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创新环境是否提高了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基于两阶段创新过程的实证研究

信息技术产业创新过程与一般高新技术产业相比有其特殊之处，且创新环境在不同创新阶段影响不同，然而既有文献对此关注较少。将创新过程分解为技术研发和市场转化两个阶段，运用面板随机前沿模型测度了2011—2016年中国各省份及经济区域信息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并实证检验了创新环境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在两阶段均处于较低水平，且都具有明显的时间趋势，技术研发阶段效率逐年递减，市场转化阶段效率逐年递增；区域产业规模对技术研发阶段效率影响不显著，但对市场转化阶段效率影响非常显著，呈倒U型关系；区域研发资源和区域研发环境正向影响技术研发阶段效率；区域经济资源对市场转化阶段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区域市场环境对市场转化阶段效率影响不显著；创新环境整体上促进了大部分经济区域技术研发阶段创新效率，但没有促进东部沿海和黄河中游地区创新效率；创新环境整体上促进了中国各经济区域的市场转化效率。     

新时代科技创新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基于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构建指标体系并实证分析2008—2017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及空间相关性，选取3种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各创新指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值为0.322，中西部地区明显偏低，经济创新发展和经济开放发展指数不高是其主要原因。中国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正相关性显著；②全国两阶段创新势力均明显偏低，东部地区省份两阶段创新指数、创新势力和创新效率值均处于全国较优水平，而中西部省份至少在某一阶段绩效损失显著；③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与科技研发阶段创新指数呈U型曲线关系，成果转化阶段创新势力有利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政府支持在成果转化阶段创新指数促进高质量发展中的正向调节效应显著。     

校企知识流动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空间面板Tobit模型的实证研究

将校企知识流动过程分为知识研发阶段和知识转化阶段，采用两阶段DEA模型分别测度了校企知识研发效率和校企知识转化效率，并基于空间面板Tobit模型研究两种效率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我国高校的校企知识研发效率整体高于知识转化效率，并且两种效率均具有地区分布不均衡性，莫兰指数验证了两者均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在高校层面，高校创新能力对知识研发效率存在促进效应，但是，对知识转化效率存在抑制效应，科研人员结构只对知识转化效率存在正向影响，政府科研支持对知识研发效率和知识转化效率均具有积极作用；在省域层面，省域创新集聚水平与地区经济水平对知识研发效率和知识转化效率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技术创新投入只对知识研发效率存在促进效应；校企知识流动效率的影响机制对不同地区和不同高校类型具有异质性。     

高技术服务业与资源型产业融合对资源型企业两阶段创新效率的影响

基于新技术与新知识的高技术服务业跨界融合是传统企业实现创新资源优化配置、创新研发和商业转化的重要因素。因此，运用熵指数测度全国各省区高技术服务业与资源型产业融合水平，并利用2014—2017年资源型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检验两大产业融合对资源型企业两阶段创新效率的影响，同时探讨企业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现阶段高技术服务业和资源型产业融合程度不高，但发展态势良好，处于从失调走向协调的转变期；产业融合对资源型企业创新研发效率短期无显著影响，长期存在抑制作用，资源型企业技术能力刚性导致对新技术的排斥，且较大的产业间认知差距削弱了产业间良性互动带来的技术扩散效应；产业融合对创新转化效率呈先抑制、后促进效应，就长期而言，产业融合具有良好的创新转化推动力；资源型企业吸收能力分别在产业融合与滞后一期创新研发效率及滞后三期创新转化效率的关系中起正向、负向调节作用，表明资源型企业吸收能力构建尚不全面。     

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创新绩效的交互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创新价值链视角下的空间联立方程研究

依据创新价值链理论,将创新过程分为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两个阶段,利用2005-2018年中国内地30个省域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联立方程模型,考察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创新绩效的交互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总体而言,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创新绩效在创新两阶段均存在双向促进作用和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二者的地区交互影响具有阶段差异性,即邻近地区高技术产业集聚对本地创新绩效的影响在技术研发阶段为正、在成果转化阶段不显著,邻近地区创新绩效对本地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影响在两阶段均为负;分时段看,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创新绩效的双向促进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随时间推移有所减弱,其地区交互作用则随时间推移有所增强,且在空间溢出效应中表现出创新阶段差异性。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与企业创新效率：提升还是抑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反事实估计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作为中国特定的产业政策，对企业研发活动和创新策略具有重要影响。在区分企业技术研发阶段和技术转化阶段创新效率的基础上，利用2008—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14 156个微观样本数据，采用三阶段DEA模型对样本企业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并通过反事实估计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对技术研发阶段、技术转化阶段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政策对上市公司技术研发阶段的创新效率具有促进作用，但对技术转化阶段的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抑制效应；政策对不同企业主体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其中，对国有企业、实施股权激励以及未获得风险投资的企业影响更显著；政策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长期负债两条路径影响企业技术研发阶段的创新效率，同时政策也引致企业研发投入挤占营业成本、广告支出等经营费用，进而抑制企业技术转化阶段的创新效率。     

高技术产业两阶段的创新效率

高技术产业创新过程分为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两个阶段,采用SFA方法测算中国高技术产业2000—2012年的研发效率和转化效率,发现高技术产业两阶段创新效率都较低,但呈现上升趋势。实证检验产业政策和市场化对两阶段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研发支出和知识产权保护对两阶段创新效率都有正向影响,但政府研发支出的效果较小,知识产权保护在研发阶段效果明显;企业研发投入对研发效率的影响不显著,但对转化效率有更大的正向作用,市场竞争有利于两阶段创新效率提升。在市场机制下,企业应该成为研发活动的主体,政府建立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机制。     

军民融合协同创新、空间关联与国防创新绩效

采用中国省域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军民融合协同创新变量，基于地理邻接和要素流动两种权重矩阵，实证分析军民融合协同创新对国防创新绩效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国防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在空间分布上呈显著集聚特征；在地理邻接权重和研发资本流动权重下国防创新绩效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从对本地区的影响看，产-研和产-学两类互补型协同对国防创新绩效有显著促进作用，研-研和研-学两类替代型协同则不利于国防创新，区域创新水平和对外开放均对国防创新有益；从对周边地区的影响看，研-研协同显著提升周边地区的国防创新绩效，产-研协同则对研发资本流动关联紧密地区的创新绩效有积极作用。     

创新价值链视角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以黄河流域为例

基于创新价值链视角,将技术创新效率分为科技研发效率和成果转化效率两阶段,采用2005—2018年黄河流域73个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回归检验,引入技术密度作为门槛变量,探究环境规制对两阶段技术创新效率的区域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①黄河流域及中下游地区的环境规制与科技研发效率呈倒“U”型关系,上游地区环境规制与科技研发效率呈“U”型关系;②黄河流域及中下游地区环境规制对成果转化效率影响不显著,上游地区的成果转化率随着环境规制水平提升呈倒“U”型变化趋势;③黄河流域和下游地区的环境规制与科技研发效率存在技术密度双重门槛效应,其中,中游地区通过单一门槛检验,上游地区未通过门槛检验,而黄河流域和上游地区的环境规制与成果转化效率存在技术密度单一门槛效应,其中,中下游地区未通过门槛检验。     

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动态创新效率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两阶段DSBM模型与Tobit模型

以873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产出导向的DSBM模型测算两阶段整体和不同细分产业的动态创新效率。基于微观企业层面，分别以营业收入增长额、营业收入、营业收入增长率作为技术成果转化阶段的创新产出指标，测算并比较对应的创新效率。结果表明，以营业收入增长额作为创新产出更加符合实际情况，不同细分产业的创新效率存在异质性。进一步运用Tobit模型分析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因素发现，在技术研发阶段，企业规模、资产收益率、研发强度、劳动者素质、企业性质对创新效率具有正向影响，研发人员、研发资金、企业年龄、政府补贴对创新效率存在负向影响；在成果转化阶段，发明专利授权数、企业规模、资产收益率、研发强度、劳动者素质对创新效率具有正向影响，员工总数、研发支出、企业年龄、政府补贴、企业类型对创新效率存在负向影响。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背景下，结论可为测度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动态创新效率提供指导，为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创新效率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装备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

根据2005-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空间基尼系数估算全国装备制造业集聚水平;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 SBM 模型测度全国装备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采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构建门槛面板模型,实证检验装备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 全国装备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总体呈先升后降趋势,但地区差异明显;装备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呈显著的N型关系,具有双重门槛效应;东部、东北地区装备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呈递增的正向非线性影响,中部地区装备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呈先降后升态势,西部地区装备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呈倒N型关系;研发投入强度、能源消耗与装备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显著正相关,城市化水平、环境规制与装备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显著负相关。提高装备制造业发展质量,应增加研发投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促进装备制造业集聚化、绿色化发展。     

区域创新环境对三大创新主体创新效率的影响比较研究

利用超效率模型测度了2009-2012年我国内地30个省市的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三大创新主体的创新效率,并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比较分析了政府研发资助、市场化等环境因素对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创新效率的影响程度。结果显示,高校创新效率最高,企业参与创新活动的强度与三大创新主体的创新效率呈现负相关关系,而政府研发资助是促进企业和科研机构创新效率提升的重要因素。市场化进程对企业创新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阻碍了高校和科研机构创新效率的提升。对外开放对企业和高校创新效率具有负向影响,对科研机构创新效率具有正向影响。同时,应注重发挥劳动者素质对企业和高校创新效率、经济发展水平对企业和科研机构创新效率的正向促进作用。     

创新环境约束下高技术产业区域创新效率及收敛性研究

以各地区高技术产业为样本,应用超越对数随机前沿模型实证测算了创新环境约束下各地高技术产业基础研发和成果转化创新效率,并基于σ收敛、β收敛以及俱乐部收敛3种判别方法,考察了高技术产业基础研发效率和成果转化效率的收敛性特征。研究发现,2000-2014年我国创新环境对区域高技术产业的影响不可小觑,在其约束下高技术产业基础研发效率不断提升,呈现出东西较高、中北较低的分布态势且出现收敛特征;在应用效率方面,各地区成果转化效率大致划分为2000-2007年的缓慢增长期与2008-2014年的缓慢衰退期两个阶段,具有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分布态势且趋于发散。     

国际人才流入、社会资本对创新效率的影响

构建随机前沿模型，基于2000-2015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除西藏外）数据，分析国际人才流入、社会资本对中间产出及最终产出两类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①相比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对两类创新效率的影响更大；②国际人才流入对两类创新效率均具有正向影响，且对中部（最终产出）、西部（中间产出）影响更大；③认知型社会资本对两类创新效率均呈显著负向影响，东中西部存在差异性，结构型社会资本对最终产出创新效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东部则相反；④国际人才流入对两类创新效率的影响均与认知型社会资本和结构型社会资本有关；⑤最终产出创新效率远低于中间产出创新效率，两者均呈东-中-西下降趋势。     

中国创意产业创新效率及影响因素——基于两阶段DEA模型

采用两阶段DEA模型测度了2009—2015年我国创意产业知识开发阶段和经济转化阶段的创新效率,在此基础上构建混合OLS模型、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对我国创意产业创新效率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研究表明:(1)我国创意产业整体创新效率值较低,其中知识开发效率表现优于经济转化效率;(2)知识开发效率和整体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经济转化效率不显著;(3)从我国创意产业创新效率影响因素来看,市场结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社会包容度和政府扶持力度有利于知识开发效率的提升,而对于经济转化效率和整体创新效率来说,无论是第三产业发展水平、政府扶持力度,还是社会科技化水平,均未起到有效促进作用。     

考虑吸收能力的区域创新多维溢出效应

合理利用区域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和价值链溢出效应，有助于区域创新发展与创新效率提升，而对区域创新溢出效应的利用程度则受其吸收能力影响。将创新过程分为知识创新阶段和产品创新阶段，利用Network Slacks-based Measure模型计算全国内地30个省域两阶段创新效率，将吸收能力引入空间溢出效应和价值链溢出效应对创新效率影响的研究中，并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检验吸收能力对知识创新效率和产品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空间溢出效应在部分年份显著，省域间没有形成稳定的空间关联关系；空间溢出效应显著时，提升吸收能力对知识创新效率和产品创新效率均有促进作用；价值链溢出效应不显著或者存在负向影响，创新过程两阶段相对独立，此时提高吸收能力对知识创新效率和产品创新效率提高没有显著作用，甚至具有负向影响。     

政府干预、企业自主研发与高技术产业创新——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价值链视角下高技术产业创新过程分为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两个阶段,本文采用SFA方法测算了2000-2012年中国23个省份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结果表明:高技术产业两阶段的创新效率都较低,但呈现上升态势;实证检验政府干预和企业自主研发对创新效率的影响,政府研发支出、知识产权保护和企业研发投入都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有正向影响,但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更大;市场竞争和企业规模对两阶段创新效率都有正向影响,而三资企业所占比重对创新效率影响为负.企业以市场为导向进行技术研发,更有利于提高创新效率.因此,企业应该成为高技术产业创新的主体,政府需要转变管理职能,构建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机制.     

安徽省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研究——基于两阶段价值链视角

基于两阶段价值链理论,构建规模报酬可变情形下的两阶段链式关联DEA模型,对2005—2009年安徽、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和广东7个省市高技术产业创新的整体效率和分阶段效率进行了评价,分析了2005—2009年安徽省五大高技术行业创新的整体效率和分阶段效率的行业差异,给出了4种高技术产业创新资源利用模式。研究表明:与其他样本省市相比,2005—2009年期间安徽省高技术产业创新整体效率的年均值较高,虽然2008—2009年的整体效率值偏低,但较高的两阶段关联强度提升了其整体效率的年均值;安徽省的高技术产业创新资源利用模式为高研发低转化型;2005—2009年期间安徽省五大高技术行业的整体效率和分阶段效率均较高,但资源利用效率模式并不理想,科技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低成为制约安徽省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的共同因素。     

精神视角下研发团队创新绩效的动力机制研究

借鉴创新成分理论和创造力投资理论，通过对82个研发团队288名研发团队成员的数据分析，聚焦研究精神性因素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动力作用机制。分析结果显示：团队精神型领导对工作场所精神和团队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工作场所精神对团队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在团队精神型领导与团队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部分中介作用；集体主义精神调节了团队精神型领导对团队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集体主义精神越强，团队精神型领导对团队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也越显著；集体主义精神还调节了工作场所精神在团队精神型领导与团队创新绩效关系中的中介效应，集体主义精神越强，该中介效应也越显著。     

精神视角下研发团队创新绩效的动力机制研究

借鉴创新成分理论和创造力投资理论，通过对82个研发团队288名研发团队成员的数据分析，聚焦研究精神性因素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动力作用机制。分析结果显示：团队精神型领导对工作场所精神和团队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工作场所精神对团队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在团队精神型领导与团队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部分中介作用；集体主义精神调节了团队精神型领导对团队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集体主义精神越强，团队精神型领导对团队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也越显著；集体主义精神还调节了工作场所精神在团队精神型领导与团队创新绩效关系中的中介效应，集体主义精神越强，该中介效应也越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