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相关性、创新生态环境与高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创新效率——基于中国23个省份的实证研究

构建两阶段共享投入关联DEA模型，测算中国内地23个省市样本期整体及各子阶段创新效率，并从时间、空间维度进行对比分析，构建空间Tobit模型进一步分析创新生态环境对其创新效率的空间影响机理。研究表明，样本期整体与创新研发阶段效率均处于中等水平且呈M型变化趋势，而成果转化阶段效率较低，呈W型变化趋势；创新生态环境与创新效率具有强正向空间相关性，说明地理邻近空间存在知识溢出效应；在整体创新阶段，劳动力素质、政府支持均与创新效率显著负相关，而市场结构与创新效率正相关；在研发创新阶段，人均GDP对创新效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创新基础设施、对外开放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成果转化阶段，除对外开放程度与创新效率负相关外，其余影响因素均与创新效率正相关。     

高技术服务业与资源型产业融合对资源型企业两阶段创新效率的影响

基于新技术与新知识的高技术服务业跨界融合是传统企业实现创新资源优化配置、创新研发和商业转化的重要因素。因此，运用熵指数测度全国各省区高技术服务业与资源型产业融合水平，并利用2014—2017年资源型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检验两大产业融合对资源型企业两阶段创新效率的影响，同时探讨企业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现阶段高技术服务业和资源型产业融合程度不高，但发展态势良好，处于从失调走向协调的转变期；产业融合对资源型企业创新研发效率短期无显著影响，长期存在抑制作用，资源型企业技术能力刚性导致对新技术的排斥，且较大的产业间认知差距削弱了产业间良性互动带来的技术扩散效应；产业融合对创新转化效率呈先抑制、后促进效应，就长期而言，产业融合具有良好的创新转化推动力；资源型企业吸收能力分别在产业融合与滞后一期创新研发效率及滞后三期创新转化效率的关系中起正向、负向调节作用，表明资源型企业吸收能力构建尚不全面。     

高技术产业两阶段的创新效率

高技术产业创新过程分为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两个阶段,采用SFA方法测算中国高技术产业2000—2012年的研发效率和转化效率,发现高技术产业两阶段创新效率都较低,但呈现上升趋势。实证检验产业政策和市场化对两阶段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研发支出和知识产权保护对两阶段创新效率都有正向影响,但政府研发支出的效果较小,知识产权保护在研发阶段效果明显;企业研发投入对研发效率的影响不显著,但对转化效率有更大的正向作用,市场竞争有利于两阶段创新效率提升。在市场机制下,企业应该成为研发活动的主体,政府建立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机制。     

新时代科技创新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基于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构建指标体系并实证分析2008—2017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及空间相关性，选取3种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各创新指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值为0.322，中西部地区明显偏低，经济创新发展和经济开放发展指数不高是其主要原因。中国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正相关性显著；②全国两阶段创新势力均明显偏低，东部地区省份两阶段创新指数、创新势力和创新效率值均处于全国较优水平，而中西部省份至少在某一阶段绩效损失显著；③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与科技研发阶段创新指数呈U型曲线关系，成果转化阶段创新势力有利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政府支持在成果转化阶段创新指数促进高质量发展中的正向调节效应显著。     

政府干预、企业自主研发与高技术产业创新——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价值链视角下高技术产业创新过程分为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两个阶段,本文采用SFA方法测算了2000-2012年中国23个省份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结果表明:高技术产业两阶段的创新效率都较低,但呈现上升态势;实证检验政府干预和企业自主研发对创新效率的影响,政府研发支出、知识产权保护和企业研发投入都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有正向影响,但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更大;市场竞争和企业规模对两阶段创新效率都有正向影响,而三资企业所占比重对创新效率影响为负.企业以市场为导向进行技术研发,更有利于提高创新效率.因此,企业应该成为高技术产业创新的主体,政府需要转变管理职能,构建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机制.     

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动态创新效率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两阶段DSBM模型与Tobit模型

以873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产出导向的DSBM模型测算两阶段整体和不同细分产业的动态创新效率。基于微观企业层面，分别以营业收入增长额、营业收入、营业收入增长率作为技术成果转化阶段的创新产出指标，测算并比较对应的创新效率。结果表明，以营业收入增长额作为创新产出更加符合实际情况，不同细分产业的创新效率存在异质性。进一步运用Tobit模型分析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因素发现，在技术研发阶段，企业规模、资产收益率、研发强度、劳动者素质、企业性质对创新效率具有正向影响，研发人员、研发资金、企业年龄、政府补贴对创新效率存在负向影响；在成果转化阶段，发明专利授权数、企业规模、资产收益率、研发强度、劳动者素质对创新效率具有正向影响，员工总数、研发支出、企业年龄、政府补贴、企业类型对创新效率存在负向影响。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背景下，结论可为测度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动态创新效率提供指导，为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创新效率提供决策参考。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与企业创新效率：提升还是抑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反事实估计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作为中国特定的产业政策，对企业研发活动和创新策略具有重要影响。在区分企业技术研发阶段和技术转化阶段创新效率的基础上，利用2008—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14 156个微观样本数据，采用三阶段DEA模型对样本企业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并通过反事实估计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对技术研发阶段、技术转化阶段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政策对上市公司技术研发阶段的创新效率具有促进作用，但对技术转化阶段的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抑制效应；政策对不同企业主体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其中，对国有企业、实施股权激励以及未获得风险投资的企业影响更显著；政策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长期负债两条路径影响企业技术研发阶段的创新效率，同时政策也引致企业研发投入挤占营业成本、广告支出等经营费用，进而抑制企业技术转化阶段的创新效率。     

校企知识流动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空间面板Tobit模型的实证研究

将校企知识流动过程分为知识研发阶段和知识转化阶段，采用两阶段DEA模型分别测度了校企知识研发效率和校企知识转化效率，并基于空间面板Tobit模型研究两种效率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我国高校的校企知识研发效率整体高于知识转化效率，并且两种效率均具有地区分布不均衡性，莫兰指数验证了两者均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在高校层面，高校创新能力对知识研发效率存在促进效应，但是，对知识转化效率存在抑制效应，科研人员结构只对知识转化效率存在正向影响，政府科研支持对知识研发效率和知识转化效率均具有积极作用；在省域层面，省域创新集聚水平与地区经济水平对知识研发效率和知识转化效率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技术创新投入只对知识研发效率存在促进效应；校企知识流动效率的影响机制对不同地区和不同高校类型具有异质性。     

政府干预、知识资源与区域创新绩效

构建政府干预与区域创新绩效知识资源门限模型，利用中国 2003-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政府干预对区域创新价值链绩效影响知识资源的门限效应和时空异质性。结果表明：在技术开发阶段，政府干预阻碍了区域创新绩效提升，但随着知识资源增长，阻碍作用逐渐降低；在技术吸收阶段，政府干预在高知识资源区域比在低知识资源区域更不利于区域创新绩效提升；在成果转化阶段，政府干预在高知识资源区域比在低知识资源区域更有利于区域创新绩效提升。R&D资本投入、R&D人力投入与对外开放度正向影响创新价值链3个阶段，但创新环境、人力资本水平、自然资源对创新价值链的影响则存在较大差异。政府干预对区域创新绩效并非起到线性阻碍作用，受知识资源水平的影响存在显著创新价值链阶段性差异，这一结论的重要启示是政府干预应基于资源和动态演化视角进行资源配置。     

互联网发展水平对城市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时代的到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能够促进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关键.在系统梳理互联网发展与城市创新效率的作用机制基础上,结合2003-2017年中国27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互联网发展水平对中国城市创新效率的影响效果.结果表明:互联网发展水平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的创新效率,这种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提升创新产出而非创新投入来实现,并随着时间趋势逐步增强;城市的物质环境和人才环境反向调节互联网发展水平对城市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即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越高,互联网对其创新效率的正向推动作用越小,而城市金融环境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互联网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西部最大,中部和东部次之,但各区域均在2012年以后才显著提升创新效率.为了更好地挖掘创新潜力,在加强信息技术发展的同时,应进一步提高落后地区的创新环境水平.     

R&D资源错配与绿色创新效率损失——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数据,测算R&D资源错配并实证分析其造成的绿色创新效率损失。从理论上分析不同R&D资源错配造成绿色创新效率损失的具体机理,采用中国内地省级高技术产业数据,结合反事实方法,测算R&D资源错配造成的绿色创新效率损失情况。结果表明,2000—2018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呈不断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仍较低;中国高技术产业存在明显的R&D资源错配问题,R&D资本和R&D人力错配均属于资源配置过多的情况;R&D资源错配对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整体上造成中国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损失值为0.0614,损失率达26.4%。基于此,必须持续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激发市场活力,消除要素流动障碍,促进R&D资本和R&D人力在区域间合理配置。     

不同技术来源对中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企业所有制类型视角

利用2010-2017年中国装备制造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面板数据，分析不同技术来源对各所有制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进一步考察各所有制企业对外源性技术来源的吸收效率。结果发现，不同技术来源对中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因所有制不同而呈现显著差异。其中，国外技术引进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国有企业没有显著影响;国内技术购买对民营企业有显著抑制作用，对其它类型企业没有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技术创新有显著正向作用，对民营企业没有显著影响;自主研发显著促进国有企业技术创新，而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没有显著促进作用。考察吸收效率发现，不同所有制企业对各种来源技术吸收效率整体较低且存在一定差异。     

金融结构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 ——不同金融发展模式对比分析

以技术创新阶段细分为研究基点，利用2009—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超越对数随机前沿分析模型，实证检验技术研发阶段和创新市场化阶段不同金融发展模式下金融结构对创新产出与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在创新增量方面，银行体系发展对创新产出的正向激励效应显著优于股票市场发展，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对创新产出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在创新增效方面，股票市场发展对技术创新效率的正向激励效应尤为显著，银行体系发展对技术创新效率产生抑制效应，造成较大程度的技术效率损失。结果表明，技术创新量高多产、提质增效依赖于金融结构持续优化和金融发展模式优势互补。     

税收优惠政策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基于2000-2017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29个省市面板数据,首先采用DEA Malmquist指数模型测算了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在此基础上运用断点回归方法分析了税收优惠政策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总体上以专利为产出指标的创新效率高于以新产品销售收入为产出指标的创新效率,并且以新产品销售收入为产出指标的创新效率处于较低水平,由此表明我国高科研投入与低实际产出的矛盾依然存在;②税收优惠政策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税收优惠政策对技术研发阶段与科技转化阶段的影响效应不同;③税收优惠政策与企业规模、政府资助合理匹配可放大政策效果。     

创新韧性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的影响机制与特征研究

提出创新韧性的概念，认为创新韧性是创新面临外部冲击时保持系统稳定甚至进化为更高创新水平的能力，并以高技术产业为研究对象，探究创新韧性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分析创新韧性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大小、特征、规律。利用高技术产业数据，通过面板数据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实证研究创新韧性与高技术产业创新产出的关系。结果表明，当前我国创新韧性对创新产出存在积极贡献；创新韧性与创新产出呈倒U型关系，创新韧性中等时对创新产出的影响最大；低创新产出下，创新韧性负向影响创新产出；创新韧性的弹性系数随研发经费、研发人员增加先减小后增大，中等研发投入时，创新韧性对创新产出的影响最小。     

区域技术市场发展对创新的驱动作用

利用我国2002-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考察技术市场对创新的影响，研究区域研发环境与技术创新的协同作用。首先，通过构建GMM模型稳健性检验，发现在控制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制度因素、R&D投入、FDI、对外贸易、市场化程度等各种影响因素后，技术市场对创新具有显著影响，且对技术含量较高的发明专利的影响弹性最大；其次，通过交互项检验和门槛回归，发现R&D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对技术市场存在两个门槛，跨越门槛将增加技术市场的边际创新产出；再次，技术市场发展对各类专利贡献率的测度结果显示，发达地区技术市场对发明专利的贡献最大。据此提出加速我国技术市场发展、因地制宜改善区域研发环境、进一步强化技术市场驱动高质量创新发展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