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持之手还是掠夺之手?——中国地方政府的投资抉择研究

本文通过对2003—2011年中国31个省级地方政府教育和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相对于扶持之手,掠夺之手对中国省级地方政府固定资产投资抉择更具解释力。教育固定资产投资受到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的挤占,仅能反映民众的一般性社会需求,并受到资金、土地资源以及中央政府调控的强烈限制;而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则在官僚意志和官员私利的主导下,几乎挣脱了资金、土地资源和中央政府禁令的限制。由此,得以看清中国省级地方政府固定资产投资抉择背后的掠夺之手的行为逻辑。然而,针对学者们所暗含的"掠夺之手仅具有纯粹的掠夺性",本文则提出了质疑,笔者认为:掠夺之手具有混合性,掠夺性包含了扶持性。     

民营企业政治联系的背后:扶持之手与掠夺之手——基于资本投资视角的经验研究

以往的研究为政治联系带来的"扶持之手"提供了较多证据,而文章从资本投资视角探讨民营企业构建和维持政治联系所付出的隐性代价,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资本投资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掠夺之手"的侵害,虽具有较大的投资规模,但却表现为较低的投资效率,并且不利于企业R&D投资;而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掠夺之手"则未显著出现。文章认为,从资本投资角度看,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构建政治联系对民营企业弊大于利。     

转轨经济中的掠夺之手

经济转轨中的政府可能成为掠夺之手。在我国由于长期存在的意识形态的惯性和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以及税制改革造成了地方政府的掠夺行为。为此，如欲限制政府的掠夺行为，在长期必须以经济改革促宪政转轨，形成社会的“自生能力”；在短期必须改革税制，缩短行政代理链条。     

政府规模与经济发展

本文研究了地方政府规模过大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通过计量分析发现,地方政府规模与当地人均GDP水平呈显著负相关。地方政府可以在培育市场、提供公共物品上发挥重要作用,从而成为"帮助之手";但也有可能设租和寻租,从而阻碍当地的经济发展,成为"掠夺之手"。而设租、寻租的规模与政府的规模密切相关。本文试图通过信号传递模型解释政府规模是如何影响地方经济发展的,以此说明政府机构改革的必要性。     

财政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变化-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

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分配财政资源的不同方式会引起地方政府的利益机制和行为的重大变化。本文构建一个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模型,并且采用省级数据来说明在90年代中期伴随分税制而来的财政集权如何加剧了地方政府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的行为转变。研究发现,虽然中央政府从财政集权中受益,预算收入和经济增长速度却因地方政府的行为变化而显著下降。     

政府和市场关系两种模型的比较与思考

传统上认为,“掠夺之手”模型和“扶持之手”模型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理论,前者以政府经济人假设为前提。后者则坚持政府是公共社会福利代表的假设。但两者都认为政府应该积极作为,这说明两者背后可能存在共同的逻辑。通过更为细致的比较,发现两种理论模型其实在进行前提假设时并不完全绝对,前者承认在特殊时刻,政府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会重合,后者则在承认政府存在腐败、效率低下等问题的前提下。试图通过政府治理解决这一问题。这提示我们,如果政府具有自利和利他的双重属性,则两种理论的冲突可以弥合。     

财政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变化-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

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分配财政资源的不同方式会引起地方政府的利益机制和行为的重大变化.该文构建一个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模型,并且采用省级数据来说明在90年代中期伴随分税制而来的财政集权如何加剧了地方政府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的行为转变.研究发现,虽然中央政府从财政集权中受益,预算收入和经济增长速度却因地方政府的行为变化而显著下降.     

财政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变化——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

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分配财政资源的不同方式会引起地方政府的利益机制和行为的重大变化。本构建一个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模型，并且采用省级数据来说明在９０年代中期伴随分税制而来的财政集权如何加剧了地方政府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的行为转变。研究发现，虽然中央政府从财政集权中受益，预算收入和经济增长速度却因地方政府的行为变化而显下降。     

调节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天平

为了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激发市场这一“无形手”的决定作用,更好发挥政府这一“有形手”的调控作用,坚决斩断游走在两者之间的“第三只手”,调节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天平,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秩序。     

论转轨时期中国规制型政府的构建

本文系统探讨了西方规制经济学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所经历的从“看不见的手”、“扶持之手”到“掠夺之手”的三个理论模型,并在此基础上以中国股票市场规制为例探讨了这些理论对于转轨时期中国规制型政府构建的有益启示。     

有形之手的力量——论中国经济发展之谜

中国经济保持了多年平稳而迅速的发展态势,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特别现象,世界都在关注着中国的经济动态,很多专家学者都试图揭开中国的经济发展之迷.文章将从中国经济中的“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两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两者的联系出发,来论述“有形之手“才是中国经济发展之谜的谜底.     

看得见的手,不是千手观音

正从党的十四大提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到十八大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可以看出本届政府对于实现市场经济的信心和改革的决心。西方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经以"看不见的手",形象地将市场比喻为推动生产和消费者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决策,而最终形成对全社会福利做出贡献的无形力量。相对而言,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就是"看得见的手"。既然是看得见的手,就要让市场和公众看得清楚。这就需要看得见的手至少具有三个特征:活动的范     

浅析斯密的“看不见的手”

通过分析比较《国富论》、《道德情操论》、《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等著作,梳理“看不见的手”在经济、道德、政治方面不同的作用;再就经济社会现象分析“看不见的手”的双刃剑作用;最后通过市场失灵引出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将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相结合,提出市场与政府的不可分割性。     

德清：四招打造经济升级版

“人有德行,如水至清”,德清由此而得名。近年来,这个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围绕创新驱动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这两个主题,改革当先、聚焦落实、注重质量、转变作风,切实从“越位点”退出、把“缺位点”补上,使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协同发力。     

超越市场和政府的“上帝之手”

众所周知,经济中有两只著名的手：“看不见的市场之手”和“看得见的政府之手”,却不知还有只“看不见的自然之手”。前面两只手说的是市场和政府是决定经济运行最主要的两种力量。不过,经济中还存在一些非市场、非政府的因素在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可能比市场和政府的作用还要强大,总是让我们挥之不去,就像上帝一样,在冥冥之中主宰着我们的经济,万变不离其宗。     

“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应亲密合作

世界各国的实践经验表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仅靠市场机制这一“无形之手”的力量是不够的，有时政府“有形之手”的干预和有效的政策措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政府的作用如何发挥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国目前仍然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如在很多情况下“不恰当     

政府干预、地方国有企业募资变更后投向与公司价值

以往的文献很少关注募资变更之后的投向,从而使得募资变更如何导致公司价值下降成为"黑箱"。本文选取2000～2008年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从政府干预下募资变更后投向的角度解开部分"黑箱"。我们从晋升激励、财政激励和社会稳定等方面构建政府多重目标的干预指数,发现政府干预越强,募资变更几率越大;政府干预下公司募资变更后更易投向固定投资,最终降低公司价值。进一步发现,固定投资的资金是否来自募资变更并不能影响公司价值,降低公司价值的关键原因在于政府干预;政府干预之下公司进行的募资变更和固定投资均降低了公司价值,而募资变更是政府干预下公司进行固定投资的主要途径之一。本文从募资变更投向角度揭示了政府对企业"掠夺之手"的具体路径,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政府干预企业的认识。     

信用危机·看不见的手·可持续发展

"信用危机"遏制了企业正常的经营活动,人们终于认识到了伦理经营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巨大作用.要让企业经营回到伦理经营的轨道,必须发挥企业家的才能,化伦理优势为竞争优势,实现在尊重人、尊重社会、尊重自然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     

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经济思想解析

1776年,斯密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重要经济思想,这一思想影响了世界各国经济200多年,推动了英国等西方国家的腾飞。它对我国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离不开这一思想的指导。但是,"看不见的手"也有局限性,在很多情况下,市场会失灵,我们不应该过分迷信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本文将从以下四个方面去分析"看不见的手"的不足。     

市场化中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与区域模式

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与地区经济发展模式选择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影响效应，地方政府职能转变是在一定的市场机制下进行的并受到市场化条件约束。改进地方政府公共治理能力、提高地方政府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与完善公共政策体系已成为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主要途径和特点。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中的地区社会经济利益导向必然产生多样化的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地方政府之间的政绩竞争会导致地区经济发展模式选择中的模仿学习效应与互动竞争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