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者劣势与海外并购企业的生产率提升

海外并购已成为新兴经济体企业对外投资和实现国际化扩张的重要战略选择。外来者劣势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面临着的诸多困难之一。“外来者”身份会对企业并购后的整合与生产率提升这一关键问题产生负面影响,化解负面影响需作深入的细化研究。选取2008-2015年中国上市企业共计197起海外并购事件,以制度距离、文化距离以及地理距离分别作为外来者劣势中合法性缺失和信息不对称的替代变量,分析外来者劣势对海外并购企业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合法性缺失导致的外来者劣势对海外并购企业的生产率提升有显著负影响,但信息不对称对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国内投资能显著弱化制度距离和文化距离引致的外来者劣势对海外并购企业生产率的负影响,国际化经验和出口能克服制度距离带来的合法性问题,但对文化距离带来的合法性缺失的弱化效果并不明显。     

地区经济集聚、企业异质性与外来者劣势

以集聚经济理论和企业异质性理论为基础,利用运营在中国17个省份20个制造业二位数细分行业的448家外国子公司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了地区经济集聚与企业异质性的交互效应对外来者劣势的影响。研究认为:多样化集聚和企业年龄的交互效应以及多样化集聚和企业规模的交互效应对外来者劣势的影响显著;多样化集聚和进入模式的交互效应对外来者劣势的影响不显著;专业化集聚和企业异质性的交互效应对外来者劣势的影响也不显著。     

制度距离与跨国合作创新绩效——文化严格程度的调节作用

国家间差异是影响跨国合作创新的关键因素,然而,已有文献较少涉及国家制度和文化差异影响研究。试图从国家制度和文化视角探讨国家间差异对跨国合作创新的影响。在区分正式制度距离与非正式制度距离的基础上,采用2005-2019年17个国家相互之间共同发明专利数据,实证分析两类制度距离对跨国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文化严格程度在这一影响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正式制度距离和非正式制度距离均对跨国合作创新绩效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文化严格程度减弱了正式制度距离的影响,却增强了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和长期导向/短期导向两个维度上非正式制度距离的影响,但对其它维度和总体非正式制度距离影响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结论不仅揭示了不同国家文化环境下制度距离对跨国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还可为各国制定跨国合作创新战略以及我国应对中美科技合作挑战提供理论指导和参考。     

文化距离对企业国际化路径的选择影响研究综述

国与国之间存在文化差异,文化距离反映了国与国之间文化差异的程度.文化距离对企业国际化影响的研究主要见于近十多年,研究表明,其影响的结果是复杂的,既有负向影响,亦有正向影响或不相关.本文从企业国际化发展的两个基本问题出发,通过文献研究,梳理了文化距离的影响及其原因,并根据最新研究成果指出,文化距离不可避免,文化距离所产生的外来者劣势和外来者优势同样不可避免,采取积极态度主动利用文化距离推进企业国际化进程将是需要长期研究和实践的.     

"一带一路"倡议下外来者劣势如何转化为优势?——基于社会网络视角的案例分析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走出去"逐渐成为产业升级和发展的重要战略途径.然而,许多中国企业在跨国经营过程中面临外来者劣势,包括受到合法性质疑,面临退出威胁.文章选取柬埔寨泰文隆水泥有限公司的案例,基于社会网络分析视角,识别了外来者劣势的来源,探讨了外来者劣势转化为优势的模式.文章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东道国政企关系和产业链关系是外来者劣势的重要来源;第二,伴随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开展,克服外来者劣势的焦点从国家层面逐渐转到产业层面,外来者劣势转化为优势的关键在于匹配合理的产业链网络;第三,母国政府支持、技术转移和产业集聚可以促进外来者的产业链劣势转化为优势,克服外来者劣势的模式可以总结为多网络差异化模式、外来者集中化模式和产业组织集中化模式三种.文章的研究结论对于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和支持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具有重要的启示.     

外来者劣势研究脉络与展望：基于CiteSpace的分析

外来者劣势是国际商务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既有综述类文献不仅时间偏早且多为主观定性分析,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特别是近年来国内文献迅速增加,有必要对现有研究进行再梳理。为弥补定性分析的不足,运用CiteSpace分析软件,以2008—2020年中英文文献为样本,从发文量、国家、期刊、机构、作者、关键词等方面,对外来者劣势研究现状进行可视化对比分析,并通过构建基于理论演进的研究框架,结合高频和突现关键词,揭示外来者劣势的研究热点和趋势。研究发现,国内研究起步晚且仍需深化;国内机构间与学者间尚未形成紧密合作关系;个人层面研究有待拓展;新兴经济体的相应研究值得关注;研究方法和测量指标尚需优化。     

和合文化情境下包容性领导如何影响员工越轨创新行为

员工越轨创新是影响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角色外行为。立足中国和合文化情境，从资源保存理论视角入手，基于430份领导-员工配对数据，探讨中国文化情境下包容性领导对员工越轨创新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验证心理安全感的中介作用以及员工权力距离感知、未来时间取向的双重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包容性领导显著正向影响员工越轨创新；员工心理安全感在包容性领导与员工越轨创新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权力距离感知负向调节包容性领导与心理安全感间的关系，未来时间取向负向调节心理安全感与员工越轨创新间的关系；员工权力距离感知负向调节心理安全感在包容性领导与员工越轨创新间的中介作用，但未来时间取向对中介变量心理安全感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制度落差对跨国技术转移的影响——基于2009—2019年面板数据分析

国家之间制度差异是跨国技术转移的重要影响因素,现有文献缺乏基于制度距离大小和方向对跨国技术转移的探讨。在将制度落差划分为制度逆差和制度顺差的基础上,依据2009—2019年中国技术引进面板数据,探究制度落差对跨国技术转移的影响,并考察技术来源国创新能力在这一影响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管制逆差和规范逆差对跨国技术转移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技术来源国创新能力有助于增强规范逆差对跨国技术转移的促进作用,而对管制逆差影响跨国技术转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管制顺差和规范顺差对跨国技术转移均有显著阻碍作用,且技术来源国创新能力能够削弱其阻碍作用。研究结论证实制度落差对跨国技术转移具有差异化影响,有助于拓展跨国技术转移研究,并为相关部门从制度落差视角指导中国技术引进实践提供参考。     

跨国公司外来者劣势及其应对策略

对外投资、海外经营是跨国企业区别于本土企业的关键特征。在东道国经营业务的过程中,跨国公司会遇到本土企业通常不会遇到的难题,并需为此付出许多额外的成本。外来者劣势是在海外经营的"经济成本"基础上加入"社会成本"考虑后提出的概念。本文基于西方学者的研究文献,对外来者劣势的内涵、来源、影响及克服途径等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评述,并围绕外来者身份向劣势或优势转化过程的调节因素,归纳和探讨企业跨国经营中应对外来者劣势的可行策略。     

制度二元结构、组织间非正式关系与企业技术创新——基于电子设备行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着重研究了由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共同构成的制度二元结构对组织间非正式关系与企业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并基于电子设备类上市公司的数据对研究假设进行了检验。研究结论是:不同类型的组织间非正式关系能够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不同影响,而制度二元结构能够对组织间非正式关系与企业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调节作用。     

企业战略激进度、管理者变更与技术距离

把握战略激进度是企业绩效提升的关键，以往研究未关注战略激进度对企业技术距离的影响。以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使用系统GMM检验企业战略激进度与技术距离间的关系，以及管理者变更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企业战略激进度与技术距离之间存在U型关系，即分析型战略有助于技术距离缩小，但进攻型和防御型战略不利于缩小技术距离。在管理者变更频率较高的企业中，战略激进度与技术距离间的U型关系更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战略激进度与技术距离间的U型关系在竞争程度相对较低的行业中表现更显著。相比于职业经理人，由控股股东继任董事长或总经理，以及在较少继任者两职兼任的情景下，管理者变更的调节作用更显著。     

国际多元化与母公司创新能力研究——基于制度距离的调节效应

基于中国高技术企业上市公司2010-2012年的面板数据,从国际二元性视角,探讨了国际多元化对母公司创新能力的影响以及制度距离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国际多元化对母公司创新能力具有正向影响,管制距离在国际多元化与企业创新能力关系中具有负向调节效应,文化距离在国际多元化与企业创新能力关系中具有正向调节效应。     

国际多元化与母公司创新能力研究

基于中国高技术企业上市公司2010-2012年的面板数据,从国际二元性视角,探讨了国际多元化对母公司创新能力的影响以及制度距离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国际多元化对母公司创新能力具有正向影响,管制距离在国际多元化与企业创新能力关系中具有负向调节效应,文化距离在国际多元化与企业创新能力关系中具有正向调节效应。     

东道国制度质量、制度距离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

基于经济自由度指数、全球政府治理指数以及荷兰学者Hofstede的国家文化指数,全面构建了东道国经济、法治和文化制度的评价指标,利用2003-2009年我国在51个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数据,考察了东道国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OFDI受到制度因素的驱动,具有显著的"弱效制度"规避和"强效制度"寻求动机。具体来看,东道国较高的经济制度和法治制度质量对我国对外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东道国正式制度质量越是优于我国,越能吸引我国的投资。非正式制度方面,东道国华裔关系资产对我国的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非正式制度距离(文化距离)会对我国的对外投资形成障碍。     

企业跨境风险投资海外技术探索：双重劣势与投资策略——基于科技型企业多案例分析

企业跨境风险投资（Cross—borderCorporateVentureCapital，简称跨境CVC）是指企业以知识搜寻和技术投资为导向的海外冒险活动，对在位企业创新活力提升、组织韧性增强及国际竞争力跃迁起重要作用。然而，在进行海外技术探索时，跨境CVC面临来自东道国制度环境和目标技术领域的双重外来者劣势，如何通过合理的投资安排应对双重劣势，对于跨境CVC价值实现格外重要。基于实物期权理论，对跨境CVC活动决策过程和投资逻辑进行研究，以英特尔、Alphabet、联想和百度4家科技型企业跨境CVC活动为研究样本进行案例分析，从投资单元、投资伙伴、技术领域、投资区位、投资阶段和投资信息披露等维度归纳双重外来者劣势应对策略。研究结论有助于丰富外来者劣势概念内涵并拓展实物期权理论应用场景，打开科技型企业跨境CVC过程“黑箱”，为我国企业跨境CVC战略规划与实施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制度支持、公司创业与企业绩效——不正当竞争与技术能力的调节作用

以制度支持为切入点,探索了公司创业能否在政府和企业竞争优势之间起到中介作用,提出了一个有调节变量的中介模型,检验了不正当竞争和技术能力在整个过程中的调节作用。京津冀地区285家企业样本的实证结果基本支持了假设模型:制度支持显著增强了企业绩效,公司创业在二者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不正当竞争对制度支持与公司创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公司创业的中介效应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技术能力对制度支持与公司创业、公司创业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公司创业的中介效应都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企业数字化对国际化深度的影响研究

数字化是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深入推动企业国际化的重要途径。本文以2013-2019年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企业数字化是否有助于推动其国际化，更好克服国际化进程中面临的外来者劣势。研究表明：第一，数字化能够提升企业国际化深度，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第二，企业数字化主要通过削弱母国与东道国间的制度距离、地理距离产生的不利影响来提升企业国际化深度。第三，企业数字化能够促进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获得良好的企业声誉，进而破除国际化进程中的各种制度障碍。第四，环境不确定性中的环境丰富性可正向调节企业数字化与国际化深度的关系，但是环境动态性的调节效应并不明显。第五，企业数字化对有国际化倾向、处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战略导向更高的企业的国际化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且对国际化深度的影响效应存在异质性，表现为对国有企业、缺乏具有海外经历高管的企业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企业影响更为明显。本研究为佐证企业国际化中的数字效应提供新的理论框架与经验证据。     

企业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的关系研究

为了厘清企业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间的内在联系,文章采用元分析法萃取分析法对75篇原始文献的107个独立样本进行分析,探究两者之间的真实关系,并进一步采用亚组分析探究潜在测量因素和情景因素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企业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之间具有中度的正相关关系,提高企业环境绩效对提升经济绩效具有正向积极作用;企业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的关系受到这两者的类型、测量方式以及测量条目等因素的影响;在企业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关系中,经济发达程度情境因素不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而行业类型情景因素则对两者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知识距离、知识寻求与员工创新行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从知识共享接收者视角,探索不同类型人际关系中知识距离对员工创新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员工间较大的知识距离会抑制员工向同事的知识寻求进而抑制员工创新行为;员工与上级间较大的知识距离会抑制员工向上级的知识寻求继而抑制员工创新行为;同事信任在员工间知识距离与向同事知识寻求的行为关系中起负向调节作用,领导-成员交换在员工同上级的知识距离与向上级知识寻求的关系中起负向调节作用。     

发包方与供应商间关系对供应商创新能力的影响

采用多元层级回归方法,对影响供应商创新能力的驱动因素以及供应商在供应链网络中的等级位置对各驱动因素与供应商创新能力间关系的调节作用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跨国外包情景下,发包方支持、共享活动和联结强度对供应商的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供应商在供应链网络中的等级位置对联结强度与供应商创新能力间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对共享活动与供应商创新能力间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