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冲击与中国的通货膨胀

本文在充分考察全球流动性的转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传导、人民币汇率升值的紧缩效应、国际利率的影响以及价格扭曲效应为外部冲击所放大等典型化事实基础上,应用扩展的菲利普斯曲线方程和VAR模型对外部冲击影响国内通胀进行了经验研究。计量结果表明:短期内,国际食品价格是导致国内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国际原油价格对国内物价的影响在中长期逐步上升;人民币升值抑通胀的效果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体现出来;国际利率变化对国内物价有影响;全球流动性的转化因央行的有效对冲对物价的直接影响并不明显。综合而言,外部冲击只是导致通胀的因素之一,而GDP增长率仍是影响物价的最主要因素。因此,防止经济增长过快,调整要素价格抑制投资需求膨胀,以及提高汇率机制弹性以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并使之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第一道防线,将是治理中国通胀的根本途径。     

我国通货膨胀的成因及传导路径分析

通胀的内部主要传导路径是流动性过剩导致资本价格上涨,推动劳动力工资、原料、服务价格的上涨,进而引发了成本推动型的结构性通货膨胀,外部传导路径则是美元贬值引发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通过贸易进口以及比价效应传导至我国。现阶段,政策应该着眼于对整个通货膨胀的传导过程中的主要环节进行调控和管理,从而合理的引导通胀预期。     

超额工资、外部成本渠道与 中国通货膨胀非线性关系研究 ——基于技术进步方式理论下的MSIAH VAR模型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MSIAH VAR模型就超额工资、外部成本、石油冲击等成本渠道对中国通货膨胀影响进行研究。实证结果发现,工资增长率超过产出增长率的超额工资加强了对中国的通货膨胀的推升作用,2003年后超额工资增长率与通胀率形成了相互推进的“超额工资增长-通胀”螺旋。在技术进步不足以消化成本上升时,外部输入成本和石油冲击对于国内的通胀作用也将逐步加强。但M2的高速增长率似乎没有对通胀带来明显的拉动作用,随着房地产等资产投机市场的回调,流动性回流到实体经济可能存在催生通胀的隐患。     

流动性过剩与中国通货膨胀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流动性过剩的各种度量方法和影响通货膨胀的重要变量,然后采用中国季度数据,在多变量VAR模型的基础上,运用协整分析和ECM等方法发现,在长期内流动性每提高1％,会带来通货膨胀上涨0．79％。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表明流动性过剩和经济过热冲击对我国通胀有持久的正向影响,而国外通胀冲击对我国外溢效应甚微。     

稳态通货膨胀下经济增长率的估计

本文从产品市场价格变动出发,解释了经济增长影响通货膨胀的原因,并讨论了稳定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率的概念。同时,利用季度数据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过去1 4年中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变动情况,估计出2 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稳定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率”(SIRG ,SteadyInflationRateofEconomicGrowth)大致维持在9.8%左右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会影响我国CPI吗——基于BVAR模型的分析

研究表明国际商品价格会显著影响我国CPI。因此,在制定调控物价的措施时,应关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因素对我国价格水平的影响,其中尤其需要关注国际原材料价格的变动。此外,价格传导机制具有滞后性,因而防范通胀比治理通胀更重要。     

成本冲击、通胀容忍度与宏观经济政策

与之前比较,2010年以来此轮通胀成本冲击型特征十分明显（主要表现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企和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在此背景下,是否应提高对通胀的容忍度以及宏观政策如何有所作为已成为热门话题。目前国内外已经有一些对通胀容忍度的探讨,但规范性的研究论文并不多见。本文在多恩布什-费雪（Dornbusch Fischer）框架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创新性地区分大宗商品价格和劳动力成本冲击（尤其是B S效应）对总供给以及宏观经济的不同影响机制,探讨有关通胀容忍度以及宏观政策应对问题。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至中国上下游价格的时变传导效应*

本文采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中国国内总产出、货币政策变量和上下游价格数据，通过构建多个TVPVARSV模型考察了1997—2017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向中国上下游价格的时变传导效应。研究表明，由于受到来自国际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分类价格变动趋势异质性、上下游价格传导路径异质性和价格信息传导机制结构性变动的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向中国上下游价格的传导效应呈现时变特征。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对国内上游价格传导稳定，但对下游价格传导长期下降，这解释了我国PPI和CPI走势的偏离现象。     

通货膨胀治理与促进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的有关思考

进入2007年以后,由于美元的不断贬值,推动了国际石油、大宗商品和食品价格的不断上涨,向各经济体输入了通货膨胀,并进而促使全球步入了"高通胀"时代。受到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当前美国、欧元区和德国的通货膨胀率均已到创纪录的高水平。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仍能维持快速增长的趋势,但普遍都面临较高的通货膨胀压力。从2007年下半年以来,在经济继续保持高增长的同时,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也明显上升,出现了从"高增长低通胀"到"高增长高通胀"的转变。在全球物价"涨声一片"的背景下,中国既要避免输入型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结构性物价上涨可能引发的明显通货膨胀,必须多管齐下,进而在抑制经济过热与物价上涨压力的同时,有效实现其经济平稳增长。     

基于ECM模型的中国通货膨胀成因分析

中国目前又面临着新一轮的通货膨胀,掌握通货膨胀的原因是有效治理通货膨胀的前提。利用一个误差修正模型（ECM）对中国通胀的原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粮食价格上涨、工业品价格上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货币供给的增加都是影响中国通货膨胀的因素。     

2008年影响大宗商品价格走势的因素

自2002年以来,在供求因素、流动性和美元贬值的共同推动下,无论是名义商品价格指数还是实际商品价格指数,都大幅偏离了以往的运行格局。"金砖四国"的经济增长推动大宗商品需求结构的基础性变化,并促使其运行区间上移。经济增长是影响大宗商品价格走向的决定因素,其次是自身趋势,再次是流动性,最后是美元汇率的影响。在全球经济增长拐点初现之时,经济信息的混乱和市场信心的变化,会带来商品价格走势在短期内呈现明显震荡,并产生冲击高点的动能。但是,经济增长出现明显放缓之时,大宗商品价格继续上涨的动能将趋于衰减。     

价格型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比较——基于包含时变通胀目标的DSGE模型

建立包含时变通胀目标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研究在分别使用数量型和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工具的情况下通胀目标变动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结果显示:在两种情况下,通胀目标变动冲击对通货膨胀和利率的波动均产生重要影响;当使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时,通胀目标变动冲击是导致产出波动的主要因素;整体而言,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控效果要优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提出:我国央行应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形成长期稳定的通胀目标,并使货币政策调控模式逐步向价格型调控模式转移。     

“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1）”国际高峰论坛邀请函

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我国发展面临的形势依然极其复杂。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居高难下,国家主权债务危机隐患未除,全球流动性继续泛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主要货币汇率加剧波动,新兴市场资产泡沫和通胀压力加大。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与国内通货膨胀——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对国际大宗商品的巨大需求决定了其价格波动对国内物价有重要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引起国内通货膨胀的本质是“成本上升型”通货膨胀。国际大宗商品波动在国内传导主要通过直接消费渠道、生产渠道和间接渠道,间接渠道又可细化为预期渠道、联动渠道和扩散渠道。在比较国内外商品价格指数的基础上,本文以中国的数据为基础,建立了进口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缩写为ICPI）。并以CPI、ICPI、产出缺口和货币供应量构建计量模型,得出：货币供应量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最大,产出缺口次之,ICPI再次之;但如果考虑到ICPI的波动幅度远大于货币供应量和产出缺口的变化,那么ICPI对CPI的影响可以与产出缺口和货币供应量相提并论。     

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前景展望及应对策略

目前,全球经济呈现温和复苏态势,美国经济持续好转,中国经济在稳增长与供给侧改革双重推动下显现企稳迹象,全球大宗商品市场迎来转机,市场供需关系发生本质性变化,价格开始触底反弹.在此背景下,笔者的基本判断是全球大宗商品需求端将大概率保持低速增长趋势,供给端也将进一步缩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在可预见的未来呈现上升趋势,波动频率可能加快,波动幅度亦会扩大.同时,中国因素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将进一步增强.为有效应对和冲销全球大宗商品市场波动对中国经济社会的负面冲击,应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增长模式转变,积极稳步实施以争取国际定价主导权为中心的有效战略与举措.     

关于中国2007年通货膨胀的原因及其治理——从货币数量理论角度进行探讨

2007年中国以食品为代表的各种物品价格全面大幅上涨,消费价格指教(CPI)也持续走高,经济出现了通胀.而2008年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遭受了很大的冲击,为了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的不利影响,国家出台了4万亿的投资计划以拉动内需.时至今日,该政策效果开始显现.但同时经济又出现了通胀的苗头.因此对2007年通货膨胀原因及治理的分析对于防范经济再次出现通胀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本文将以货币数量论为基础来探究中国该次通货膨胀的原因及治理措施,为当前经济提供前车之鉴.     

3F冲击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影响研究

本文选取全球通货膨胀率、国际能源价格、国际食品价格作为3F外部冲击的三个影响因素,应用扩展的菲利普斯曲线实证分析1981年至2011年的外部冲击因素与我国通胀率的长期关系,然后使用VAR模型对这些外部因素所产生的冲击效果做进一步探究。实证结果表明：短期内,全球通货膨胀率是导致国内价格水平上升的主要原因;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能源价格与国际食品价格对于国内价格水平的影响力逐渐增强,且在中长期成为较为重要的影响因素。而通胀预期与产出缺口则是中长期影响物价的最主要因素。因此,为了抵御外部冲击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管理我国对于本国及全球通胀的预期、构建相应的价格缓冲机制、实施农产品进口渠道多元化战略等均是较为有效的手段。与此同时,也要防止经济过快增长,抑制由于投资需求带来的通货膨胀。     

我国新一轮通胀的成因及治理之策

本文认为,我国新一轮(大致从2010年7月起)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主要不是输入型的,而是2007年以来和2009年加强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快,信贷投放过多造成的。集中表现为货币太多,流动性过分充裕。由于新一轮通胀是较长时期货币供应过多的结果,也包括产品成本增加积累的因素,还受到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因此,这次通胀可能要延续一段时间。要将治理通胀和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各级政府、各方面必须高度重视通胀问题;改变负利率政策,尽快使实际利率转为正值;将稳定农业生产,保证粮食供应作为最直接、最重要的举措。     

2010年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以震荡为主

经济基本面、流动性、美元走势以及地缘政治是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的主要因素。2009年虽然经济基本面并不支持,但在经济回升预期、流动性充裕以及美元持续贬值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先于世界经济触底回升并强劲反弹。2010年,尽管流动性因素在各国政府刺激政策退出的预期下可能会有所改变,但全球经济逐步复苏的基本面因素以及美元长期走软趋势决定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升势不会发生根本性逆转,但震荡将加剧。     

量化宽松、流动性溢出与新兴市场通货膨胀

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各国政府使出浑身解数以刺激经济回暖,随着短期利率接近于零,常规货币政策几近失效之时,美、英等发达国家试图通过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刺激国内私人部门消费和投资的增长。当国内实体经济无法容纳这部分过剩的流动性时,必然导致流动性溢出,大量国际资本涌入大宗商品市场和新兴市场,催生资产泡沫,给新兴市场国家造成通胀的压力。本文通过新近发展的面板VAR模型分析了量化宽松政策的流动性溢出效应及其对金砖国家物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