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贫式增长及实现路径:来自湄潭绿色发展生态富农的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走了一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之路。过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已经阻碍了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对经济增长路径进行校调,经济增长由亲富人转向益贫式增长是一条可行之路。湄潭县充分依托自己的资源优势,从发展茶叶种植、茶叶生产、茶叶加工及一体化经营、以茶为特色的生态旅游,不仅走出了一条经济发展的绿色之路、生态之路,而且还走了一条富农之路,从而较好地实现了经济增长由亲富人增长向益贫式增长的路径转换。湄潭的实践启示我们,从自己的优势出发,走绿色发展生态富农之路是益贫式增长实现的有效形式。     

宏观经济政策对中国益贫式增长的影响

科学地制定有利于穷人增长的经济政策对于推动公平的增长意义重大。研究宏观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其实质是通过考察经济政策和冲击对宏观经济增长和对微观低收入群体福利的综合影响,在效率优先与公平优先两个差别迥异的发展模式之间构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框架,进而推进益贫式增长。本文致力于两项主要工作:(1)开发一个小型的中国益贫式增长"宏观—微观"政策分析模型。此模型能够创新地实现宏观经济模型和微观个人福利函数的连接,从而可以在一个框架内考察贸易、汇率、公共支出和劳动力市场规制等经济政策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2)在益贫式增长政策分析框架基础上,考察中国2002—2006年间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及其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尤其是对低收入群体福利的综合影响。     

从益贫式增长到共同富裕的逻辑建构与实现路径

共同富裕是一个动态发展的长期历史过程，益贫式增长机制是其中的关键环节，也是重要途径。在新发展阶段，需要深入研究从益贫式增长到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本文立足于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分析了益贫式增长和共同富裕在目标、主体、内容和方式上的逻辑关系。并沿着“改革开放前-涓滴型增长-益贫式增长-共富型增长”这一历史线索，梳理了我国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逻辑。结合新发展阶段实现共同富裕的约束因素，从解决相对贫困、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在全体人民共建共享中实现物质精神共同富裕等角度提出了我国从益贫式增长转向共同富裕的现实逻辑。最后，从理顺收入分配关系、统筹全面均衡发展、以数字经济落实共建共享等视角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路径。     

贫困、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基于中、印、俄、巴四国Panel Data模型的分析

过去一段时间,由于一些国家经济持续增长,贫困人口大大减少,但是经验表明,经济增长并非是根除贫困的灵丹妙药,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地导致贫困人口数量的下降,这是因为大多数的经济增长都是不"平衡的",富人、开放地区以及新兴产业增长速度较快,而穷人、落后地区和产业往往受惠极少,这种分配上的不平等常常让增长的减贫效应事倍功半,甚至还可能使贫困人口意外地增加.本文利用世界银行提供的有关中、印、俄、巴四国的数据,利用面板数据的模型,将收入增长、收入分配差距方面的变化对贫困人口数量的影响量化,进而从经验上证明,惠及穷人的"亲贫式"增长才是根除贫穷的关键.     

城市数字经济的益贫式增长效应——基于农村流动劳动力视角

以城市最低工资标准界定低收入农村流动劳动力群体，利用2011-2018年CMDS与289个地级市的匹配数据，检验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益贫式增长效应、机制与异质性。研究发现：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可通过收入提升和分配改善两个机制实现农村流动劳动力的益贫式增长，这一结论在考虑模型内生性和替换解释变量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提高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能加速提升城市数字经济的益贫效应。流入地社会保障缺失制约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益贫效应的发挥。单纯提高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则会加剧收入不平等，甚至逆转其益贫效应。因此，要在推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农村流动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同时，提升农村流动劳动力的技能水平与就业匹配能力，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充分释放数字经济发展的“城乡共富红利”。     

益贫式经济增长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实现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的含义是以共同富裕为目标,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共同富裕作为一个过程,共享发展是其新阶段。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这要求中低收入者从增长中获得的收益大于高收入者即实现益贫式增长。本文以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分析了益贫式增长实现路径。实现益贫式增长的关键一是着力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实现多种形式就业,促进居民收入结构的调整;二是提高再分配政策设计的精准性。     

1996—2008年中国县级市减贫效应分解与空间差异分析

提出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贫困线移动三因素减贫效应的分解方法,运用贫困增长曲线,分析1996—2008年中国四大区域县级市的经济增长模式、贫困水平和影响贫困三因素的减贫作用,并进行空间差异分析。实证结果表明:①西部地区的经济属于减贫增长,其他三大区域的经济属于涓滴式增长;②东北和东部的贫困状况普遍好于中西部地区;③经济增长始终起着减少贫困的作用,收入分配差距恶化起着增加贫困的作用,而分配差距改善可起到减贫作用;④使用变动的贫困线有助于独立分析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减贫作用。     

传统文化产品质量创新策略与扶贫增长战略——来自南亚、东南亚国家的经验

一、发展传统文化产业是实施扶贫在增长战略的重要措施Ravallion(2004)和Chen(2003)认为:所谓扶贫增长,就是穷人减贫的增长方。并且认为,这一增长战略的要领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坚持以推动结构多样化的经济增长来解决贫困问题。也就是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有     

链式融资模式与精准扶贫效果——基于准实验研究

文章在四川、重庆、江西三省2013年和2015年农户链式融资准实验的基础上,基于大样本农户两期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和基于倾向得分的倍差匹配法对“基期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参与和使用链式融资模式下的减贫效果”进行了系统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产业链式融资对农户减贫的效果整体较好,贫困农户参与产业扶贫的比例高于非贫困户,且从链式融资中得到的益贫效果也表现出边际收入递减的现象.(2)与农户直接向金融机构融资相比,农户在产业扶贫的基础上进行链式融资的减贫效果更好.其中采用“金融机构信贷→龙头企业(产业支撑)→农户”和“金融机构→专业合作社(产业服务)→农户”模式对基期贫困户和非贫困户都存在显著的益贫效果;“资金互助社→农户”模式主要对非贫困户存在显著的减贫效应,而“商业性金融机构→农户”模式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减贫效果都不明显.     

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减贫效应——基于1991-2004年面板数据的分析

利用CHNS数据,计算FGT指数,分解贫困变动,计算贫困弹性及减贫增长率。发现减贫效果具有波动性,经济增长对减贫具有正效应,但收入分配在不同时期减贫效应不同。1991-1997年贫困人口从经济中获益低于非贫困人口,1997-2004年与此相反。2000-2004年间,经济增长对赤贫不利,而收入分配对赤贫有利。政策含义在于,制定减贫政策时,既要考虑经济增长又要考虑收入分配;在贫困人口内部,根据遭受贫困的程度,制定不同的减贫政策;进行减贫评估时关注贫困人口构成。     

收入增长与分配结构扭曲的农村减贫效应研究

减少农村贫困人口是"三农"问题中的主要内容。本文阐述了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减贫之间关系的理论框架,然后定义一族新的洛伦兹曲线,构造我国农村家庭收入的分布密度函数,并对"贫困一增长一不平等"减贫效应分解方法进行修正。进而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中的农村家庭数据,对1991—2009年东部、中西部省份收入增长与分配结构扭曲的农村减贫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收入增长使得贫困入口比例下降,但分配不公平降低了减贫速度,并导致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不断萎缩。对比分析发现,中西部省份比东部沿海省份、2000年之后比之前的分配不公平程度更为严重。另外,基于Blinder-Oaxaca工资差异方程的分解结果表明,促进农户增收的个体层面影响因素依次为非农经济活动、受教育水平、地理位置和耕地面积,而现阶段贫困家庭非农经济活动参与率偏低和受教育水平增长缓慢是其收入增长的最大障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贫困治理挑战及减贫合作启示北大核心

“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面临较为严峻的减贫挑战。基于“消除一切形式贫困”和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经验,构建多维贫困分析框架,从贫、困两方面分析沿线国家的极端贫困、中度贫困和多维贫困状况,并从政局稳定、经济和社会制度角度解析贫困治理面临的挑战。研究发现,沿线国家消除极端贫困取得明显成效,但极端贫困问题依然严峻;中度贫困发生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中度贫困人口数量占全球贫困人口总数比重趋于上升;沿线国家农村面临严峻的多维贫困挑战;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贫困人口最多,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次之。建议针对“一带一路”沿线重点贫困国家和经济走廊,与中国合作建立利贫性经济增长、包容性社会发展和多维度精准扶贫的减贫机制,共建“减贫之路”和“增长之路”。     

包容性增长研究述评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不考虑其对减贫和不平等的影响,然而,近年来减贫速度的下降和不平等的增长促使人们重新认识经济增长。作为利贫增长的替代,包容性增长成为世界银行和许多国家的发展战略,本文从定义、度量、诊断、机制和理论基础等方面详细介绍了包容性增长的产生、发展以及将来的研究方向。     

包容性增长研究述评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不考虑其对减贫和不平等的影响,然而,近年来减贫速度的下降和不平等的增长促使人们重新认识经济增长。作为利贫增长的替代,包容性增长成为世界银行和许多国家的发展战略,本文从定义、度量、诊断、机制和理论基础等方面详细介绍了包容性增长的产生、发展以及将来的研究方向。     

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农村减贫——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经济增长与减贫关系问题上,大量的实证研究仅仅用经济增长以及伴随增长过程的收入分配状态作为解释变量,其结论与现实的契合性不够稳定。通过在计量模型中加入产业结构、农业生产条件、农业扶贫与发展政策等关键性的中间变量,并采用跨越"八七扶贫攻坚"期间和新世纪"农村扶贫开发"两个发展时期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表明经济增长在农村减贫中具有重要地位,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对农村减贫具有显著的负效应。与现有的大量实证研究结论不同,本研究表明不同产业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农村减贫的影响是不同的,三次产业发展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发生了一定程度的逆转。因此,新时期反贫困战略也应做出相应的调整。     

对贫困涵义的理解

贫困问题始终是困扰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重大问题.贫困的定义和测定在思想上最初强调对市场上可以买到的物品的支配能力,随后扩大到包括生活标准在内的其他方面,再进一步发展到一种反映对脆弱性和风险的关心、对没有权力和缺少发言权的担心.贫困涵义的扩展加深了人们对贫困和穷人的理解,推动着减贫战略选择,从为穷人提供更多的经济机会向着为穷人提供社会服务转变,针对脆弱性和发言权制定减贫策略.     

中国间接税能否推进益贫式增长收入再分配格局——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测算模拟

文章重点关注间接税减缓相对贫困效果，并基于CFPS2012年与2018年微观数据测算模拟表明：匿名评价下中国间接税整体K指数为负值，具有逆向调节的收入再分配与减贫效应，加剧了总体贫困广度、深度以及强度，但现阶段结构性减税使间接税归宿的累退性、平均税率有所下降，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横向公平、纵向公平，减小了城乡相对贫困倍差；非匿名评价下居民家庭税前收入位置与间接税负担率呈现“U”型关系，且低收入群体位于拐点左侧，这使部分家庭收入减损流入相对贫困阶层。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自发推动“益贫式增长”收入再分配格局。     

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的减贫效应探析——以新疆为例

运用FGT贫困指数,以新疆为例,基于Lorenz曲线对农村贫困变动进行测算。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减贫作用,而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则部分地抵消了经济增长的减贫作用。     

农地流转的机会益贫化估值模型分析

快速推进的城镇化进程触发了中国社会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重构社会机会配置格局实现社会分配正义,已经成为中国深化改革亟待破解的重大命题。吸纳益贫式增长理论的益贫思想并依据机会平等理论的机会补偿原理,提出了机会益贫化分配概念框架。基于此,挖掘和识别农民与土地分离后可能面临的机会风险,公平估算机会损失价值并纳入农地流转定价基础,运用WBS法识别农地流转全过程中的益贫机会,并采用正态云模型构建机会益贫化的农地流转估值模型。鉴于理论模型输出结果,提出了基于机会益贫思想的农地流转定价政策建议。     

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对城市减贫的影响

本文基于对贫困的分解,运用贫困弹性的动态特征,选取《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城市住户分组数据,深入分析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因素对中国1991-2009年间城市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1)高速的经济增长对我国城市绝对贫困率下降起决定性作用,但收入分配恶化对城市相对贫困率上升有显著影响。(2)收入水平越高,则收入因素对城市减贫的促进作用越强,且分配因素所引起的贫困变动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则收入因素对城市减贫的促进作用越弱,且分配因素所引起的贫困变动越小。因此,我国今后的城市减贫,应在继续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以改善收入分配不平等为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