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家庭户与住房需求预测研究

我国未来住房需求的变化将受到人口、家庭户数量和结构变动的影响。在人口预测的基础上,采用扩展的户主率家庭预测模型,假定分家庭规模、户主年龄、性别的户主率不变或变化的情况下,预测未来家庭户的数量、结构情况。在此基础上,结合2000年普查得到的不同家庭户类型住房情况的信息,对未来30年我国城乡居民住房面积和间数的需求进行了预测。由于人口和家庭户的增长,我国居民住房面积和间数的需求在未来三十年将持续增长;由于家庭户数量增长速度超过人口数量增长的速度,按家庭户变化预测的未来居民住房的需求较大;由于人口和家庭户结构的变化,未来三十年的住房需求在不同时期的情况有所不同,年均新增住房需求的增长在2015年前虽波动起伏,但变化不大; 2015年之后,年均新增住房需求将逐步下降。     

个人主体性的释放:农村独子家庭分家实践研究——以江西省冈村为例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当今我国农村的主体家庭类型是独子家庭和纯女儿户家庭,以往分家研究中讨论的多子家庭的分家现象已经失去了普遍意义。以江西省冈村为例,主要从分家原因、分家实践特征这两方面考察了独子家庭的分家实践,讨论了独子家庭与多子家庭分家实践的差异。独子家庭的分家实践反映了家庭代际关系的变迁,实现了父子两代人均要追求独立自由的意愿。     

流出人口与农村家庭户特征——基于流出地的分析

从迁出地(农村)角度出发,利用五普千分之一原始数据,以家庭户为基本分析单位,比较了有迁出人口和没有迁出人口的家庭户的部分特征差异,利用Logistic回归和负二项回归,分别分析家庭特征对人口迁出及迁出人数的影响作用。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家庭户才会有迁出人口。证明了所提出的假设:在以家庭或家族为经济活动单位的当今中国,个人的迁移行为,除受个人因素及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之外,家庭户的各种特征对人口迁移有着显著的影响作用。     

家庭农场发展环境因素及优化对策

家庭农场发展的环境影响因素众多且繁杂,加之我国家庭农场正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应对家庭农场发展的社会和经济条件给予更多关注,从政策、经济、社会和技术层面对家庭农场发展环境的影响因素展开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以家庭农场发展环境为总目标层,以政策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技术环境为一级要素层,以各类环境构成要素为二级要素层,以各要素代表性指标为具体指标层的家庭农场发展环境构成要素分析模型。应因地制宜稳步推进家庭农场发展,多方发力拓展家庭农场金融服务,以公共服务机构为依托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政府引导推进土地流转市场化,加强对家庭农场的政策扶持。     

临海家庭贫困类型分析

在临海地区整体走向富裕的同时,部分临海家庭正挣扎在贫困线上。目前临海家庭贫困主要表现为认知观念性贫困、社会风险性贫困、临海社会转型性贫困、临海经济开发型贫困和家庭结构性贫困等五大类型。家庭贫困是家庭自身原因与社会原因综合作用的产物。在消除、减少临海家庭贫困存在宏观的社会原因同时,更需要依据具体贫困家庭的具体贫困成因的不同,采取针对性的应对策略。     

农民经济分化探微：对南皮县乌马营村77户农民家庭收入的调查

家庭作为社会经济活动与经济生活的基本核算 单位,农民经济分化表现为不同农民家庭的收入差 别。人均收入是反映经济地位与经济水平的综合指 标。农村人民公社时期,实行大一统的集体劳动和平 均分配,劳动报酬基本一致,家庭人均收入也差异很 小,而且主要由家庭人劳比例所决定。改革开放以 来,新的经济体制为农民经济分化注入了活力。首 先,农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充分调动了农民劳 动积极性,使不同劳动者之间劳动能力及相应经济 收入的差别得以充分体现;其次,随着政策放开,活 化了社会资源,广开经营门路,农民从业多样化,而 不同产业间比较利益不等,更加剧了农民经济分化。 为了正确认识这一现象,本文根据河北省南皮县乌 马营村77户农民家庭调查资料,对农民经济分化的 微观机制作一分析。     

关于完善现行生育政策的思考

持续了30年的现行生育政策,在对人口控制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也在积累负面人口、经济、社会效应:推动人口年龄结构畸形,加速人口老龄化;挤压农民进行生育性别选择;对城乡人群生育权利限定不平等;阻碍新生代教育素质提高;产生大量非意愿独生子女家庭,积聚家庭发展风险和父母养老困境;在城乡户籍一体化改革背景下,该政策可执行性越来越弱等。调整现行生育政策,使之有利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有利于家庭生育权利保护,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     

中国城镇居民家庭异质性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

运用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CHFS）数据,研究了中国城镇居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情况,实证中系统考虑了家庭异质性影响因素。主要的发现有：风险性金融资产比例在家庭资产净值达到约170万后开始下降,样本家庭的平均资产净值远离下降点;信贷约束的存在降低了风险资产的投资比例;家庭房产和风险金融资产之间是互补关系而非替代关系;健康状况、家庭医疗支出对医疗保险计划的影响至关重要;风险性金融资产比例在户主年龄达到约58岁后开始下降,样本家庭户主的平均年龄接近下降点。这些实证结论为政府提供了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含义。     

中国新人口政策与家庭消费

计划生育政策虽然给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计划生育政策已经不适应现实的需求,不仅给社会带来了人口老龄化,而且还给社会带来了男女比例失调、家庭消费降低等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提出了新人口政策,要求放宽计划生育,因此本文围绕人口政策进行分析,并分析了其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支付能力分析——以云南省为例

随着私人分担高等教育成本比例的提高,高校收取的学杂费标准与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云南是典型的欠发达省份,当前高等教育收费政策给大部分农村家庭带来了巨大压力.本文通过调查云南省农民收入水平、农村家庭子女大学阶段费用负担和支付状况,计算出家庭实际支付能力;针对目前高等教育收费水平与农村家庭支付能力不相适应的现状,提出相应社会机制和对策建议.     

我国失独家庭的社会关爱服务体系存在问题浅探

目前我国失独家庭规模庞大且每年以76万个的趋势逐年上涨,独生子女家庭风险增加.传统"养儿防老"观念在家庭文化中根深蒂固,一旦独生子女意外死亡这些家庭就面临着物质和精神上的严重打击.构建失独家庭的关社会关爱服务体系问题重重,一方面是保障政策不完善,没有针对失独家庭的专项立法,经济帮扶杯水车薪,情感关怀机制不健全;另一方面是社会养老工作滞后,专业心理辅导和社区(自然村)帮扶精力有限.失独者作为政策的奉献者急需关怀体系的完善来帮助以重拾生活信心,重新走向社会.     

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将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基于家庭养老视角的理论分析

本文在代际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家庭养儿防老和死亡遗赠的机制,探讨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放松与家庭的储蓄、教育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我们发现,在家庭养老经济下,(1)计划生育政策的放松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具体取决于老年抚养比、资本产出弹性、少儿抚养比以及维持后代生存的必需照顾时间等参数设定。(2)在计划生育政策下,家庭储蓄率与少儿抚养比无关,但少儿抚养率同家庭教育投资率成反比。另外,根据现实可行的参数,数值模拟表明,在当前人口预期寿命既定情况下,计划生育政策的放松将导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在老龄化加强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将随计划生育政策的放松进一步下降。总之,我们发现,在当前的家庭养老经济下,计划生育政策的放松将不利于经济的增长,为了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当前的中国应该继续实施计划生育政策。     

收入差距、家庭可支配收入与商品房价格：基于广州市的实证研究

论文使用1998—2009年广州市商品房价格和城镇居民不同收入家庭可支配收入来分析房价与收入差距和家庭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关系。实证检验发现,收入差距扩大为房价上涨的Granger原因,但是房价并不是收入差距的Granger原因。房价对低、中低收入户的家庭可支配收入有较大影响,而中、中高收入户的家庭可支配收入是房价上涨的主要推动力量,高收入家庭既促进了房价上涨同时也从中受益最大。政策制定应该依据房价与不同收入户的家庭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关系而具体实施,不能一概而论。     

民国年间冀南农村家庭形态研究

本文利用档案资料和实地调查数据对冀南农村土改前的家庭形态进行了探讨。特别是不同阶级家庭中家庭形态的差异作了分析。根据本项研究,土改前各个村庄核心家庭均是多数,但它还只是一个简单的多数。富裕中农以上家庭中复合家庭占较高比重,或者说,复合家庭是富裕自耕农努力维持的家庭形态。但对贫农、佃农和佣工家庭来说,谋生的压力使大家难以相互顾及,缺少组成大家庭的经济条件。 冀南农村的家庭规模土改前基本上保持在5口的水平。家庭规模大小与人均土地数量有很大关系。但这不等于说,人均土地数量最多的地主,家庭规模就最大。整体上看,富裕自耕农或者说上中农、富农的家庭规模相对最大。无地者因生存条件差,抚养人口的能力低,家庭规模最小。 土改前,冀南农村3代同居家庭占一定比例,但2代家庭都是比例最大的家庭类型。调查数据揭示出这样的特征:2代户以核心家庭为主,3代户以直系家庭为主,2代家庭中有较高比例的直系和复合家庭。子代婚后没有及时生育,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直系家庭仍以两代为主,它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传统社会早婚未能实现早育现象的存在。     

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将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基于家庭养老视角的理论分析

本文在代际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家庭养儿防老和死亡遗赠的机制,探讨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放松与家庭的储蓄、教育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我们发现,在家庭养老经济下,（1）计划生育政策的放松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具体取决于老年抚养比、资本产出弹性、少儿抚养比以及维持后代生存的必需照顾时间等参数设定。（2）在计划生育政策下,家庭储蓄率与少儿抚养比无关,但少儿抚养率同家庭教育投资率成反比。另外,根据现实可行的参数,数值模拟表明,在当前人口预期寿命既定情况下,计划生育政策的放松将导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在老龄化加强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将随计划生育政策的放松进一步下降。总之,我们发现,在当前的家庭养老经济下,计划生育政策的放松将不利于经济的增长,为了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当前的中国应该继续实施计划生育政策。     

政府管制对削减家庭直接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家庭消费导致的直接碳排放问题日益突出,其导致的碳排放已经成为全社会碳排放的主体。在阐释家庭直接碳排放概念的基础上,探讨针对性的政府管制政策类型,并从公共政策分析基本要素角度对管制政策进行解读和实证研究文献分析总结。研究指出,在政府管制政策设计时,需要综合考虑政策外在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和国际环境等)因素,尤其要考虑国内不同的文化情境因素对管制政策效应的调节作用。     

关于阿里河森工公司家庭经济情况的调查研究

近年来,随着大小兴安岭林区生态保护与经济转型规划和天保二期工程的实施,林区主产业—木材生产任务逐渐减少,职工生产生活出现了新问题,为了使职工在木材生产锐减的情况下,实现全民增收,公司进一步加大家庭经济的发展力度,把发展家庭经济作为加快转型崛起、实现富民兴林的重大战略举措。为更好地掌握好家庭经济发展的动态,公司工会对公司家庭经济户进行多次＂心贴心、面对面、实打实,服务职工在基层＂大走访活动,对家庭经济发展进行全面调查,活动中公司工会入家庭经济户家中进行调查,发放调查问卷300份。     

完善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经济供养体系的思考与对策

农村计划生育户养老保障是社会保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传统家庭养老方式为主的养老模式使计生户家庭养老面临困境，而政府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中责任缺位，只有建立多元化的计划生育家庭老年经济供养体系，才能保证这一群体分享到执行人口政策的成果同时保障其晚年生活。     

性别视角下的老年人口家庭结构影响因素及养老分析

利用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对中国老年人口的家庭结构的性别差异、影响因素以及对养老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表明：老年人口主要的三种家庭类型依次是夫妇核心家庭、三代直系家庭和单人户，户口性质、婚姻状况、健康状况、生活来源、居住意愿、现住房归属情况都是与家庭结构相关的影响因素。城市的、无配偶的、健康状况好的、自己／配偶有生活来源的、独立居住意愿强的、居住属于自己／配偶的住房的老年女性更倾向于独立生活，对她们来说最大的养老需求是社会养老服务。     

积极推广“居家养老”新型社会养老模式

我国是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条件下直接进入老龄社会的,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起来,社会养老无法应对众多老年人的养老需求;而随着中国家庭户的"小型化"和"高龄化"趋势,家庭养老功能面临着新的挑战。居家养老模式把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有机地结合起来,扬长避短,优势互补。广泛推广居家养老模式,政府要高度重视,把居家养老作为社会养老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统一规划,制定扶持政策,积极培育专业化水平的服务人才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