如果投资环境改善,资本流入且促进经济增长,工人依附资本取得劳动报酬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收入不平等;如果投资环境恶化,资本进一步流出至外地获取收入并使本辖区经济增长减速,工人失去资本依赖且无法取得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收入不平等。联立方程计量分析验证了理论命题。本文的政策建议是,保持对资本所得的有效税负,改善投资环境,形成经济增长与收入公平分配并行的路径。     

甘肃省消费不振的实证研究——基于收入分配的分析

本文将通过对甘肃省城镇消费总量以及消费结构的实证研究,从收入分配总量及公平程度（基尼系数）等方面,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来说明收入分配对消费总量和结构的影响,解释甘肃省当前的消费不振现象。     

贸易开放、要素禀赋对我国收入分配影响的实证分析

中国在经济开放下,进出口贸易总量和外商直接投资都有显著的增长,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使得不同群体的收入不平等.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区2002-2011年的面板数据,研究贸易开放度、要素禀赋对个人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表明,对外贸易并不是造成收入不平等拉大的显著原因.在贸易开放条件下,不同要素禀赋对基尼系数产生的联合效应存在明显的差异性.     

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分析

收入分配不公是一个复杂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我国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分配原则、市场经济下的资源配置、政府在经济转型期的职能的不适当使用等.这些原因既受社会、政治、经济等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又反应了我国当前收入分配体制和某些政策存在的缺陷.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居民的收入分配问题也格外引人注目.不断拉大的收入差距不仅影响到民众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产生诸多不利影响.面对现阶段由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而产生的诸多社会矛盾,为了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之前,很多学者已经研究了影响收入分配差距大小的三个方面,分别为,政府制度因素,资源分配因素,历史、人口因素.本文用GDP 来衡量经济增长,用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分配,分析二者的关系,来了解分析了经济增长是如何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的,得到结果是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成反比关系.     

政府在消费收入分配领域正确运用看得见的手

在经济学领域,:亚当斯密"自由派"与凯恩斯的"政府干预论"争论二百多年,中国目前经济发展到要面对路线的抉择。新一届领导人作出正确决定"两手运用论"。论述的是以往"政府之手"不足之处:注重生产领域调控,忽视消费收入分配作为所存在弊端,提出"政府工作补贴"、"公积金转移支付"等福利措施来提高国民的收入,从需释放有效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     

湖南省县级财政转移支付效率均等化探析

近年来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高,经济飞速发展,但贫富差距也越加明显,从近年来的基尼系数报料可以证明这种差距的存在。经济快速增长与收入公平分配实质上是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若只追求发展而忽视公平分配,则必定阻碍经济与社会的健康发展,甚至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转移支付制度是政府在财政方面所实施的一种宏观调控、分配财政资金的重要手段,有利于缩小中国地区间的财力差异,缓解基层财政困难。     

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

由内生增长理论,本文提出了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间接机制和直接机制,并结合经济增长模式分析收入分配在不同阶段上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工业化时期,经济增长主要是由物质资本推动的,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主要是直接机制一和间接机制一,收入差距扩大影响经济增长的方向不能确定.现代经济时期,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人力资本推动的,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主要的是直接机制二和间接机制二,收入差距扩大不利于经济增长.     

1985年以来中国收入分配对需求结构的影响

收入分配可以通过影响居民的总消费和总储蓄、政府消费、社会总投资这一机制来影响需求结构。基于此,本文运用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等方法,实证研究了1985年以来中国收入分配对需求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1.居民/(政府收入+企业收入)的下降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上升,是导致居民消费/社会总投资、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出口总额这三大需求结构指标下降的显著原因;2.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上升,还会导致城镇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的增加。对于上述结果,本文分析了其中的可能原因,并就如何改善收入分配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转移支付形式会影响地方政府的收支行为吗?——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

财力与事权的不匹配导致了财政垂直不平衡,转移支付成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内容.文章以税收竞争框架为基础,讨论了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不同类型的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产生的收支效应.基于中国县级数据的研究发现,大规模的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收支行为确实产生了显著影响:支出决策的敏感程度要大于收入决策.对转移支付细分后发现,专项转移支付以及一般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收支决策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前者的支出效应要大于后者;税收返还对地方政府收入和支出行为都存在正向影响.文章为完善省级以下转移支付制度提供了参考.     

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采用联立方程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了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三种机制,探讨了收入不平等如何通过影响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和居民消费来作用于经济增长。结果表明,从长期看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会刺激物质资本投资,但不利于人力资本投资和居民消费增长,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为负。因此,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政府不应容忍收入不平等的过分扩大。     

结构性减税、财政支出扩张与中国经济波动

本文将消费税、投资补贴、劳动收入税和资本收入税引入居民预算约束,分析了我国结构性减税及投资补贴的经济效应。研究表明:减少资本收入税的作用力度最大,但可能使经济大幅波动;减少劳动收入税,可对经济起到微调作用;增加投资补贴在刺激投资的同时却抑制消费;减少消费税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会促进收入合理分配。本文在构建模型时还将政府支出引入了生产函数,认为其亦具有生产性,并通过财富负效应和收入正效应解释了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和投资的"挤入效应"。我们认为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进行结构性减税和财政支出扩张都是必要的,两者都可以从需求和供给两端同时发力促进经济平稳运行;而对债务或赤字的调控则应具有长期视角。     

中国资本市场是否存在逐富效应——“高投资低消费”之经济原因探索

本文从中国的现实经济出发,观察到目前高投资低消费的实际情形,进而通过在标准的新古典模型效用函数中加入行为人对财富的追逐效应,试图对这一现象做出解释.财富不仅仅可用于消费,亦可用于表征社会地位.理论上,“资本偏好”的存在造成经济行为人对资本的追逐,扩张投资.本文通过实证检验,印证了中国资本市场上的经济行为人有“资本偏好”的假说,从而为中国目前的高投资低消费提供了合理的经济学解释.     

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及对其需求的影响

利用1986—2003年《中国统计年鉴》上的城镇居民收入的分组数据,采用标准差变异系数来度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大小,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以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标准差变异作为解释变量,笔者发现二者之间的关系近似于菲利普斯曲线,由此建立的二者之间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方程及各项回归系数均显著;用标准差变异作为解释变量来解释平均消费倾向的变化,要优于用基尼系数作为解释变量。     

基于动态规划方法的最优消费路径

基于递归优化理论建立了包含资本折旧率和贴现因子的最优消费模型,通过猜解汉密尔顿—雅可比—贝尔曼方程,得出了消费效用最大化的值函数、策略函数、最优消费和资本累积序列。通过分析最优消费和资本累积序列发现:当资本产出弹性等于单位弹性时,AK模型的资本增长率更大,资本不收敛;当资本产出弹性小于1大于0时,AK模型的资本增长率更小,资本收敛。通过分析值函数发现:消费—投资比与社会效用成反比,贴现因子与社会效用成正比,折旧率与社会效用成反比。基于中国1978～2010年的消费和资本数据的实证分析,本文发现中国的值函数受到经济增长阶段的系统性影响,当经济处于较低的起飞阶段时,消费—投资比与值函数成正比,即与理论模型预期相反;当经济处于较高的发展阶段时,消费-投资比与值函数成反比,即与理论预期一致。     

公共转移支付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公共转移支付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公共转移支付可以显著缓解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并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相比于民生性转移支付,生产性转移支付显著缓解了家庭消费相对剥夺;公共转移支付对贫困县和高抚养比家庭的消费相对剥夺影响更大。机制分析表明,公共转移支付主要通过降低家庭收入相对剥夺、改善收入不确定性和提高社会信任水平来缓解家庭消费相对剥夺。本研究为缓解个体消费相对剥夺、改善居民福利水平,进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微观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