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斯经济学

本文以科斯的经济学本体观为研究基点,从多角度厘清科斯经济学的实质和内涵,力图澄清学界对科斯关于经济学帝国主义、经济学数学化和理论化、黑板经济学、科斯定理、政府和市场等观点的一些常见误解和偏见,阐述科斯的"生产的结构"研究计划和他对经济学未来的展望;通过比较科斯与贝克尔、布坎南、西蒙、弗里德曼、斯蒂格勒以及奥地利学派等关于经济学核心问题的观点,来说明科斯与主流经济学的复杂关系,进而廓清科斯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     

科斯的遗产

2013年9月2日。102岁的罗纳德·哈里·科斯与世长辞。这位经济学巨匠，是新制度经济学与法律经济学开山鼻祖，也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此时，距离他的首次中国之行仅差一个月。他原本计划在2013年1O月前来中国。完成多年夙愿。科斯终其一生从未踏上中国的土地，但他的产权与交易理论却奇异地在这个大国产生着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活跃在中国改革大舞台上的大批经济学家。手握科斯提供的理论工具。在迄今全世界最大的“金矿”里淘金——不仅投身经济学的学术研究，更是探索中国层次丰富的制度创新。     

法经济学的现实主义溯源

第一次法经济学运动是从两奈主线展开的：旧制度经济学和法学现实主义。从进步主义时代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学自由主义的批判,到旧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学形式主义的攻击,都凸显了对现实的关注和制度的探究。康芒斯对“财产”与“财产权利”的区分及对“交易”概念的一般化为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和科斯定理架起制度和交易成本、新古典理论和法律经济学之间的桥梁提供了基础;对现实主义法学来说,无论是霍姆斯的“法律的生命是行动,而不是逻辑”的主张,还是庞德提出的“书本上的法”与“行动中的法”差异的观点都着眼于瓦解和攻击法学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法学自足性,从而努力弥合法律理论和法律实践的鸿沟。其价值在于引入外在的视角来研究法律,从而使得经济学有可能成为法学分析中有力的外在视角。     

经济学发展趋势与中国经济学的新建构

改革开放30年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而且随着经济学研究格局的变化,经济学研究重心正面临转移,经济学理论将有新的发展趋势。当今中国改革与崛起的客观现实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解释力产生了强烈冲击,更具解释力的"中国经济学"将不仅是研究特定地区、特定时代或融合了特定文化的经济学,而且是顺应经济学趋势,推动经济学更具创新性的理论力量。     

不能让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误导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权理论的意见分歧成为经济理论界一系列意见分歧中居于突出地位的重大意见分歧。值得关注的是,在我国产权理论研究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了,出现了言必称科斯定理、言必称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清晰论的不正常现象。     

创新是第一驱动力

我们正处于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的经济转型之中,构成其背后基本支撑面的,是思想观念、利益格局和体制机制的三重变奏本期杂志付梓之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先生逝世,享年102岁。科斯教授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产权理论的奠基人,其理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影响深远。尤其是近年来对中国缺乏思想市场的忠告,振聋发聩,引人深思。他说,"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构架(二)——中国经济学的基本内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在批判吸收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即中国经济学。在全球化背景下,探索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总结、提炼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和体系结构,用中国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现象,进一步指导中国正在深入进行的改革开放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研究真实的世界--谈科斯《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的经济学方法论特色

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把对经济发展的制度因素的关注由微观延展到宏观领域,从分析的出发点、理论框架到政策建议,对新古典传统经济学进行了批评,对现实经济中许多长期以来模糊不清或见解分歧的问题提出了新阐释。这篇论文至今仍为新制度经济学、法学经济学研究中被引用频率最高的经典之作,甚至有人称它“对于本学科发展的重要性再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科斯倡导经济学家从精雕细刻的象牙塔中走出来,投身到琐细但重要的实证研究工作中去。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科斯广泛引证了从历史上到现代的大量涉及外部性问题的法律诉讼文件、成…     

契约经济学发展的若干前沿问题

契约经济学是近20年来经济学最前沿的研究方向之一，新古典经济学中无法解释的许多实际问题，运用契约经济学方法可以得到比较好的理解。科斯（1937）的开创性研究奠定了新制度经济学在经济学中应有的地位。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契约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也方兴未艾。本文主要围绕几个主题对契约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前沿进行综述，并对契约经济学发展前景做出展望。     

中国经济理论的"主旋律"与"流行曲"--记著名经济学家程恩富和海派经济学

中国经济学的"主旋律"与"流行曲"是什么?2004 年,容易被人们遗忘的马克思又"带着"他的"主义"和"新经济学"再次响彻中国大地。这首先是由程恩富一次有特殊意义的讲课所致。5月28日,讲台上站着的是来自上海财经大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程恩富和中国社科院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李崇富,讲台下坐着的是来自中央政治局的全体成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及国务院各部委的部长等约80位领导。由于听课对象的非同寻常,两位教授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而程恩富教授独特的经济学主张更引起我们的兴趣。     

制度经济学的演进与马克思经济学的渊源

近年来,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经济理 论大舞台上成为了大红大紫的明星。名列新制度经济学大师之一的张五常教授更是凭借天时地利人和,巡回演讲走遍大江南北,刮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张五常旋风”。新制度经济学能够如此迅速占领中国经济学舞台,除了其理论本身因素之外,我想还有下列两大起因:一是国际因素。美国经济学家科斯和诺思于20世纪90年代初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新制度经济学成为了国际上最时髦的经济学。这对于普遍浮躁的国内学界来说,赶时髦而推波助澜也就不难理解;二是国内因素。中国正处在一个制度大变迁的时代,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说到底就是在制度上破旧立新,而在这破旧与立新、即新旧制度转换之间又不可避免存在一个所谓“制度缺位”时期,迫切需要制度理论为现实的制度转换服务。因此,生逢其     

新制度经济学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新制度经济学由旧制度经济学发展而来,早期旧制度经济学就是经济历史,忽视了产权和交易费用.新制度经济学主要新在产权和交易费用上,科斯、阿尔钦、德姆塞茨、施蒂格勒和张五常对其有重要贡献.中国的经济改革符合新制度经济学规律,中国应该感谢这些人.但是由<交易费用、风险规避与合约安排的选择>一文提出的风险和懈责问题及其而诱致的风险度量、投机及博弈理论等则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坚持观察与验证假设是张五常和目前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歧之所在,新制度经济学应该朝着合约的方向发展,这一点也为科斯所认可.     

植入"公平博弈"的委托-代理模型——来自行为经济学的一个贡献

本文通过将Rabin(1993)提出的"公平博弈"概念植入现有委托一代理模型,获得一个考虑了代理人表现出"互惠性"非理性行为的新委托一代理模型.由该模型给出来的最优委托一代理合约可以给委托人带来比现有委托一代理最优合约更高的利润水平.研究发现,现有的Holmstrom-Milgrom模型中的最优合约不是帕累托最优的.新模型可以解释企业人性化管理和许多有特色的人性化企业文化的形成.本文是行为经济学与现有激励理论相结合研究的一种初步尝试,是运用行为经济学原理重建信息经济学基本框架的原创性工作.     

也谈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的构筑——兼与丁霞、颜鹏飞教授商榷

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在唯物史观基础上,马克思从整体结构上研究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经历了五篇计划——六册计划——四卷体系逐步的推移过程。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要在坚持的基础上发展,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回到马克思"与"发展马克思"和中国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着严格区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包括中国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和逻辑体系构筑本身,也是长期的发展过程,不能一蹴而就。     

中国崛起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经济学学术上的强国也是主导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强国,主流经济学的演变,说到底是服从于学术强国的国家利益变化的,因为经济学理论是解释现实、指导实践的工具。21世纪中国经济的崛起,将推动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变革,这是艰巨的历史使命。中国经济学可能有两大趋势:社会经济学与物质经济学分离;理论分为"工具性层面"和"规律性层面",前者重在解决现实经济问题,后者则为人类认识客观规律作出贡献。新一代研究者只有冲破名利的诱迫、体制的局限与文化的缺陷,方能解开认识的枷锁,构建出名副其实的"中国经济学",并在实践中指导"中国模式"的完善。     

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构架(一)——中国经济学的建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在批判吸收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改革开放的实践,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探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框架,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当西方国家无论采取哪种市场经济,都无法摆脱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命运,而出现经济滞胀和衰退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却保持年均9%以上的增长速度。事实说明,当代中国的市场经济有许多独特的地方需要加以总结,提炼、升华为中国经济学。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用中国的经济理论来解释"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现象,指导中国和世界的市场经济改革,具有特殊性和普遍性的意义。     

论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

纵观经济学在中国的历史变迁, 理论创新才是中国经济学的灵魂, 实现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 必须解决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国际化和规范化问题。本文认为, 中国经济学研究应从本土问题着手, 而其走向国际化的突破口在于将中国制度分析与经济发展有机融合, 重构发展经济学。同时中国经济学要求建立一个良性的理论创新、接受、修正、摒弃的规范化机制     

企业理论研究应该回归科斯的研究方法

科斯企业理论的发展得益于其经验式的研究方法。但是新古典经济学接受了科斯的理论思想,却用其数理模型等抽象研究方法进行发展,放弃了科斯的研究方法。这种把科斯思想与研究方法割裂的思维习惯,造成了现代主流企业理论研究的困境。而遵循科斯研究方法的非主流企业理论却得到了繁荣发展。因此,企业理论的发展,尤其是我国企业理论的研究,不能单纯注重数学表达的技巧,而应当在合理使用数学工具的同时,回归科斯的研究方法。     

论中国经济学的重建

中国经济学重建的关键在于理论创新，理论创新的重点应集中在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两个方面。中国经济学应高度关注中国现实经济中的紧迫问题，通过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长期地、踏踏实实地研究，来推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新制度经济学能统一社会科学吗?

本文对科斯和诺思提出的新制度经济学能统一社会科学的命题进行了诠释.与其说新制度经济学统一社会科学,倒不如说它们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他们相互需要.没有其他社会科学的支撑,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很难向纵深方面发展;社会科学借助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可以大大地拓展研究领域,提高其解释力.这种互动将有利于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的繁荣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