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并购对中国企业研发能力的影响研究——基于PSM和DID方法的实证检验

自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和"走出去"战略以来,大量中国企业积极寻求海外合作,而通过跨国并购能够迅速帮助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在国际市场角逐中占据一席之地.文章基于2011-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微观层面的数据,采用倾向匹配得分和双重差分(PSM-DID)方法研究企业跨国并购行为对研发能力的影响,并使用动态模型进行进一步检验.结果 表明:跨国并购显著提升了企业的研发能力,但提升效应在企业并购之后的年度中存在一定波动性,并最终呈现减弱的趋势.进一步地,从企业异质性的角度考察了企业性质和地区分布对于企业跨国并购的研发能力提升的影响: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跨国并购对研发能力的提升效应更强;相较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企业的跨国并购对研发能力的提升效应较弱.     

"一带一路"沿线自由贸易协定深度提升是否促进了区域价值链合作?

"一带一路"国家间的价值链合作是沿线国家化解逆全球化危机、摆脱价值链低端锁定的有效途径,而建立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可以为沿线的价值链合作提供重要支撑.文章采用2000-2015年6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数据,实证检验"一带一路"沿线贸易协定深度的提升对区域价值链合作的影响.结果表明:(1)"一带一路"沿线自由贸易协定深度的提升显著地促进了各国在区域内的价值链合作,从多个角度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2)自由贸易协定深度的提升可以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和促进直接投资推动区域价值链合作,其中降低贸易成本是更重要的传导渠道.(3)自由贸易协定中非关税议题和"WTO-X"议题深度的提升对"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价值链合作的促进作用更强;自由贸易协定深度的提升对区域价值链合作的促进效应在初始区域价值链合作程度高、地理和文化差异小的沿线国家之间更强.(4)自由贸易协定深度的提升在推动缔约国的增加值向区域外流动的同时,不会抑制缔约国一方同非缔约国在区域内的价值链合作.因此,中国应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道建立更高标准的FTAs,利用FTAs深度提升对价值链合作的促进作用和包容性,实现中国与沿线国家间的互利共赢.     

双边投资协定、制度环境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双边投资协定是两国政府为了促进和保护双边投资签署的协议。作为特定的联系两国的双边制度因素,双边投资协定给企业提供了不同于国家制度环境的保护,因而对企业的投资区位决策产生影响。本文建立了关于双边投资协定、东道国制度环境与母国制度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作用的研究框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3年至2009年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本文有三点发现:首先,双边投资协定能够促进企业到签约国投资;其次,双边投资协定能够替补东道国制度的缺位,对于促进企业到制度环境较差的签约国投资的作用更大;此外,双边投资协定还能够弥补母国制度支持的不均衡性,对于帮助非国有企业到签约国投资有着显著的积极作用。     

外来者劣势与海外并购企业的生产率提升

海外并购已成为新兴经济体企业对外投资和实现国际化扩张的重要战略选择。外来者劣势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面临着的诸多困难之一。“外来者”身份会对企业并购后的整合与生产率提升这一关键问题产生负面影响,化解负面影响需作深入的细化研究。选取2008-2015年中国上市企业共计197起海外并购事件,以制度距离、文化距离以及地理距离分别作为外来者劣势中合法性缺失和信息不对称的替代变量,分析外来者劣势对海外并购企业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合法性缺失导致的外来者劣势对海外并购企业的生产率提升有显著负影响,但信息不对称对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国内投资能显著弱化制度距离和文化距离引致的外来者劣势对海外并购企业生产率的负影响,国际化经验和出口能克服制度距离带来的合法性问题,但对文化距离带来的合法性缺失的弱化效果并不明显。     

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企业人力资本提升吗?

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增长的背景下,文章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中国企业人力资本提升的影响。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高了企业的人力资本水平,并且在克服内生性、更换被解释变量、更换回归样本以及回归方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分组检验表明,这种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及专利密集型行业企业。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市场竞争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是对外直接投资促进跨国企业人力资本提升的两个重要渠道。本文对制定更加明确且具针对性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以及跨国企业完善国际合作的人力资本提升机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高标准国际投资规则能否推动品牌国际化——基于投资协定异质性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海外商标注册数据和联合国贸发组织的双边投资协定条款数据,运用引力模型实证检验了包含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规则的投资协定对跨境商标注册的影响。研究证明负面清单对于品牌国际化有着显著正向影响,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准入前最惠国待遇都对品牌国际化没有显著影响,基于贸易协定规则扩散的工具变量检验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结论的稳健性。这一发现印证了异质性企业理论下,高水平企业以市场开放作为核心决策,而较少受到投资成本影响的相关假说,为丰富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准确预判高标准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综合影响,完善相关外资招商政策提供了启示。     

论ICSID投资仲裁对双边投资协定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的发展

最惠国待遇使得缔约国国民有权根据本国与东道国签订的旧的双边投资协定享受到东道国在新协定中给予第三国国民的优惠待遇.这个待遇扩展了投资者东道国签订的投资协定中规定的优惠待遇的作用.一向以来,各国只从实体方面规定最惠国待遇的适用与排除,而对程序性方面,双边投资协定均没有做出规定.ICSID受理的Maffezini案对最惠国待遇条款进行了发展,仲裁庭裁决可以将该条款扩大适用于争端解决条款(即BIT中的程序条款),从而开启了ICSID仲裁庭对此问题作出不同裁决的实践争议和学术界对此的讨论.本文对发生此种争议的原因作出了分析,认为主要存在ICSID和最惠国待遇条款两方面的原因.从IC-SID的角度.其从建立就是代表发达国家利益的,从制度设计上它排除国内法的适用,从价值取向上它代表发达国家.由于ICSID的仲裁庭都是临时组成的,它的裁决也具有很大随意的空间,因此不具有一般裁决的可预测性.从仲裁实践看,ICSID仲裁庭基本被发达国家把持,得出的仲裁结果也基本上对发达国家的投资者有利.另外,从最惠国待遇条款本身的规定看,该条款缺乏一致的规定,界定不清,就给了仲裁庭脱离具体条款.盲目扩大解释权的机会.文章并分析了这种新发展可能对中国带来的影响.我国双边投资条约对争端解决机制的规定差异悬殊,而近年来我国对ICSID的态度又有很大改变,倘若承认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于这些程序事项,将使外国投资者可从多个条约中分别取得各项对自己最有利的规定,从而给我国施加难以承受的重担.文章的最后提出了采用"不溯及既往"和"在条约中明确排除"的解决思路来解决中国将来对外签订双边投资协定时可能遇到的相同问题.     

社会责任提升是否有助于我国跨国企业应对国际投资保护?——基于海外子公司视角的实证研究

国际投资保护是指东道国出于政治或经济目的,设置障碍和壁垒刻意限制外资企业发展的行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有不断加剧的趋势,并对我国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了不利影响.文章以海外子公司绩效为视角研究企业社会责任提升能否有效应对国际投资保护.研究表明:(1)企业社会责任提升不仅能直接增加海外子公司绩效,还能间接应对国际投资保护对海外子公司绩效的不利影响,在使用企业涉诉案件作为社会责任的工具变量消除内生性后该结论仍然成立.(2)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提升能有效应对国际投资保护,但非国有企业则不具有此效应;企业社会责任提升有助于跨国企业在发达国家的子公司应对国际投资保护,但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则不具有此效应.(3)社会责任提升应对国际投资保护的传导机制是增加具有海外背景的高管数量和抑制高管过度自信.因此,政府部门和跨国企业在海外子公司管理实践中均应重视并强化实施社会责任战略,以有效应对国际投资保护.     

中国海外并购的动因研究——基于广延边际与集约边际的视角

在海外并购蓬勃兴起的过程中,一个显著而重要的现象是,我国并购常常在东道国引起激烈争议并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甚至抵制。争议的焦点在于中国海外并购的动因被认为与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然而,中国海外并购的动因是否真的与众不同,这一问题并未得到严谨的检验。本文利用二阶段引力模型,克服传统文献中的样本选择问题,在统一框架下系统研究了我国海外并购的广延边际(区位选择)和集约边际(投资规模)决策。结果表明,我国海外并购表现出市场寻求和矿产金属资源寻求特征;我国经济发展到新阶段后,海外并购表现出战略资产寻求动机;在区位选择决策中,对东道国政治、经济风险欠缺考虑,甚至在投资规模上表现出明显的风险追逐特征,而重视交易成本,倾向于进入腐败程度较低的国家。双边投资协定对我国海外并购的区位选择和投资规模在总体上并无显著影响。总体而言,中国海外并购符合主流文献总结的基本模式,其特征符合我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的特定需求。     

华人移民网络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的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给中国企业"走出去"带来新机遇,华人移民网络是推动中国企业走向"一带一路"的重要助力.文章基于全球华人移民的分布数据和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数据,检验了华人移民网络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华人移民网络显著地促进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影响路径检验发现,信息共享效应和制度距离缓解效应是华人移民网络促进中国OFDI的重要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