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司法的公众认同研究

近年来,“余祥林案”、“赵作海案”等一系列冤假错案的发生引起人们对刑事司法公正性的质疑,刑事司法的公众认同遭遇危机.该篇文章首先对刑事司法公众认同的含义进行界定并介绍了其现状,接着分析了刑事司法公众认同缺失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提高公众对刑事司法认同度的建议.     

重塑权威:构建公众参与型刑事司法的基础解读

近年来,我国司法信用缺失、司法公信力不足的事实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问题。从羁押期间的"躲猫猫"事件,到对判决的民意指责,再到判决的执行难,申诉、上访问题突出,都充分表明了司法信用的危机。公众参与刑事司法有利于推动司法民主、促进司法公正和提升司法公信力。在我国,公众参与刑事司法有明确的宪法依据、暗合的历史传统、迫切的现实需求和积极的政策支撑。     

在审查逮捕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

在审查逮捕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能有效发挥逮捕强制措施的法定功能,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在审查逮捕工作中,要理解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对案件实体和程序上的要求,完善适用逮捕的法定条件,健全案件质量评估机制,统一办案部门的执法尺度。     

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应注意的问题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是继“严打”刑事政策之后,中国的又一重大刑事政策。在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时,司法机关应注意避免片面追求“宽”的极端,力求不破坏法律原则,应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的目标。     

刑事司法裁量权的理论反思——以刑事裁判的可接受性为视角

为了追求司法公正，刑事裁判就需要力求具有说服力，即裁判必须能够为其受众所接纳。然而，由于司法过程并不是一个像古典法学家所期望的那样“将事实付诸于法律”的客观过程，而是一个充斥着司法官本人主观意志的结果。而这一主观意志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忠实地体现司法的客观公正性，就是公众在面对裁判结论时的最大疑问。因而司法裁量权也就成了拷问裁判可接受性的制约性因素。对这一问题的理论反思旨在审视司法活动中司法裁量权的存在空间及其表现形式，以求合理规范裁量权的行使，增加裁判的可接受性，最终达致社会和谐。     

刑事司法公信力问题研究

刑事司法的主要功能在于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刑事司法关键环节是两大任务即定罪与量刑;刑事司法的公信力在本源上起源于启蒙时期的价值理念,这也成为构建刑事司法公信力的理论基础;刑事司法的公信力在实质角度上取决于定罪的准确与量刑的合理。同时在形式角度来讲,透明公正的刑事程序保证刑事司法的公信力。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刑事被害人应享有获得犯嫌人损失补偿,以维持其正常生活的基本权利,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被害人的补偿往往不能得到有效的实现。为了切实保护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我们应该尽快建立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从而维持社会的安定有序,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文章在分析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基本概念、建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具体建构我国本土的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一些建议。     

刑事和解法律监督问题研究

刑事和解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广泛应用,并且得到肯定写进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但是法律规定的三个条文无法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缺乏有效监督的制度在实践中容易被滥用。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应该对刑事和解的全部程序进行监督,从而保证刑事和解在司法实践中的有效开展。     

浅谈职务犯罪轻刑化

近年来,随着"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提出及深入贯彻,轻刑化继而成为了社会的普遍呼声.我国司法实践中,刑事案件数量逐年攀升,但各类犯罪的死刑判决却在逐年减少,缓刑判决比率也有了很大的提升,轻刑化已为司法机关所接受.与此同时,职务犯罪案件适用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的比率也越来越高,远远超出了一般刑事案件,这一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本文在第一部分介绍了关于职务犯罪的不同定义;第二部分分析造成职务犯罪轻刑化的原因;第三部分论述职务犯罪轻刑化的危害;第四部分根据分析得出的原因提出相应对策,以解决职务犯罪轻刑化问题,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对未成年人采用轻缓的政策是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一部分,对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中,理应发挥积极作用,更好地全面正确理解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时适时采用非监禁化、刑事和解制度等举措,更好的体现“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     

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思考

本文阐述了司法公信力的概念及其四个要素，即司法权威性、司法独立性、司法公正性、司法信仰；指出我国目前民众对司法所拥有信任与依赖程度较为簿弱，并从文化传统及社会心理因素、经济因素、司法体制因素等三方面探求其因；从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治国理念，加强程序立法，加强法律的稳定性、严密性、前瞻性和公众认同性，从程序制度上堵塞干预法律的漏洞、强化制约监督机制，加大司法改革等方面寻求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途径。     

浅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运行问题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自2006年提出并迅速贯彻于司法领域,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同时也引发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和司法皆有密切关系:科学合理的刑罚的结构和轻刑主义的刑罚体系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运行的基础;司法实务中,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适用应从注重体系化的视角,结合刑事和解、社区矫正和修复性司法等措施或制度,使得各部门间的互动呈良性协调发展。同时,在其运行中应重视相关适用性应该具体化的问题.     

设置司法功能之目的--透析司法公正与司法权威

文章从分析设置司法功能的目的入手,指出为达到解决纠纷、稳定社会的司法目的,首先要依靠司法公正。而作为实体公正的司法公正与作为程序公正的公正司法都有其不可克服的局限性。正是这些局限性成为导致司法不信任的口实,从而影响人们对司法判决的信从。克服这一局限性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树立和强化司法权威。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制度权威、法律权威与法院权威、法官权威之间的关系,实现司法公正、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之间的良性互动,以确保司法目的的实现。     

刑事政策的尺度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形事政策的社会效果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现行刑事法律规范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亦同样以积极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为旨趣.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在确保良好法律效果的基础上,争取更好的社会效果,并努力寻求两者的有机契合.不管是刑事立法还是刑事司法,都要兼顾惩罚犯罪与社会效果的二者统一.法官应娴熟驾驭各种制度内资源,巧妙游刃于规则与事实之间,竭力在规则和制度的约束下达致平衡之美.利用形事政策的灵活性贯彻法律的精神,维护法律的权威与尊严.     

刑事执法与加入WTO的理性思考

加入WTO以后,针对WTO的有关原则,我国刑事执法观念受到严重的挑战,需要我们在执法过程中:对我国刑事诉讼原则进行修改和完善,以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文章针对目前我国刑事执法中存在的问题,指出了进行司法改革的重点。     

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司法政策

近年来,高检院相继出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同时出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依法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意见》两个具体文件。这是高检院制定出台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重要的指导性文件,对我们检察工作的开展特别是侦查监督部门的司法实践具有特殊指导意义。     

浅谈刑事和解

1刑事和解的起源 近年来，刑事司法体系中生成了一种新型的司法模式——恢复性司法。虽然目前对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的界定还众说纷纭，但从本质上看，其核心在于，通过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对话、协商来解决刑事案件。它实行的办法是“在一项具体犯罪中有利害关系的所有各方聚在一起，     

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检察院刑事和解的实践与思考

少数民族地区的刑事案件有其自身的特点,适用刑事和解是必要和可行的.基层检察院开始探索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但在刑事和解的适用过程中,还存在相关法律缺失、考评制度制约、传统观念影响等问题,建议出台相关法律制度,改革检察机关考评机制,加大司法宣传,改变传统观念,以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刑事和解的发展.     

论司法过程中法律不确定性的补救途径——以现实主义法学思潮为视觉

以美国著名法学家弗兰克、卢埃林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法学派，指出法律不是逻辑，而是经验以及法律不确定的法律思想，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与否便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困惑。如何规范法官在司法运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肆意判决行为，降低法律不确定性程度所增加的社会风险和成本。进行了审慎的追问和恰适的回应，以期推动我国的司法改革，获得判决的正当性、合法性、理性化。     

论刑事司法听证制度的建立

听证制度源于英美,是保证司法公正的重要制度。司法听证制度虽然已经被中国引入,但到目前为止却尚未全面建立。结合中国现有司法程序的明显不足和司法实践中的弊端,具体分析刑事司法听证制度在中国实行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明确其与刑事诉讼程序的关系,从而建立中国刑事司法听证制度。在此基础之上,针对中国具体国情对刑事司法听证制度进行合理构建,以使其具有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