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通货膨胀理论综述

本文基于实体经济运行的视角主要探讨了金融系统是否发挥了改善我国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功能.文章以1999-2006年间中国30个地区27个工业行业为样本,借助Wur-gler(2000)的资本配置效率估算模型,构建了非国有部门信贷比重等衡量金融发展程度的指标,并运用系统广义矩面板估计方法等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金融发展促进了中国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同时当进一步考虑地方政府对银行信贷决策干预的影响时,地方政府的干预却会妨碍金融系统对中国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改善功能的有效发挥.     

金融发展、市场化与服务业资本配置效率

本文借鉴Jeffrey Wurgler的资本配置效率模型,对2004—2011年服务业资本配置效率进行测算发现,中国服务业资本配置整体有效,但表现出较为显著的波动性;服务业资本配置效率存在显著区域、省际和行业差异,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工业成长性和价值创造力强的省份、垄断性质或公共服务性质较高的行业,资本配置效率低或无效。对影响服务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市场化进程和以银行存贷款额、贷存比率、股票交易额衡量的金融发展对服务业资本配置效率具有促进作用,以保险密度、保险深度衡量的金融发展对服务业资本配置效率影响不显著。     

市场化进程与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市场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经过近十年的改革,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经显著提高。市场化改革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什么效应?是否提高了资本配置效率,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本文借鉴Wurgler(2000)的资本配置效率估算模型,研究我国市场化进程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我国资本配置的效率有所改善。     

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基于房地产价格的中介效应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提升资本配置效率是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地方政府债务融资作为地方政府发展地区经济的重要手段,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影响。本文利用省级政府债务数据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分析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扩张与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且在中西部地区、市场化水平低和财政独立性低的样本中更显著。机制分析显示,房地产价格在地方政府债务扩张与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倒"U"型关系中起到了中介传导的作用。上述结论表明,地方政府过度举债无异于饮鸩止渴,优化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管理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宏观金融定向调控与资本配置效率的行业效应——基于行业内生性的视角

本研究扩展了经典的资本配置效率模型,构建理论分析框架,从行业视角分析了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影响的微观机理,并基于中国2003~2014年实体经济行业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呈现出结构性的"行业效应",那些对外部融资依赖性较高的行业,其资本配置效率随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而提升得更快,而对外部融资依赖性较低的行业,则随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而提升得较慢。随着我国金融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行业效应"将会更明显。宏观调控部门在制定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相关政策时,必须要考虑到各行业的特质性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各行业对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和相关政策反应的内生性,这为我国制定并实施"积极引导金融资源注入实体经济"以及"定向调控和精准调控"的宏观经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国有经济比重与我国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来自省级工业行业数据的证据

财政分权和官员晋升激励等制度造成地方政府有较强保护本地区经济的动机,这种地方保护及市场分割造成的诸侯经济客观上为我们提供了类似于跨国研究设计框架的背景。以1999—2006年间我国30个地区27个工业行业为样本,运用Wurgler(2000)的资本配置效率估算模型考察国有经济比重对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显示:我国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在省际和年度间呈现显著差异,且地区国有经济比重与其相应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负相关。     

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与资本配置效率

本文考察了金融深化程度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等制度因素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并利用1997-2006年省级面板数据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在经济转轨的条件下,金融发展水平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呈倒U形变化.目前我国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尚处于转折点的左侧,故而提高金融发展水平可以对资本配置效率产生积极影响;(2)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有利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除了直接作用外,外资还会和金融发展交互作用对资本配置效率产生影响.经验分析结果表明,两者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彼此加强,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外资对资本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就越明显,而随着外资规模的增加,金融发展水平对资本配置效率的积极作用也得以强化.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基于三重作用机制和政策协同效应的研究

以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机制分析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可以通过实物期权理论、金融摩擦理论以及代理理论来解释。具体表现为，当企业投资不可逆程度越高、所处行业竞争程度越低、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高以及内部控制质量越差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越强。进一步分析发现，提高市场化水平、发展数字金融以及放松卖空管制均能有效抑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负面影响。为提高政策效率，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可以考虑配套上述政策措施。     

我国资本的配置效率:一种新的测算方法

本文首先根据"资本边际产出均等化"原则,从理论上给出了一种测算资本配置效率的新方法,然后使用1978-2006年我国省区数据对资本配置效率进行了实际测算。结果发现: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资本配置效率得到了迅速提高;1992年前后资本配置效率出现了短暂调整后继续上升;近年来又呈现出轻微的下降趋势。最后,对我国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对外贸易、金融发展等显著促进了我国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本文方法具有普适性,可以测算各种生产要素在不同区域和产业之间的配置效率。     

我国金融“脱虚向实”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动态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的分析

文章基于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1年—2020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动态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测算金融“脱虚向实”效率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的增长可以有效推动金融“脱虚向实”,社会融资规模的扩大并未对实体经济增长产生有效的拉动作用,当前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效率还处于较低水平,且金融资产配置失衡致使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和银行集中度的提高会对实体经济产生不利影响。今后可通过继续坚持金融创新、不断深化金融改革等措施提高我国金融“脱虚向实”效率。     

我国信托业与银行业资本配置效率比较

本文基于随机动态Wurgler模型,对我国信托业与银行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变动趋势和差异性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自2008年以来,信托业已成为国内总资本配置效率最高的行业,而银行业的总资本配置效率相对较高,其他行业的总资本配置效率尚未达到有效;在以房地产和工商业为代表的银行传统业务领域,银行业的资本配置效率要高于信托业,而在以证券投资和基础设施所代表的其他领域,受分业经营和资本管制影响,银行业资本配置效率又显著低于信托业.现阶段,由于我国信托业已基本实现市场化运作,因此进一步放松管制,加快市场化进程,虽能在部分领域推动金融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和提高,但这种影响将具有非对称性和非全面性特征.     

市场化环境、所有权性质与集团内部资本配置效率

本文以2001—2007年我国企业集团的成员企业为研究样本,依据sh in和stu lz与Jeffrey的模型对企业集团内部资本配置的效率进行了评价,并实证检验了市场化环境和所有权性质对集团内部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化环境好的地区,其内部资本配置是有效率的。相比于非国有的企业集团,国有集团的内部资本配置是无效率的。但是随着政府干预的减少、金融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市场化状况的改善,国有集团相比非国有集团,在内部资本配置效率上的差异逐渐缩小。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实体经济投资效率

选取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实体企业数据,实证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实体经济投资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实体经济投资效率具有显著提升作用,交易成本效应、内部融资效应、科技创新效应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升实体经济投资效率的主要途径。同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实体经济投资效率的影响存在企业与区域异质性,在私营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实体经济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由此,提出优化内部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积极发挥资本市场有效调控作用、打造差异化实体经济价值投资机制的对策建议。     

我国资本配置效率的区域差异分析及其成因分解

在对经济增长中资本要素作用有关研究成果总结和批判的基础上,文章利用相关计量方法对我国地区资本配置效率差距进行静态和动态的实证研究,并利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对地区配置效率的差异进行因素分解,分析结果显示,地区资本配置效率的差异不具有收敛的特征,造成地区差距扩大的原因主要是地区市场化、政府干预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存在非均衡.     

营商环境优化推动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吗——基于中国民营制造企业的研究

本文以我国民营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从营商环境优化视角探索推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有效途径。基于中国实际,构建纳入地区营商质量的中间品选择模型对内在机理进行挖掘,从民营企业面临融资歧视的现实问题入手,将地区、产业与企业数据结合展开多角度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地区营商环境优化具有一定的金融传导机制,其显著提升了民营制造企业生产率,能够推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进一步研究表明,该作用并非依靠民营制造企业融资规模的增长,而是源自长期债务获取能力的提升以及融资成本的降低。本文通过将民营企业融资问题和国有企业内部金融化问题加以区分,揭示了营商环境优化是提高金融配置效率、促进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金融错配与企业金融化

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的金融错配理论上会通过企业投资组合选择促进企业增加金融投资。基于我国2007—2019年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错配显著促进了企业金融化;金融错配主要促进了长期金融资产和类金融资产投资,前者在盈利能力强的企业中更突出,后者仅在盈利能力弱和国有企业中显著。机制检验发现,金融错配通过提高融资约束和扩大金融与实体收益差促进企业金融化,并对不同类型金融资产的影响表现出动机异质性。如受金融错配的影响,企业增加长期金融资产投资,是出于缓解融资约束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和获取高额金融回报的主动逐利动机,而增加类金融资产配置仅是迫于主业投资收益率下降的被动逐利动机。进一步检验揭示,利率管制放松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均能弱化金融错配作用下的企业金融化,但主要是弱化类金融资产配置。未来,相关部门有必要深层次地推进金融体系市场化,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引导金融回归实体经济;需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多层次全链条资本市场建设,促进金融服务精准落地,适配经济高质量发展。     

资本配置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资本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资本配置效率提升对促进经济增长至关重要.近年来我国资本总量增加较快,使用不同测度方法获得的资本配置效率测度结果虽然略有差异,但基本一致显示我国资本配置效率总体仍然较低.资本配置主要通过银行、机构投资者和外商直接投资三类渠道实施,影响资本配置效率的诸多因素大致可分为金融市场、金融制度和金融中介三类.不同渠道和因素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需要进一步确认并给予重视.     

我国信托业资本配置效率影响因素研究——基于Wurgler与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Wurgler与结构方程模型,对我国信托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整体表现、变动趋势以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自2007年以来,我国信托业资本配置效率始终处于有效状态,并在变动中表现出显著的倒U型趋势特征;在影响和制约信托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因素中,行业与制度变迁因素的影响最为显著,宏观经济与环境因素的影响较为显著,企业微观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小;我国信托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是制度变迁和行业调整的必然结果,但宏观经济环境的恶化会抑制行业资本配置效率的进一步提高.现阶段,由于制度变迁的影响力在持续减弱,宏观经济环境短期难以转好,因而只有行业内部各企业有效改善股权结构,显著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才能遏制信托业资本配置效率的下滑势头,从而为信托业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创造条件.     

民间资本中介化配置与高技术产业发展研究——以温州为例

民间资本配置的低效率已越来越成为影响温州区域经济增长的重大因素。文章在界定整体性金融中介概念的基础上,对民间资本中介化配置效率的比较优势进行了分析,认为中介化配置是提高民间资本运作效率、引导其投向高技术产业的有效机制,此外,还提出了中介化配置民间资本,促进温州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对策。     

中国省际科技金融效率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空间面板模型实证研究

运用DEA-BCC模型测算我国2005—2016年30个省(区、市)科技金融效率,并建立相应空间面板模型对影响科技金融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省际科技金融效率区域差异较大,整体水平相对偏低,只有少数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科技金融效率达到了有效生产前沿面;除研发投入强度对科技金融效率有负向影响外,科研氛围、高技术产业资金规模等影响因素对科技金融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为此,提出有效促进地区科技金融效率提高的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