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上市公司大股东资金占用影响因素研究

我国采取金字塔控股方式的民营上市公司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通过各种手段占用上市公司资金。针对沪深两市371家具备金字塔结构的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大股东资金占用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分离系数、股权制衡度、管理者持股比例和资产负债率。在ST公司和正常公司的对比分析中,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度、资产负债率和公司上市年限对大股东资金占用率的影响存在差异。     

股权结构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2010—2012年的经验数据

文章以2010—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第一大股东持股、股权制衡度和股权集中度三个方面,研究股权结构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各主要相关变量之后,股权集中度与企业创新投入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非线性关系,第一大股东持股与企业创新投入呈负相关关系,股权制衡度对第一大股东持股与企业创新投入具有显著的反向调节作用。根据研究结果,指出在股权集中的不同程度下,可以采取相应措施以扩大企业创新投入,在股权集中度较低时,应加强股权集中以增加创新投入;在股权集中度较高时,通过股权制衡来增加创新投入。     

最优股权结构与公司价值——理论模型与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博弈论的视角,构建了最优股权结构模型,从理论上证明了存在最优股权结构。利用2006-2012年中国804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检验了股权结构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一致:公司价值与股权集中度呈倒U型关系,公司价值与非控股大股东股权比例也呈倒U型关系;公司价值与股权制衡度显著负相关。实证结果还发现:中国上市公司整体上治理水平不佳,董事会独立性不高,管理层薪酬与公司绩效并不十分匹配;国家作为控制人,其公司价值明显更低。本文认为,一个现代公司最优股权结构为:前十大股东股权集中度在50%附近,其余为分散型的中小股东;第一大股东比例不宜超过20%,以保证大股东间相互制衡作用。     

关联交易与公司治理机制

由于公司治理水平低,我国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利用关联交易掏空公司的情况非常严重。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关联交易的发生概率呈倒U型关系;股权制衡度与关联交易的发生概率显著负相关;隶属于企业集团增加了关联交易的发生概率;董事会效率、信息披露透明度与关联交易的发生概率无显著关系。     

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的关系研究——来自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股权结构是影响公司治理的重要因素,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对股权治理、债权治理、管理层激励三个层面进行分析,探讨其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程度。实证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和管理者持股比例与公司治理呈正相关关系,而现金流动负债比率和资产负债率与公司治理呈负相关关系。然而我国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股权治理结构并不合理,应进一步优化股权结构、完善监管体系以及建立多元化投资体系等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股权集中、股权制衡与公司成长性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以中国“新三板”市场挂牌公司为例

以2013年底前在中国"新三板"市场挂牌的286家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其2014—2016年的平衡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公司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与其成长性的关系。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成长性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成长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股权制衡度指数与公司成长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最后指出:在保持适度的股权集中的同时提高股权制衡度,保持大股东的多元化,有利于中小企业的成长。     

股权结构、交叉上市与注册会计师服务需求

上市公司对注册会计师服务的需求是否受到股权结构和股票交叉上市环境的影响,对于注册会计师面向市场需要改善服务质量、促进资本市场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审计服务、非审计服务及服务总需求与国有企业性质、两权分离度负相关,与股权制衡度正相关,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呈正U型关系;审计服务、非审计服务及服务总需求与交叉上市正相关.在交叉上市条件下,审计服务、非审计服务及服务总需求与两权分离度的负相关性更强,而对非审计服务与股权制衡度的正相关关系有一定的削弱.因此,注册会计师在开展审计服务与非审计服务时应充分考虑股权分离度、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及股权制衡度等股权结构因素的影响,警惕由这些因素引起的机会主义行为及审计风险,遵循准则,谨慎执业.     

上市公司股权制衡的混沌模型

上市公司股权结构问题一直是公司治理的焦点,目前的研究都运用线性研究方法,但其得出的结论往往很难解释呈现非线性的经济现象。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运用新经济理论与混沌理论相结合的非线性思维的方法,利用最新的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分析了大股东的最佳持股比例范围,设计了上市公司大股东持股的混沌模型,从而得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范围在(0,19.21%)为佳,并在此基础上利用Logistic方程,构建了理想的上市公司股权制衡模型。     

股权结构与控股股东行为的实证研究

关于股权结构与控制权收益实证分析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控制权收益越高;第二大股东与第一大股东之间的相互制衡有利于限制控股股东的掠夺行为,减少控制权收益。因此,降低股权集中度、充分发挥大股东之间的相互制衡作用是规范控股股东行为的关键所在。     

大股东控制、政治联系与审计独立性——来自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视角的经验证据

大股东控制、股权制衡以及大股东的政治联系对审计师行为均有显著影响。具体说来,对于存在持续经营问题的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公司越不可能被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而第二大股东相对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公司越可能被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第二、三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相对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公司也越可能被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同时,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被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概率显著高于非政府控制的公司,地方政府控制的公司被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概率显著高于中央政府控制的公司和非政府控制的公司。总的说来,独立审计作为公司治理中的保证机制,与大股东之间的制衡是一种互补作用,良好的股权制衡有利于外部审计师保持独立性。面对公司中的政治关系带来的政治风险和信息风险,审计师会通过发表恰当的审计意见来保护自身的声誉。     

中国医药上市企业股权结构对盈余管理影响的实证研究

选择了2007—2009年中国A股医药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对中国医药上市企业股权结构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试图为优化中国医药企业股权结构,遏制过度盈余管理提供现实依据。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医药上市企业股权性质与盈余管理不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呈正相关关系;股权制衡度与盈余管理负相关。     

中国农业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财务治理效应研究

以农业上市公司2008～2012年的数据为实证基础,研究了农业上市公司的整体现状,并从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属性两个方面研究了农业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的财务治理效应,其中股权集中度选择了第一大和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作为解释变量,股权属性则以高管持股比例作为解释变量,通过SPSS的相关性分析和曲线估计及回归分析,进而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农业上市公司整体规模较小,对投资者缺乏吸引力;股权集中度较高,没有形成股权相互制衡的机制;高管持股比例较低,股权激励机制没有发挥相应的作用;从整体上看,农业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还不完善。二是农业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治理效应呈现倒U型结构,而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则呈现正的治理效应。三是高管持股比例在整体上是正向的治理效应,但在不同的区间则呈现出不同的治理效应。并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股权结构与兼并行为倾向的实证分析

文章运用Logistic过程实证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的兼并和被兼并行为,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股权属性、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等变量对企业兼并行为具有显著解释能力.具体而言,法人股第一大股东、第一、二、四大股东持股比例高、股权集中度高、盈利能力强的公司倾向于对外兼并;股权分散、第一大股东主动出让股权或为国家股的公司则易于被兼并;大股东股权协议转让、关联交易和现金支付的兼并成功可能性高.这一研究结论对我国企业兼并实务工作和理论研究具有相当价值.     

公司股权结构与审计质量的相关性研究

股权结构是影响审计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审计质量的关系也就成为证券监管部门和广大利益相关者关注的焦点。文章通过实证分析,结果证实国有股,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与审计质量显著负相关,而流通股越高,股权制衡度越高越有利于审计质量的提高。给出了完善股权结构,提高审计质量的两大启示:一是减持国有股,加强股权分置改革,提高流通股法人股持股比例;二是培育经理人市场,减少内部人控制。     

中国上市公司股权代理成本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5年中国上市公司中1269个有效样本为分析对象,探讨了企业盈利状况、高管持股比例、资本结构、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终极产权性质、企业的成长性等与股权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盈利能力、负债融资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公司的成长性与代理成本呈显著负相关,股权制衡度与代理成本呈显著正相关,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代理成本呈微弱负相关,由经营性或非经营性单位控制的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不具有显著差异。     

公司股权特征对其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政策的影响研究——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

股权特征是公司治理和控制权配置的基础,会计系统是公司治理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股权特征会对其会计政策选择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文章选择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政策为代表对两者之间关系进行探讨。选取2007—2017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公司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高管持股、机构投资者持股以及实际控制人五个维度考察了股权特征对资产减值计提政策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资产减值计提之间的关系呈N型;大股东之间制衡程度越高,资产减值的计提比例越高,中小股东对大股东制衡程度与资产减值计提同样呈正相关;高管持股与资产减值计提呈负相关;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对资产减值计提比例具有正向影响关系;当实际控制人为国企时,公司倾向于计提较高比例的资产减值准备。这些结论为研究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等会计政策的影响因素提供了经验证据。     

全流通与业绩改进——基于股权结构视角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我国2003～2009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股改公司全流通前后股权结构对企业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全流通后样本公司的业绩水平有显著改善,但国有最终控制公司的业绩改善程度显著弱于非国有最终控制公司.进一步分析后发现,尽管全流通后最终控制人利益实现方式的改变对业绩提升起到积极促进作用,但全流通后国有最终控制人的掏空动机显著高于非国有最终控制人.作为控制人控制企业主要途径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全流通后与业绩呈现出显著倒U型关系.股权制衡效果则在全流通后出现了不同的变化趋势,其中大股东股权制衡度对业绩的积极影响在非国有控制公司显著增强,在国有控制公司则无显著变化,而流通股股权制衡度对业绩的正面影响在两类控制公司中均有所减弱.     

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质押与公司股份回购决策

以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大股东持股比例对股权质押与公司股份回购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大股东股权质押会增加公司股份回购的频率和回购金额，但是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会影响这一关系，随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大股东股权质押与公司回购的正相关关系会呈现先增后减的现象。按照大股东持股比例进行分组，在25分位数以下和75分位数以上的组中，大股东股权质押对股份回购的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大股东股权质押后的股份回购会损害公司价值，而二股东的股权质押会强化大股东股权质押与股份回购的正相关关系，并且该正相关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     

技术创新对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的中介效应

基于2013-2017年我国277家创业板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分析股权结构、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三者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①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技术创新、企业绩效间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②股权集中度与技术创新、企业绩效间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③在股权适度集中的基础上,股权制衡度与技术创新和企业绩效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④技术创新部分中介了股权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有助于厘清股权结构、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三者间的相互关系,对于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及企业绩效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境外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公司治理绩效的实证研究

从股权结构、董事会治理、监事会治理和经理层治理四个维度构建公司治理指数的测度指标。以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的2008—2016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境外机构股权投资者持股(QFII-shares)对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QFII-shares持股比例、持股制衡度与公司治理绩效显著正相关,表明QFII-shares持股比例和持股制衡度越高,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越高,治理绩效就越好;公司规模和控股股东类型与治理绩效显著负相关;公司所处的宏观政策环境越好,公司治理结构就越完善,治理绩效就越好;QFII-shares持股周期与公司治理绩效的相关关系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