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引进式技术进步”到“原发性技术创新”——基于知识产权制度视角

文章从中国引进式技术进步及不平衡结构增长等特征出发,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基本特征。从知识产权制度的视角分析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从"引进式技术进步"到"原发性技术创新"的转变。     

中国转型期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与扩大消费的实证研究——基于投入产出两部门分析框架

本文从中国引进式技术进步及不平衡结构增长等特征出发,建立两部门投入产出模型。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的特点和形成机制,并从逻辑上解释了收入分配结构与消费结构的关系。在经济危机和转变发展方式的背景下,改善当前结构矛盾的短期政策是,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即减少高端部门资本报酬,增加高、低端部门劳动者报酬),进而扩大消费需求。实证结果进一步证明了这个观点,同时,本文的研究模式为投入产出分析提供了一种新的框架和思路。     

技术引进、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为了利用“后发优势”实现快速追赶,中国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中国城市工业与农村农业的技术引进存在明显的非对称特征,城市技术进步要快于农村的技术进步。而且,为了配合技术快速引进,国家将金融资源也向城市部门倾斜,使得城乡金融发展水平差距也呈现出扩大的趋势。基于LSTR2模型的研究表明,中国的技术引进不平衡和金融发展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具有非线性的特征：在总体上,技术进步差异和金融发展差异都扩大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但金融发展差异的非线性部分对城乡收入差距有一定的缩小作用。     

技术创新、技术引进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技术进步是技术创新或技术引进的结果,并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是技术创新或技术引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仅是技术创新或技术引进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理论上,由于技术引进依赖、技术创新的机会成本和逆向溢出等因素的影响,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作用是不确定的;受技术差距、消化吸收能力等因素的影响,技术引进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作用较为复杂。本文利用我国1996—2011年28个省区数据,运用动态面板广义矩(GMM)进行估计发现: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负相关,外资技术溢出和模仿效应有利于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的提升。因此,在进一步的扩大对外开放中,要继续坚持通过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战略,强化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加大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力度,夯实和提升技术创新能力。     

投资、技术进步与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暗含着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基本前提假设,这决定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在我国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下,存在投资的潮涌现象和经济的结构性高速增长。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应处理好几个关系

当前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应处理好六个关系：一是内需和外需的关系。增长的动力需要更多地从出口需求转为国内需求，扩大内需应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二是稳定增长与结构调整的关系。为了缓解结构失衡，当前有必要适当放慢经济增速。三是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关系。转型升级不一定都去发展新兴产业，淘汰传统产业；传统产业也可利用先进技术，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实现产品升级。四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完全由市场调节不可能实现发展方式转变，但不能因此否定市场调节的作用；政府调控对发展方式转变不可或缺，但也不能因此夸大政府作用。经济转型关键在于政府转型的突破。五是引进先进技术与自主创新的关系。单纯的技术引进和技术模仿不足以形成创新驱动经济，自主创新必须成为技术进步的主要来源，提高科技创新能力要从原来的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六是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要从富国转向富民，要由追求GDP增长转向人民收入的普遍增长，让广大人民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以此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加快开展技术引进 发挥技术性后发优势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到来 ,先进技术的引进对于促进一个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的作用日趋显著 ,而且技术引进也是发展中国家发挥后发优势的集中体现。文章将从后发优势等理论入手 ,分析技术引进对我国的重要意义 ,提出当前国际环境下开展技术引进工作的对策与建议。     

论知识技术能力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于比较优势的高速经济增长已经持续30多年，经济总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生产率进步不明显，劳动大众收入偏低，经济发展的质量不高。随着老龄化的加速使人口红利日益转为人口欠债，随着资源耗竭以及环境条件的恶化，随着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演变，中国现有的经济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势在必行。本文试图引入知识技术能力的概念，对经济发展的本质进行剖析，从而揭示出当前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所在。     

设备引进与产业现代化进程

设备引进与产业现代化进程徐林８０年代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由封闭型增长向开放型增长转变。这种转变给中国经济注入的活力是全方位的，覆盖了包括人们的经营思想、劳动力技术素质、管理水平、企业组织制度、产业结构变动、进出口贸易、技术引进形式等经济生活的各个...     

引进式技术进步、资本流动与行业收入差距

本文将国民经济各部门划分为技术引进部门和传统部门,二者的区别在于技术进步方式不同,前者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后者通过在生产中应用技术引进部门产品获得技术进步。在两部门条件下推导工资差距模型,两部门的工资差距由技术和资本积累差异决定,再将两部门的结论推广解释行业工资差距。最后以制造业29个行业与农业的工资差距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分析结果表明,技术引进速度越快、技术水平越高的行业其与农业部门的工资差距就越大。     

对外贸易与我国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宏观经济基本假设条件的理论分析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中伴随着对外贸易连续高速增长,且出口多于进口,外汇储备不断增加的现象。此现象是由我国生产力不平衡结构、引进技术进步机制、劳动力过剩和强政府控制力等特定的中国宏观经济基本假设条件所导致的。基于这些基本假设条件构建的结构模型可以较好地解释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及其变迁机制。     

China??s growth model and structural unbalance in the open economy

The Chinese economy has been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Moreover, a rapid decline in growth rate can be mainly attributed to the expenditure structural unbalance, which takes root in its uneven national income distribution. Furthermore, the uneven national income distribution is the result of the extensive pattern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in the open economy. The extensive pattern is characterized by labor-intensive export-led growth model. The need for high growth rate and fiscal revenue maximization forces local governments to compete against each other to get FDI by undervaluing production factors, resulting in the extensive pattern of growth. From an institutional point of view, uneven social power between government and public, central government and local governments, capital owners and labor force, and so on, can be viewed a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extensive pattern of growth and uneven national income distribution. Low wage, which has been the main factor for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now turns out to be barriers to boosting domestic demand. The technology lag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lso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improving labor productivity and increasing per capita income. Hence, to deal with the recession, not only quantitative easing, but also structural adjustments are needed.     

内生农业技术进步的二元经济增长模型——对“东亚奇迹”和中国经济的再解释

通过吸收内生增长理论的思想 ,修正外生农业技术进步的假设 ,本文提出了一个内生农业技术进步的二元经济增长模型 ,并以此对倍受瞩目也颇多争议的“东亚奇迹”及中国经济 ,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 ,“东亚奇迹”是传统农业劳动力不断转向现代非农业部门的结果 ;是现代部门以资本反哺传统部门 ,推动农业技术进步 ,促进劳动力转移的结果 ;也是现代部门均衡发展 ,吸纳剩余劳动力 ,加速结构转换的结果。因此 ,虽然非农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不够显著 ,但劳动力结构转换仍然推动经济实现了持久的高速增长。     

农村家庭养老保障发展探析

家庭养老是中国农村养老保障的主要形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出现了老人权威危机、保障主体缺位、交换互惠不对等、代际倾斜严重等问题。传统文化的约束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得家庭养老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农村家庭养老的传承和发展应从法律规范化、政府支持、文化支撑等方面加以引导。     

中国经济走势分析(1998—2002)——兼论以住宅金融创新为突破口实现城乡就业联动

本文首先分析了 2 0 0 1年在世界经济增速减缓中 ,中国经济显似“一枝独秀”。然而 ,就中国经济的自身情况看 ,仍存在着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本文进一步考察了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 ,并提出今后发展的逻辑思路 :扩大就业问题 ,包括城镇人员就业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 ,是下一步中国经济增长中需要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 ;这主要靠城镇产业结构的升级来拉动 ;而这又要靠城镇消费结构的升级来拉动 ;住宅业的发展是城镇消费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提高和培育居民购买力的过程中 ,住宅金融创新是关键的一环 ;通过住宅金融创新 ,推动城镇住宅业的发展和我国城市化的进程 ,可以做到以城带乡 ,以乡促城 ,实现城乡就业联动 ;由此 ,推动中国经济实现新一轮的快速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形势分析

一今年是世纪之交的一年。研究当前经济形势,不能不对本世纪最后10年的经济运行作一个回顾。90年代我国经济是从对80年代后期一段过热进行治理过程中出现的低谷起步的。ＧＤＰ年增长率从1990年38%谷底,迅速上升到1992年142%的高峰之后,自1993年起平稳回落到1999年的71%,已经连续下降了7年之久。在我国经济增长的11次波动、在改革开放后的4次波动中,这次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时间是最长的一次,平均每年回落1个百分点。对于这7年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应当怎么看?不能一概而论,要划分前后两个阶段来看。前一个阶段是1993年到1996年,针对1992—1993…     

"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取向

本文立足于全球化经济、发展中经济和大国经济三个视角,理性地对中国长达30年的经济发展历程进行了浓缩式解读。通过归纳,我们寻找到了根植于中国经济体系中最为本质的三对关系。立足于对三对关系的剖析,发现了危机后中国经济体系的基本矛盾,对它的发现也宣告了中国旧有的增长模式确实走到了历史尽头。在此基础上,思索出解决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的基本矛盾究竟需要哪些条件及其实现手段,最终得出了后危机时期发展中国经济的基本战略取向。     

技术冲击和劳动供给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分析--基于可分劳动RBC模型的实证检验

文章根据国内外经济波动的不同特征,构建了用于研究中国经济波动的可分劳动RBC模型,并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进行了实证检验,从供给角度考察技术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并在RBC模型框架下分析了技术进步对中国劳动市场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是在固定劳动和可分劳动RBC模型中,技术冲击可以解释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部分;二是可分劳动RBC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劳动供给变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小,技术进步对改革后的产出、居民消费和就业都产生了正向冲击效应。技术进步对就业增长效应较小,致使我国的劳动需求增长率明显小于劳动供给增长率,劳动市场供需严重不平衡,这也是导致就业波动较为平缓、失业问题日趋严峻的一个重要原因。     

收益递增与中国工业经济资本积累

中国工业资本生产率和资本利润率数据显示,中国工业资本积累处于收益递增时期,计量研究结果也支撑了这一判断。从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看,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长、制度变迁、政府服务的外溢效应、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等因素成为工业部门规模收益递增的源泉。未来一段时期内工业部门投资需求仍会很强烈,直到大规模工业化阶段由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等带来递增收益释放完毕。     

中国资本市场在全球经济失衡调整中的机遇与挑战

在未来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过程当中，中国资本市场面临着国际金融资本转移、人民币升值等重大机遇。但监管体系欠发达、资本市场产业基础薄弱等问题也将制约着这些机遇的利用。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可以从提升消费率、促进储蓄转化为投资、提高产业重组效率、改善宏观调控等多方面增强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能力。因此．中国应该通过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做强资本市场产业基础等措施，确保中国资本市场牢牢抓住全球经济失衡给它带来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在应对全球经济失衡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