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再研究——基于政府管制的视角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揭示了环境质量随经济增长出现先恶化后改善的关系.本文以我国大气污染物为研究对象,运用2000～2006年省际面板数据对EKC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当前我国污染物排放与收入增长呈同步上升趋势而非倒U关系,国内学者认为存在倒U关系的原因在于误用了污染物排放数据;运用考虑了政府环境管制的污染物公布排放量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倒U型关系存在,表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相当程度上是政府环境政策的结果.政府环境规制政策、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都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有显著影响,因此为了改善环境质量,必须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促进技术进步,并执行更严格有效的环境政策.     

资源型城市大气污染物浓度的EKC特征分析——以邢台市为例

运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理论、灰色预测模型,研究邢台市2003—2014年大气中污染物浓度与人均GDP的关系,分析各污染物浓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库兹涅茨曲线特征,并对未来人均GDP和污染物浓度进行预测。结果表明:大气EKC不符合倒"U"型关系,而是属于"N"型三次曲线关系。从拟合度来看,大气SO_2浓度与人均GDP的拟合度最高,其次为NO_2,最低的为PM10。说明在研究期内经济增长的一段时期内与倒"U"型关系相似,但当经济进一步发展时,大气环境质量会随经济增长而恶化。预测结果显示:大气中SO_2、NO_2和PM10年平均浓度值逐年增加。据此,文章提出有效控制邢台市大气中污染物浓度的措施,以促进该区域经济绿色健康快速发展。     

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关系的实证研究

运用1991-2006年中国28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选取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工业粉尘和工业废水4种环境污染物排放强度的指标,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硫排放强度等4种环境质量指标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污染物排放强度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并不是都存在所谓的库兹涅茨倒“U”型关系。经济增长指标与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之间呈负相关的线性关系,与工业烟尘和工业粉尘的排放强度均呈倒“U”型关系,与工业废水排放强度则呈正“U”型的关系。     

广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研究

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这一分析工具,并结合信息熵及模型估计方法,实证研究广西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研究发现,广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表现为倒"U"型,2008年是广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转折点,但倒"U"型曲线的右半段并未十分明显。广西污染物排放强度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越来越明显,经济总量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在逐年下降,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为负。广西需要继续加大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力度;加强环保政策的制定,减少污染排放;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二者的耦合协调。     

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呈倒U型关系的曲线,即随着经济增长,环境质量先恶化,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环境质量又会逐渐改善。文章基于中国1991—2003年29个省级区域环境质量与人均GDP的数据,利用工业废水、废气、固体排放物等变量与人均GDP拟合方程验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研究结果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假说,人口密度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不同的污染物有不同的影响,而工业发展对这三种污染物排放的影响比较大,因此加强产业结构的调整将有助于改善环境质量。     

广东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计量模型研究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常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来描述,典型的EKC一般呈倒U型.选取广东省2000-2014年经济状况(以人均GDP表示)与工业"三废"污染物排放量的统计数据,借助EXCEL和EVIEWS软件系统,分析了人均GDP与工业"三废"污染物排放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并建立了两者之间的计量模型.通过研究发现:广东省工业"三废"污染物中,人均GDP与工业废水排放量曲线特征符合环境库兹涅茨倒"U"曲线 ,而工业废气与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的曲线特征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倒U"形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此实证研究结论也从理论上证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客观存在的,只是一种可能而并非必然性特征.此外,环境质量改善并不会自动发生,除了收入水平之外,还应包括社会、自然等因素,它有赖于全社会环保意识的提高、环境政策的严格实施,以及技术进步的支持.     

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研究——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分析

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的面板数据分析模型,并考虑了人口密度、环保政策、贸易开放度、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在内的其他因素对SO2排放量的影响,选取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4—2011年这8年的面板数据,对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指标SO2排放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与倒U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不同,我国人均GDP与人均SO2排放量存在倒N型关系。并结合控制变量对环境作用的正负效应提出了有助于降低SO2排放量、改善环境质量的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的中国检验

本文运用1996-2002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对我国经济增长与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与固体污染排放在内的6类环境污染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发现,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污染指标以及估计方法的选取.就本文选取的部分污染指标(工业废水排放、二氧化硫排放)而言,也存在以相对低的人均收入水平越过环境倒U型曲线转折点的可能.并且,包括人口规模、技术进步、环保政策、贸易开放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等在内的污染控制变量分别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关系起着重要影响.     

北京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分析

本文选取北京市1989～2006年的经济与环境数据,建立了北京市经济增长与主要污染物排放的计量模型,绘制了北京市主要污染物排放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实证研究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市的主要污染物排放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北京市正在走上高增长、低污染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产业结构的优化、环境政策的强力实施、环境技术的后发优势和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是北京市实现经济与环境和谐发展的关键因素.     

洞庭湖区经济与环境的演替轨迹及成因分析

洞庭湖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但影响方式和程度存在地区差异性。从洞庭湖区整体,岳阳、常德及益阳市探讨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演替轨迹,结果表明洞庭湖区整体工业废气和烟尘排放量已越过EKC曲线拐点,工业废水仍处于"U"型曲线的右侧。工业废气EKC曲线在岳阳、常德和益阳三个行政区划中倒"U"型特征较为明显,且拐点均出现在"十一五"期间。说明洞庭湖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已经由"同向"关系向"反向"关系演替。通过LMDI分析法得出影响洞庭湖区污染物排放的主要因素中,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是拉动因素,污染物排放强度因素发挥了重要的抑制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

采用1986-2016年面板数据,通过面板回归方法对中国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FDI）、经济增长对碳排放量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FDI均产生了碳减排效应,但中、西部地区不显著;三大区域GDP均具有碳增排效应。分样本区间进一步分析表明,三大区域FDI碳排放效应呈现由增排到减排动态变化特征,其中东部地区特征更为显著,满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倒“U”型特征。最后,结合地区差异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浙江省纺织工业发展与水污染的EKC检验

以纺织业为例,选取1996—2006年浙江省的纺织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以水污染为例）的统计面板数据,建立浙江省纺织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测度的计量模型,对浙江省工业发展与环境污染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性及变化趋势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浙江省纺织经济增长和水污染之间的相关性曲线呈现出比较典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倒＂U＂型曲线。     

中国的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经历三十多年高速增长,但环境质量也日趋恶化。本文利用112座城市在2003—2010年间的大气污染浓度数据,考察我国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基于传统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我们发现所有的大气污染浓度指标都呈现出"U形"曲线关系。但是在考虑了每个城市特定的时间趋势变量后,高增长并不一定会导致高污染。最后,通过对同一污染物的排放数据和大气浓度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两者的回归结果截然相反。     

我国省域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和居民生活消费间关系的实证分析

利用1998—2009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截面数据,构建了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省域碳排放量与环境规制、经济增长、产业机构和居民生活消费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居民生活消费和环境规制均是影响我国碳排放量的重要因素,且前者均与后者正相关;我国的自发碳排放量存在一定的区域性差异,东部地区各省市的自发碳排放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高。最后,结合我国实际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     

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移动的库兹涅茨曲线*——新时期收入分配改革的思路与意义

准确判断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于客观评价中国各个阶段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尤为重要。本文在统一增长理论的框架下引入收入不平等因素，构建了一个人口数量、不平等和经济增长同时内生的理论模型，并利用CGSS数据构造收入不平等指标，使用中国省际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经验检验。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更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倒U型曲线将逐渐向左移动，即最优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降低。这一发现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个时期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均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最优选择。本文的结论具有深刻的政策含义：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率，需要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逐渐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使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紧跟经济发展的步伐，根据经济发展水平不断缩小收入不平等程度。     

The income inequality curve in the last 100 years: What happened to the Inverted-U?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shape of the curve that represents the long-run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using data from four developed countries (USA, UK, France, and Germany) over the period 1915 – 2014. The analysis is carried using a panel data technique (fixed, random, and interactive effects) that takes into account common shocks. We find that in the long-term, this curve has the shape of an “N-shape” and that the Kuznets curve does not explain this path. We also present many factors that may affect the path of inequality up or down, the most important i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specifically technological change, globalization, social transfers, economic policies, trade unions, taxation, education, war, and epidemics.     

北京碳排放与经济增长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EKC和STIRPAT模型

利用1981—2010年北京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数据,验证了两者间EKC的存在性。运用碳生率和脱钩指数分析了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短期静态关系和长期动态关系,并利用STIRPAT模型分析了北京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北京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拐点为人均GDP为34423元;研究期间北京碳生产率呈不断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为6.1%;在1981—2010年期间的绝大部分年份,北京处于弱脱钩状态,脱钩指数与其经济发展阶段比较吻合;经济发展水平对北京碳排放的影响最显著,其次是能源利用效率,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较小。     

能源消费与污染排放双重约束下的中国绿色经济增长

在当前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践科学发展的紧迫形势下,在全球经济环境剧烈动荡的背景下,本文沿袭绿色GDP思想,讨论了以高能耗和高排放为特征的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可持续性问题以及能源消费和污染排放对经济增长约束的传导机制。为此本文构建了中国1995-2006年28个省的投入产出面板数据库,基于非参数环境生产前沿模型将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绿色分解,采用Tobit模型分析了能源消费和污染排放对经济增长约束的传导机制。分析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正在逐年恶化。表现为要素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明显,并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在能源、环境约束下,要避免走粗放型经济增长道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     

数字普惠金融、政府干预与县域经济增长*——基于门限面板回归的实证分析#br#

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县域经济体的信贷可得性,有助于县域经济增长,而其发展过程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引导。本文运用2014-2018年县级面板数据,通过门限面板回归模型研究政府干预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县域经济增长时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政府干预起到调节作用。同时,子指标回归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与县域经济增长负相关;数字化程度和使用深度对县域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政府干预的作用与主回归一致。(2)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完善传统金融市场结构促进县域经济增长。(3)分地区看,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县域经济增长负相关;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均有促进作用。其中,中部地区政府的调节作用是单向的,西部地区则为倒U型,本文分析了地区差异的内在原因并提出政策建议。     

Thresholds in finance–growth nexus: Evidence from G‐7 economie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nexus in G‐7 economies as these countries experience significantly higher levels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Using a balanced panel of 31 years from 1983 to 2013, we provide new evidence on the finance–growth relationship. We show the presence of nonlinearity as there is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e and growth in the long run. Estimating the thresholds in the finance–growth nexus, we notice that there exists a threshold effect of finance at 109%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We observe that exceeding the threshold would hinder the countries instead of furthering economic growth as too much finance is harmful. Based on the panel Granger causality test results, we claim that financial development should be associated with optimal growth performance. Our findings for the G‐7 economies offer some useful policy inferences to the emerging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 in designing their financi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