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中央财计组织制度研究——我国大部制改革的历史借鉴

中央财计组织制度是国家财政和会计组织机构设置与运行机制的统一,在历史发展中体现出鲜明的继承性和延续性。在专业分工与综合协调的驱动下,隋唐中央财计组织制度的演进体现了国家经济管理工作运行的合理化过程,最终形成以会计、国库、审计、行政监察四大部门相互协调而制衡的综合体系。我国现阶段的大部制改革应借鉴隋唐中央财计组织制度的有益经验,一方面在宏观管理领域建立起权责利博弈的顶层权力结构,另一方面在微观控制领域完成财计职能整合与优化,最终实现国家经济管理工作的效能最大化。     

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作为一种人为设计的有效率的制度安排，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不仅是人们追求经济效率(经济技术演进)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在特定的政治历史及制度环境中按不同方式演进和运作的，即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是经济效率与制度适应的统一。     

融资结构、法人治理结构与组织结构：现代企业绩效的一个视角

本文从企业绩效入手，通过结构视角，来探讨现代企业有效运作的融资结构，法人治理结构和组织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融资结构是决定法人治理结构模式的前提条件，法人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组织结构形成的前提和基础，组织结构是从属于法人治理结构的，但它又是法人治理结构在企业层级组织中的具体表现与深化，在三者关系中法人治理结构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地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法人治理结构呈现出由股权和债权共同决定的特征，企业的融资结构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现代企业制度核心和灵魂的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的关键因素。不仅如此，我国企业的组织结构也因法人治理结构的缺陷而呈现出无序的状态。组织结构是影响企业绩效的一个重要因素，组织结构的是一种节约交易成本的有效方式。近年来，发达国家正在欣起一场企业组织重建的管理革命。认清这场革命的起因，有利于从一个新的视角认识我国企业传统型组织结构的缺陷，从而构筑我国企业融结构，法人治理结构和组织结构系统转型的战略与机制。     

公司治理效率:一个基于制度经济学的分析

相对于国家制定的法理制度而言，公司治理机制属于一个较为微观的层次，本主要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影响公司治理效率的因素，探讨了公司治理成本，即治理交易成本、代理成本、组织成本和遵循成本的性质及其对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章认为我国企业公司治理效率不高的制度性原因在于未能实现组织成本与遵循成本的最优化，并尝试给出了一些改进建议。     

社会信用文化、金融体系结构与金融业组织形式

本文以银行业绩效为依托,纳入社会信用文化这一新的影响因子,试图在一个更广阔的层面上综合考察决定金融业绩效的各种因素,并尝试在这一过程中探求社会信用文化、金融体系结构和金融业组织形式及其绩效表现之间的内在联系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社会信用文化对金融体系的效率和金融体系结构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而法律传统、政府治理及管理能力也在金融体系结构和金融业组织形式的选择上起着重要作用,并最终影响到金融业运行效率。     

农村合作组织的制度安排：一个基本框架

农村合作组织制度嵌入受到小农经济和村社文化的约束,农村合作组织的制度构架主要由产权制度、分配制度、治理结构制度以及责任制度等构成,农村合作组织的制度演进呈现农村经济合作联社一农民协会一专业合作一股份合作四个阶段,传统制度阴影、现有制度缺陷以及制度变迁成本较高成为农村合作组织的制度演进障碍,促进农村合作组织制度演进的主要措施有：加大对农村合作组织的制度供给的力度;走强制性和诱致性相结合的制度道路;营造制度环境并提供政府援助;以及通过体制创新,构建农村“2＋1”新模式;等等。     

军工行业组织结构改革与民营企业进入战略

当前,我国的军工行业组织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革,民营企业、民营资本的进入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本文认为,民营企业进入军工行业改革必须坚持制度创新、机制转型、管理规范、治理科学的原则。     

我国电力产业扩展的产业组织分析

传统产业组织理论认为,市场结构是影响产业绩效的关键因素.对于电力产业而言,产权结构和规制制度也是影响产业绩效的根本因素.因此,电力产业的市场结构(S)、产权结构(P)、规制制度(R)-企业行为(C)-经济绩效(P)的扩展产业组织分析比传统的SCP分析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对电力产业就进行了规制改革,但其资源配置效率、价格水平、价格结构、企业内部效率都存在不足.规制改革绩效不明显的根本原因在于区域垄断和厂网未完全分开的市场结构、国有制主导的产权结构和尚不规范的规制制度.     

组织理论的整合框架研究——从多视角到一体化

整合了的一体化组织理论框架包括:组织内部由社会、技术、经济侧面组成的结构层面、制度层面、意义层面3个层面;技术环境、制度环境对组织的制约及其应对;组织内、外相互作用意义上的目标整合、协调机制及基于目标的组织管理。新的组织定义是,两个以上个人组成的,经有目的协调而应对内外技术性、经济性、社会性要求,具备特定结构和功能的职能性、社会性存在。     

非公有制经济的非正式制度分析

正式制度安排是影响一个国家经济绩效的决定性因素。但正式制度安排能否有效发挥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非正式制度的制约。在我国，非公经济的正式制度安排效率仍然很低，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缺乏与之相适应的非正式制度的补充和支持；相反，落后的非正式制度对其形成掣肘。只有对落后的非正式制度进行变革，培育优良的非正式制度，使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有机结合，相互作用，我国非公经济才能得到充分发展。     

论非正式制度对制度成本的影响

制度成本是人类社会对于正式制度的所有资源投入。作为完整制度结构的组成部分之一,非正式制度对制度成本产生着重要影响。包括意识形态、道德宗教、文化习俗在内的各种非正式制度,主要通过对正式制度、制度实施机制以及人本身的影响等三种方式对制度成本产生作用,这种作用具有双重性质,即可能增加或者减少制度成本。要促使社会良性运行和经济协调发展,提高制度绩效,适当的非正式制度安排是十分必要的。     

影响独立董事制度发挥作用的环境因素及其对策

独立董事制度作为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强有力措施而引进的，但其作用的发挥却受到我国较为恶劣环境的制约，本文在分析我国有关经济法律环境对独立董事制度发挥作用的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确立合理的股权结构，建立独立董事管理委员会等改善环境的对策。     

清入关前八旗组织的商业性——以皇太极时期为中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八旗是清代国家与社会制度中较有特色的、能体现其与前代统治差异的实体性组织,它在清代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研究者普遍关注到的是八旗组织在政治、军事上的影响,但实际上八旗在清入关前的各种经济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皇太极时期,商业在后金(清)的经济发展中占据了主要部分,而八旗组织则是开展商业活动的主体。至清入关前夕,八旗先后通过组织商队、管理市场,垄断了清初的商贸特权,在此基础上影响了清初财政制度及社会内部交易秩序的变化,逐渐将八旗组织的商业性呈现出来。     

我国公司的组织治理与市场治理

21世纪我国GDP的主要生产者,大体上可认为是国有控股公司和市场型运营公司两大主体.从我国的实际来看,如果将这两大主体的公司治理结构分别理解或界定为组织治理型和市场治理型,则可认知我国公司治理中委托代理关系的许多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规定性.这些规定性既可以从公司治理结构的内部制衡来理解,也可以围绕市场的外部约束来认识.我国公司的组织治理和市场治理受制于特定的制度环境,联系制度环境来研究这两种治理模式,或许对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有所帮助.     

保险保障基金制度效应分析——基于中国财险产业组织视角的研究

文章运用中国16家财险公司1999-2007年的面板数据,考察财险产业组织规律及保险保障基金制度对财险产业组织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财险业的市场结构与竞争行为正相关,市场结构与绩效正相关,竞争行为与绩效负相关;保险保障基金提取额与市场结构正相关,与竞争行为正相关,与绩效负相关.文章为了体现保险保障基金制度从隐性制度到显性制度的转变,将样本期间分为两阶段,尽管分阶段估计结果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并未改变基本结论.     

高管团队的政治联结能改善企业绩效吗——基于战略视角的分析

基于战略的制度观和资源基础论,研究表明高管团队的政治联结对财务绩效和创新绩效有负向影响.这种负向影响受制度和组织因素调节:企业所在地的区域制度环境、治理状况和高管团队的企业家精神.这说明,一方面,高管团队的政治联结给企业带来的绩效改善并不能弥补其效率损失.另一方面,制度环境、治理状况的改善和企业家精神的提高能削弱政治联结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创新绩效正向影响财务绩效,并且高管团队的政治联结通过其中介作用间接降低了财务绩效.     

制度理论与高阶理论整合视角下创业制度环境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绩效

转型经济下企业创新绩效差异不仅来源于创业制度环境,而且受到高层管理者心智模式的影响。为探讨创业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对制度理论和高阶理论进行整合,引入创业导向作为中介变量,CEO自恋作为调节变量。运用问卷调查法对北京、吉林、甘肃、重庆、山西和福建等地385家高新技术企业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创业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过程中,创业导向起显著中介作用;CEO自恋在创业制度环境与创业导向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并正向调节创业导向在创业制度环境与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相关结论丰富了制度理论和高阶理论研究成果,可为企业提升创新绩效提供借鉴。     

政治关系、制度环境与上市公司资本投资

在尚处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政府在资源分配中具有很大的话语权,企业与政府的政治关系会对企业投资活动产生重要影响.文章研究发现.政治关系使企业拥有更多的外部融资便利,可以降低对内部资金的依赖而降低融资约束,并减少与政府的协调成本,从而提高投资效率,降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制度环境作为外部治理机制会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政治关系对企业投资的作用不受制度环境差异的影响;企业与地方政府关系对企业投资的作用要强于与非地方政府的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的政治关系和制度环境主要影响的是由于融资约束而导致的投资效率问题.     

所有制、制度环境与公司治理效率

资本所有制作为资本所有权的制度安排是企业有效治理的前提条件。企业治理制度的形成具有路径依赖的特性 ,是与各个国家和企业所处的环境因素分不开的。在既定的经济技术和制度环境下 ,只要企业所有权安排得当 ,任何与其经济技术和制度环境相适应的资本所有制形式都是可以有效的。衡量治理效率的标准是治理成本的最小化或治理主体收益的最大化。为了提高治理效率 ,我国应根据不同企业的情况适时进行治理制度的改革和创新 ,并努力创造适于企业生存的制度环境。     

成员主导型金融组织治理研究：一个文献综述

本文以治理特殊性为切入点,从组织目标、治理问题、治理结构与机制及其对绩效的影响等方面对成员主导型金融组织治理研究进行了回顾与综述。重点是总结理论与实证研究处理此类组织治理特殊性的经验与主要结论,并揭示已有研究所存在的不足以及进一步改进的思路。研究者已取得如下三点共识：（1）治理特殊性是从理论上讨论成员主导型金融组织治理问题的起点。（2）委托代理理论成为分析此类组织治理问题的主要工具。（3）概括、讨论治理结构与机制的特点、分类和有效性,以及检验其对绩效的影响是实证考察的重点。未来的研究方向是加强对此类组织多任务、多机制的理论分析,以及在实证研究中重视自发性治理机制的作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