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财政行为是否驱动了中国贸易 收支的动态调整*——基于异质性动态调整模型的分析

本文利用1997-2013年中国省际层面的面板数据，借助异质性动态调整模型从动态视角考察了地方财政行为对中国贸易收支调整速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平均而言，在地方财政行为的驱动下，中国实际贸易收支向最优水平动态调整的速度约为0045。总体表明，地方财政行为对中国贸易收支的驱动性影响较弱，引致实际贸易收支向最优水平调整的速度也较为缓慢。（2）财政支出分权的强化会制约贸易收支的调整速度，贸易收支调整呈现“相对惰性”。财政收入分权的提高和预算内财政支出的扩张能够加快实际贸易收支向最优贸易收支调整的速度，助力贸易收支实现平滑调整。预算外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的变化对调整速度则不会产生显著性影响。（3）贸易收支的调整速度呈现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本文的结论表明，现阶段中国要实现贸易收支的平衡调整路径，中央及地方政府必须把握好财政行为与贸易收支的动态联动关系。     

投资潮涌、双重金融摩擦与货币政策传导——转型时期货币政策的结构调控功能探究

在银行融资与企业融资两大市场均存在金融摩擦的条件下,经济转型时期的“投资潮涌”蕴含重要货币经济学含义。以货币政策调控行业过剩产能为例,本文为解释转型时期中国货币政策结构调控功能构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并对相关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经验证据显示:当不同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在抵押能力信息传递上存在系统异质性时,货币政策具有显著产能调控功能,而调控作用的大小与企业产权结构以及货币政策工具类型有关。通过融合“投资潮涌”与BGG理论,本文将BGG理论中的货币政策效应异质性从企业层面拓展至行业层面,进而揭示了传统非结构性货币政策在转型经济背景下何以具有结构调控功能的理论机制。结论表明,进一步夯实金融市场微观基础,协同推进实体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利率市场化改革,对于健全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体系至关重要。文章也为通过进一步完善和创新分类调控政策思路,实现灵活精准、合理适度的货币政策操作路径提供了政策启示。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至中国上下游价格的时变传导效应*

本文采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中国国内总产出、货币政策变量和上下游价格数据，通过构建多个TVPVARSV模型考察了1997—2017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向中国上下游价格的时变传导效应。研究表明，由于受到来自国际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分类价格变动趋势异质性、上下游价格传导路径异质性和价格信息传导机制结构性变动的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向中国上下游价格的传导效应呈现时变特征。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对国内上游价格传导稳定，但对下游价格传导长期下降，这解释了我国PPI和CPI走势的偏离现象。     

金融开放对企业固定资产和金融资产投资组合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实体经济企业2003—2016年面板数据,使用系统GMM方法研究了金融开放对不同层次实体经济企业固定资产和金融资产投资组合的影响。结果表明,扩大金融开放显著降低了二者之比,但对不同行业的影响显著不同,其中对农业、建筑业和其他行业企业固定资产和金融资产投资组合负向影响最大,其次是制造业,再次是除房地产业和金融业以外的其他服务业。同时,金融开放引起的资本跨境流入对二者之比的负向影响大于资本跨境流出的影响。另外,金融开放与金融资产收益率、经济不确定性对二者之比的负向影响具有相互强化作用。为此,在扩大金融开放的同时,需慎重监管和审核资本跨境流动的去向及用途。     

对市场经济秩序和诚信的反思

2002年,震惊全球的安然、世界通讯等国外商业巨头的财务造假丑闻相继“曝光”,随之,全球最大的会计公司安达信作为安然公司的社会审计和内部审计为其假账出具假报告欺骗市场、     

金融发展二重效应与货币政策传导

基于推动动力特殊性所导致的金融发展功能异化,文章提出了中国金融发展具有规模化和市场化二重效应的新观点。文章据此结合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的新特征拓展了传统金融发展指标,并对金融发展指标从功能上进行了二重性区分,通过构建一个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尝试打开金融发展二重性对货币政策差异化影响的机理“黑箱”,提出了三个非竞争性命题,并对命题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金融发展总体上提高了货币政策的效果,但这主要是通过金融发展市场化效应实现的。第二,从传导机理来看,金融发展市场化效应强化利率渠道而弱化信贷渠道;规模效应Ⅱ则反之。第三,在企业抵押能力存在系统异质性的条件下,金融发展市场化效应和规模效应Ⅱ还会分别通过利率渠道和信贷渠道产生金融资源配置的非均衡效应。第四,货币政策不同传导渠道的相对作用内生于金融发展的阶段、结构和功能,而且这一相对作用还会被实体经济的系统异质性放大。文章对于如何进一步优化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提高货币政策调控能力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数字金融、严重负向冲击与非常规货币政策

21世纪以来，较为频繁地遭受外部负向重大冲击的时代背景催生了对中国非常规货币政策理论体系构建与实践指引的双重需求。基于非常规货币政策效果取决于金融市场摩擦程度的理论逻辑，从近年来给中国金融结构和金融运行机制带来颠覆性影响的数字金融出发，本文尝试从理论上回应上述问题。研究发现，常规与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区别可归结为中央银行资产总量和结构调整的差异，前者调控货币市场利率水平，后者调控不同金融资产市场间的利差。在经济遭受严重负向冲击时期，基准利率调控受到有效利率下限的限制，而冲击会放大利差水平，因而非常规货币政策更为有效。数字金融影响非常规货币政策的相对效果，是基于利率和利差变动对企业投资影响的相对大小实现的，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影响效果越大。本文将中国特色经济发展与传统理论逻辑纳入统一的框架，并提出中国常规与非常规货币政策选择不仅是经济波动的函数，还是金融发展水平的函数。本文对于新时期如何根据经济冲击特征创新和健全货币政策调控方式，以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货币政策究竟如何影响经济杠杆率?——银行竞争与货币政策信贷渠道关系视角北大核心

保持合理的杠杆率是新时期防控金融风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保证。基于近些年来我国连续遭受重大外部冲击的背景,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货币政策调控经济杠杆率的效果与银行市场结构密切相关。利用拓展的IS-LMCC模型,本文构建了分析银行竞争度影响货币政策冲击的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框架,提出了相应的假说并进行了实证检验,主要得到如下结论。一是银行竞争度的提高在短期弱化了货币政策调控经济杠杆率的效果,但长期效应不确定。二是短期内银行竞争对经济杠杆率关于货币政策冲击响应的弱化效应与银行“利润结构机制”密切相关。三是银行竞争度的影响效果对企业异质类型具有敏感性,特别是对外生制度安排导致的企业异质性影响效果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