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间优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区界重组的经验证据

作为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提升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区界重组的调整能否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以2010-201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为基础,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识别了区界重组改革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区界重组改革能够显著提高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区界重组改革强度越大,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程度越高。分样本来看,市辖区合并和街道调整这两种区界重组类型对经济发展质量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区界重组政策在经济发达城市和有行政区划调整经验的城市中作用效果更加明显。从影响机制来看,区界重组主要通过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政府行政管理效能和经济集聚程度,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促进了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区界重组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逻辑链条,还为下一阶段运用行政区划工具来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新型城镇化:机制与检验

本文构建了一个关于数字经济影响新型城镇化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2006—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和新型城镇化水平均呈现不同程度的跃升,并且两者走势趋同。数字经济能显著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尤其是对新型城镇化的人口、生态和社会维度,但不利于空间城镇化的发展,并且对经济城镇化的影响效应不显著。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时期和区域异质性,即从“十一五”时期到“十三五”时期和从东部到西部,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呈现边际效用递增的特点。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受城市规模约束,并且依托数字技术的智慧城市建设能有效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文章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基于数字经济发展视角的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吗?——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对于重塑传统经济体系、推动资源有效整合，实现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通过耦合评价模型测度2011—2020年全国284个城市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我国城市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普遍较低，但存在随着年份逐渐上升的趋势。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且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中介效应模型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改善城市要素配置效率、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与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以及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高的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影响更加显著。     

数字金融能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吗?——基于2011～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17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广义系统矩估计(SYS-GMM)方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数字金融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推动技术进步从而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但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及数字化程度对经济发展质量的驱动效应存在差异,就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力度而言,使用深度最强,覆盖广度次之,数字化程度最弱.并且,数字金融对中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驱动效应也存在差异,东、中部地区的正向影响显著,西部地区的正向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区域创新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均在数字金融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中介效应.文章的研究结论将为提升经济质量效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可靠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制造业数字化绿色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因素研究

制造业作为国家的支柱性产业，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文章选取中国2017—2021年高技术制造业以及相关经济发展指标，作为衡量制造业数字化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文章在数字化发展程度、科技创新水平、经济发展活力、高技术制造业发展水平四个一级指标的基础上，选取域名数、IPV4地址数、互联网普及率等13个二级指标构建主成分回归模型。研究结果表明，这13个指标体系在制造业数字化绿色创新方面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最后为制造业数字化绿色创新有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相应的建议。     

农村金融多样性对农民创业影响的作用机制研究

新一轮农村金融改革背景下,金融多样性发展对改善农村金融服务、推动农村经济发展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CLDS2012提供的村庄层面金融多样性信息,实证研究了村庄金融多样性对农民创业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1)金融多样性对农民创业决策有显著促进作用.具体而言,金融多样性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农民创业概率将提高0.8个百分点;(2)金融多样性能有效促进"雇主"型创业,而对"自雇"型创业无显著影响;(3)非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民创业的促进作用明显强于正规金融机构;(4)正规金融机构有助于"雇主"型创业,而非正规金融机构有助于"自雇"型创业;(5)金融多样性有助于提升农民未来"雇主"型创业的意愿.文章不仅为理解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而且为提升农村地区创业活力提供了政策启示.     

城市电商化发展能否实现稳就业？

稳就业是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的关键支撑。文章以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了电子商务发展对城市就业水平的影响、作用机制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显著提升了城市就业水平,并且该提升效应在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高互联网发展水平城市和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更为显著,同时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城市中均有显著的就业提升效应。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城市创业活跃度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提升城市就业水平的主要途径。进一步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发现,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发挥了较强的示范效应,在促进示范城市就业水平提升的同时,也对周边城市、相邻城市和经济发展水平相似城市就业水平产生了积极作用,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文章的研究结论为经济新常态下如何发挥电子商务在稳就业中的促进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2001-2016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经济的区域差异演变

以全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单元,基于城市人均GDP数据,采用变异系数、空间自相关模型和空间马尔科夫模型分析了2001—2016年中国城市经济区域差异的演变特征,并采用空间回归模型探讨了相关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全国及四大区域的城市经济的空间差异逐渐缩小,变异系数呈现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全国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的局面;城市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经济发展高值区(HH类型)主要集聚在东部沿海和东北地区的城市群,如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哈长城市群及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发展低值区(LL类型)主要分布在中西部的山西、陕西、甘肃、四川和河南等省区,HL和LH类型数量较少且分布零散。空间马尔科夫模型结果显示,中国城市经济发展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在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大部分倾向于维持原有的状态,少部分城市会向相邻的经济类型转变,实现跨越式发展,即跨越相邻经济类型、向更高或者更低的经济类型转变的城市数量较少。城市的邻域环境对城市经济发展影响较大,一个城市若与经济发达的城市为邻,其经济发展水平提升的概率将增大;反之,发展会受到抑制。空间回归模型结果表明,城市经济结构、固定资产投资额、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的劳动力数量,以及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均显著影响城市经济发展,同时城市间的空间溢出效应在模型中也得以验证。建议重视区域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强化核心城市和城市群的集聚和扩散机制,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有序和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对市域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效应及机制

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数字经济对旅游业发展质量的影响在城市尺度尚未检验其空间溢出效应及传导路径。为此，融合多源数据构建2011—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集，从时空维度对数字经济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演变特征进行分析，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和空间中介效应模型对其空间溢出效应、空间传导机制及空间异质性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数字经济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关联。(2)数字经济不仅有利于本地旅游业发展质量的提高，而且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作用于邻近城市。(3)在高互联网地区和高市场化地区，数字经济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作用更为明显。(4)数字经济通过提升旅游市场吸引力和旅游创业活跃度的方式有效激活了市场活力，进而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金融、营商环境与高质量创业

实现高质量创业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与前提，完善的金融服务与创业环境可为助力高质量创业提供重要支撑。选取中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探究数字金融对高质量创业的影响，并基于营商环境视角考察该影响的传导机制与门限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促进高质量创业，在分维度检验中，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对高质量创业的促进效应强于使用深度，而数字化程度的高质量创业效应并不显著；营商环境是数字金融影响高质量创业的重要传导机制，数字金融通过改善营商环境进而促进高质量创业；门限效应检验发现，在营商环境越优良的城市，数字金融对高质量创业的促进效应越强。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相对于规模较大、经济较发达或东部城市，数字金融的高质量创业效应在规模较小、经济较落后或中西部城市中更强。对此，中国各城市在加快推进数字金融转型升级的同时，应注重优化营商环境，为实现城市高质量创业注入新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