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战略、产权结构与经济增长的门限效应

鉴于金融深化和产权改革在解释我国经济增长方面的缺陷,文章在综述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金融战略和产权改革与经济增长存在非线性关系的观点,并利用面板门限模型证实了非线性关系的存在。研究结果表明,当市场化程度较低时,金融抑制和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因避免了外部性引起的投资不足,成为次优的制度安排并实现了次优的经济效率;随着外部性逐步下降,金融抑制和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压力和道德风险成本。于是,系统、动态地看待金融战略和产权改革的选择是文章得出的重要启示。     

金融深化及抑制与中小商业银行之发展

引入金融深化理论，结合中国的改革开放，金融抑制现象一直存在，任何有意无意的金融抑制，都加大了改革的成本，成为我国经济和金融快速发展的障碍，本文在分析和研究中小商业银行改革和发展中面临的金融抑制等相关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政府从制度和政策供给方面为中小商业银行发展创造条件；中小商业银行通过发挥制度优势增强竞争能力的对策：中小商业银行消除金融抑制，推动中小商业银行在金融深化中寻求持续稳定地发展，有利于提高银行业的效率。     

金融体系效率与地方政府债务的联动影响——民企融资难融资贵的一个双重分析视角

本文创新性地利用金融运行效率和金融配置效率对金融体系效率予以定量刻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以探究金融体系效率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金融体系效率下降会推高金融系统自身的融资成本并造成金融资源错配,导致民企融资难融资贵和地方政府债务高企;而地方政府债务增加,反过来又会加剧金融系统和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从而金融体系效率与地方政府债务形成紧密的循环关联性,并且两者交织合力导致民企融资难融资贵。反事实分析显示,由金融运行低效率导致的经济下行,单纯依靠"债务驱动"发展的治理模式是不可行的。福利分析表明,金融体系效率下降会造成整个经济体福利水平下降。据此,本文认为应加强金融与财政协同改革,破除问题背后的制度性根源,以市场化为导向提升金融运行效率和金融配置效率,并进一步推进优化地方政府官员考核晋升体系等一系列综合深层次制度性改革,才是打破民企融资难融资贵与地方政府债务高企关联困境的关键所在。     

论中国金融自由化与金融抑制的效应

中国金融自由化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金融总量迅速增长 ,金融结构发生显著变化 ,经济货币化、金融化程度日益提高 ,金融业得到长足发展 ,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但也不难看到 ,中国金融自由化程度仅处于发展中国家中等偏上水平 ,利率管制、高准备金制度、业务范围自由度低、超国民待遇和非国民待遇共存等金融抑制的广泛存在导致了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损失 ,并直接影响和制约未来中国金融发展。因此中国要从完善金融自由化的微观基础 ,加大金融业对外开放 ,规范和发展金融市场 ,建立高效的金融监管体系等方面入手消除金融抑制 ,进一步推进金融自由化     

土地财政、金融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采用中国30个省市1998—2012年的面板数据,利用熵权法构建新型城镇化指标,从全国、分地区、分时段和引入金融发展水平虚拟变量等角度,比较分析了土地财政、金融发展对新型城镇化支持效应。结果表明,土地财政对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具有抑制作用,东部地区抑制效果最强。金融发展效率对新型城镇化影响强度远大于土地财政,且东部地区金融发展效率的影响远强于中部,西部地区土地财政依然是促进新型城镇化水平提升的主要力量。金融发展水平是导致二者对新型城镇化支持效应出现差异的因素之一。为此,文章针对东、中、西部地区采取差异化的融资战略,同时提高金融市场发展效率是创新新型城镇化建设资金来源的重要方向。     

财政分权、要素价格扭曲与国有企业过度投资

利用微观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基本原理,从投入要素价格角度研究了财政分权化改革背景下的国有企业过度投资行为.逻辑分析和公理化推导结果表明,因为国有企业承担了企业办社会的成本,所以政府有激励和义务对其进行政策性补贴,而补贴的基本方式就是低成本地给国有企业提供生产要素,从而导致要素价格扭曲,进而导致国有企业过度投资和非效率经营,财政分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但不能完全解决要素价格扭曲和国有企业过度投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治本之策只能是彻底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的成本,继而逐渐取消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补贴.     

改革以来中国财政支农效率的实证分析

改革以来，财政支农效率低下已是不争事实，但理论界对其主要原因尚缺乏前瞻性研究成果。本文基于1978-2005年统计数据，从定性与定量两方面对中国财政支农效率作出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改革以来，财政支农效率低下且与金融支农积极性不高互为表里。本文认为，单纯融合财政支农资金是不够的，必须融合财政和金融两股支农力量，使二者发挥各自支农比较优势，实现既提高财政支农效率又放大支农资金规模，从而大幅提升资金支农的整体能力。     

金融稳定、金融效率与我国金融安全网制度建设

文章首先界定金融安全、金融稳定、金融效率三个概念的定义及其联系,然后在成本-收益分析框架下,提出金融安全网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构建健全金融安全网制度安排的理论依据和所需注意的问题。在分析我国金融安全网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按照“积极稳妥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在提高效率基础上实现金融稳定、金融发展,在动态稳定中实现金融效率提升”的总体思路,提出完善我国金融安全网的4项基本原则。     

金融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增长——从储蓄动员型向市场配置的消费型经济转变

隐形税收机制瓦解后,储蓄动员型的金融发展模式取代了财政投资的主导地位,通过金融支持政策为公有经济部门融资,支撑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随着市场约束机制的变化,金融支持政策的收益逐渐下降,成本却在递增。本文认为储蓄动员型的金融支持政策在一定阶段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也伴随着一系列经济发展的成本,比如降低了资本配置效率,过度投资产生的宏观经济成本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外部风险加大等。因此,中国金融体制应深化改革,提高金融体系的资本配置效率,促进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改进。同时,通过发展消费信贷和商业保险,减少信贷约束和不确定性,推动消费型经济的增长。     

中国农村民间金融效率分析

金融效率的高低决定着金融发挥作用的成本和作用力的强弱,直接影响着生产性资金流动的规模和方向,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经济发展的效率。当前农村金融效率低下制约了中国金融发展,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障碍。提高中国农村金融,包括民间金融的运行效率是目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发展战略、技术选择与金融抑制

本文主要分析了"金融抑制"的成因,认为赶超战略是导致"金融抑制"的根本性原因.只要国家采用了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选择了不具有自生能力的技术,不管采用利率手段还是采用税收手段进行宏观控制,"金融抑制"都在所难免.我们的模型表明,政府利用利率手段进行控制会比利用税收手段进行控制导致更严重的"金融抑制"和福利损失.所以,选择了赶超战略的理性政府会选择税收手段进行宏观控制.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1952-2007年中国数据的再检验

本文分别以金融抑制论和金融结构论为指导,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建立数学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并利用VAR因果关系检验和方差分解探索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论表明:(1)无论是金融抑制论还是金融结构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2)对于模型1来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属于需求追随型;而模型2并没有显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结构通过内在传导机制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3)从金融发展对经济波动解释的力度来看,金融抑制论对解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比较弱,而金融结构论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要强.因此,在强调市场对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同时,更加关注以银行业为主导的金融机构改革,理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内在机制,以实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目标.     

中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再检验——基于面板单位根和VAR模型的估计

金融抑制被认为是导致我国扭曲的金融发展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而东西部金融发展的市场化水平差异使得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也表现出非完全一致的关系.本文运用面板单位根和VAR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均表现为非同阶单整变量,从而并未支持二者之间长期均衡关系的存在;但从短期来看,西部金融发展显著的构成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Granger原因,而这种因果关系在东部地区却并不显著.     

金融自由化、非对称调整与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

二战后,新兴市场经济(EMS)也存在广泛的金融抑制。抑制政策可能有短期增长效应;但本文理论模型显示,长期内,竞争机制会耗散金融租金,EMS实际增长率低于有保障和自然的增长率。70年代末期以来,EMS放松了金融规制。因价格调整快于数量调整、金融市场调整快于产品和劳动力市场,金融自由化产生负产出效应。负产出是基本的风险源。来自于金融、实际部门的任何冲击以及制度与政策失灵,都可能引发金融危机。抑制程度越深,负产出效应越大,人均产出越低,自由化过程中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也越大。本文使用25个国家1980～2001年的数据,以二元选择模型对上述假说进行实证检验。     

The role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in the growth–inflation link: the OECD experience

This paper jointly estimates the effects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inflation on growth using both cross-section and time-series dimensions of the data on inflation, growth, and some banking and stock market indicators over the period 1961–1993 for a sample of OECD countries. Overall, the results indicate, first, that the long-run costs of inflation are not explained by policies of financial repression and, second, that if inflation affects growth through its interaction with financial market conditions, this is not the only (nor the most important) channel.     

我国金融发展与资本形成的动态关系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高储蓄、高投资与高增长的发展过程。中国金融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是中国金融政策从金融压抑逐步向金融自由化转变的过程。中国金融体系对资本形成究竟产生什么影响？本文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方法,对1978～2008年我国各省金融发展与资本形成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978～2008年期间,当期和滞后一期的金融发展规模水平每增加1个百分点,能够使固定资本形成率增加0.137个百分点和0.07个百分点;当期金融存贷款比每增加1个百分点,能够使固定资本形成率提高0.09个百分点;非国有部门贷款对固定资本形成有一定负面影响。笔者建议：进一步推进中国金融的市场化改革;促进区域间金融机构合作,扩大金融机构异地授信规模;加快建立一个以中小金融机构为核心的金融体系。     

基于影子银行视角的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探索

学术界普遍认为影子银行脱缰似的发展助推并加剧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的监管机构越发重视影子银行的风险防范问题。首先对我国的影子银行进行界定,继而从融资方的需求、投资方的供给以及投融资中介的配合三方面分析了我国影子银行兴起之表面原因,进而在探讨其隐藏的流动性风险、信息不对称风险以及系统性违约风险的基础上,指出影子银行兴起之深层次原因在于我国金融抑制环境下的利率管制以及当下"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模式对金融创新存在监管真空等金融体制方面的弊端,最后提出为防范影子银行的风险,当前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的举措主要是完善金融监管体制、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健全信息披露制度,加快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     

中国金融工具非市场定价的效应分析

金融工具非市场定价是金融抑制的主要表现形式 ,它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的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 ,但这种金融深化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是以经济货币化过程中的金融虚化以及牺牲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代价的。随着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进程加快 ,金融工具非市场定价的边际成本将大于其边际收益 ,金融工具非市场定价转为金融工具市场定价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对家户福利的影响——来自中国农村的证据

金融抑制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重要约束,其可能给家户福利和生产活动带来损失。金融约束不仅来自于正规金融,也来自于非正规金融。利用区域转换模型,本文从两个方面论证了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对家户福利的不同作用。实证分析表明,正规金融约束的家户采用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受到限制,非农经营的效应也更低,而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对正规金融形成了替代,弥补了其部分功能。受到非正规金融约束的家户,社会资本的功能被弱化,但采用新的农业生产技术的作用以及参与农业生产合作组织的作用由于得到正规金融的支持而更强。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大致存在一种替代关系,农村正规金融在满足生产发展尤其是非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基于社会资本的非正规金融主要对于缓冲收入冲击起着更重要的作用。     

上市公司财务困境与财务破产的比较分析

与任何其他组织一样 ,企业也有一个生死病老的过程 ,如何对普通病症和高危病症予以区分 ,采取不同的预防、诊断和治疗措施 ,无疑将有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本文认为 ,财务困境和财务破产可以作为上市公司两种不同的财务状况 ,应采取不同的预防、诊断和治疗措施。现有文献将财务困境与财务破产不加区别 ,不利于公司财务状况的正确判别和分析 ,进而影响公司财务政策的正确制定。本文在重新界定财务困境和财务破产的概念及其差异的基础上 ,以我国上市公司三年的财务数据为样本 ,对公司财务困境和财务破产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我国上市公司确存在财务困境和财务破产两种不同的财务状况。盈利能力、资产负债率、公司规模同时对陷入财务困境和财务破产的公司有显著影响 ,它们是导致公司陷入财务困境和财务破产状况的重要原因。与国外类似研究不同的是现金流量信息对于我国上市公司的财务困境和财务破产皆没有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