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

本文基于全国106个城市流动人口调查数据,采用计量分析的方法,考察不同类型职业流动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职业水平流动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职业垂直上升流动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职业垂直上升流动的跨度以及最后进入的职业层次的高低都会对其城市融入意愿产生不同的影响:最初职业为一般劳动力,通过职业垂直上升进入到管理精英阶层的农民工,他们的城市融入意愿高于进入到技术精英阶层的群体,而从技术精英转为管理精英的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意愿更强。     

返乡农民工职业梯次流动研究——以安徽三市调查为例

利用2011年安徽三市对返乡农民工进行的调查资料,考察了农民工在流动过程中和返乡以后的梯次流动。农民工不仅在流动的过程中实现了职业的梯次流动,在返乡以后也会实现职业的梯次流动。农民工的个人特征和流动经历对农民工返乡前的职业梯次流动有显著影响,农民工的个人特征、流动经历、家庭条件和政策支持力度都会对农民工返乡后实现职业梯次流动有显著影响。     

农民工职业价值观与职业流动:理论框架与实证检验

本文通过构建农民工职业价值观对职业流动行为影响的理论框架,利用全国18个省份随机抽样实地问卷调查获得的一手数据,对农民工职业价值观对职业流动行为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职业价值观的不同维度对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截然不同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     

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职业阶层和收入:来自深圳调查的发现

本文利用2005年"深圳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定量研究了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职业阶层和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求职关系网络的规模、关系构成对农民工职业阶层的提升和收入的提高有正向影响,而求职网成员的职业阶层趋同性则有负向影响.本研究表明,尽管个体因素和流动因素对农民工求职结果有重要影响,但是社会网络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对农民工求职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代际视角下农民工居住环境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辽宁省的抽样调查

农民工城市定居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其城市居住环境直接影响定居选择。本文运用辽宁省调查数据,定量研究新老两代农民工居住环境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新老两代农民工的居住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存在显著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物质环境显著好于老一代;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混居概率更高,老一代与非同乡聚居概率更高;已婚农民工与同乡混居的可能性更大;受教育程度越高,居住物质环境越好,与市民混居的可能性越高;家属随迁及随迁家属中在学子女数,均对农民工居住的物质环境有正向影响,并提高了其与市民混居的概率;务工时间越长,物质环境越好,与市民混居的概率也越高。此外,职业类型、迁移距离也对居住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有显著影响。     

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劳动供给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吗？——基于空间面板Durbin模型的分析

通过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分析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劳动供给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劳动供给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主要表现为最低工资对农民工的就业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对农民工工作时间存在显著消极的空间溢出效应。最低工资对女性农民工就业呈现出倒"U"型的影响,对男性农民工就业的影响不显著;最低工资对女性农民工和男性农民工工作时间呈现出倒"U"型的影响。     

农民工就业职业变迁的经验研究

本文应用Multinomiallogit模型对第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建立就业选择模型，研究了农民工的职业变迁。研究结果表明，新老生代农民工的职业选择上发生了较大差异，教育程度越高，越能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从事去体力化职业；地域差异也对新生代农民工从事去体力化职业有显著影响。政府可以通过政策扶植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程度，并促进人力资源在不同地域间合理分布每流动，从而改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状态.     

新生代农民工组织嵌入、职业嵌入与工作绩效研究

在工作嵌入理论基础上拓展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组织嵌入与职业嵌入理念,运用398个样本探讨了它们与任务绩效、组织公民行为和反生产行为的关系。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组织嵌入与职业嵌入是可区分的2个独立变量;新生代农民工的组织嵌入正向影响任务绩效、组织公民行为和负向影响反生产行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嵌入正向影响任务绩效和负向影响反生产行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区嵌入对组织嵌入与任务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对反生产行为调节作用不显著;新生代农民工社区嵌入对职业嵌入与工作绩效的3个变量不存在调节效应。     

新生代农民工在职培训的工资效应

本文基于2014年海口市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马氏距离匹配以及偏差校正方法,估计在职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职培训比未参加在职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月工资高496.91元,使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提高21.5％;在职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的贡献高于教育回报率,但在职培训与教育水平的交互项对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呈现负向效应;新生代农民工在职培训参与率不高,教育程度、跨区就业对新生代农民工在职培训参与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作经验的影响呈现"U"型,性别影响不显著.     

迁移时间有助于农民工融入城市吗?--基于职业流动和工资同化的动态研究

本文基于职业流动和职业内工资同化的双重视角动态研究了迁移时间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利用CHIPS2007城镇住户和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对扩展的明瑟方程进行估计，实证结果显示：从职业间来看，农民工无法通过延长迁移时间来实现从低收入职业向高收入职业的流动；从职业内来看，在高收入职业内农民工与城镇职工不存在显著的工资差距，在低收入职业内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存在显著的初始工资差距且无法通过延长迁移时间实现工资同化。培训和社会关系对职业流动没有影响，但能显著加快职业内工资同化速度。本文的研究表明，由于95%的农民工从事低收入职业且其职业固化现象严重，因而绝大多数农民工无法融入城镇地区。     

工作经验对外来务工人员收入差异的影响——基于群体内部异质性的探讨

从群体内部异质性的角度考察了工作经验对外来务工人员收入差异的影响。基于对大连市1032名外来务工人员的经验研究,发现工作经验对外来务工人员获得高收入的可能性会依户籍性质或教育程度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影响:外来工人与农民工的收入差异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呈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户籍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户籍歧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仍将是影响农民工群体收入劣势的一个主要原因;工作经验与教育程度的交互作用对收入的影响呈现出倒"U"型关系,工作经验在一定时期内对高教育程度的外来务工人员收入上升具有显著的动力作用。     

农民工职业状况的社会网络效应研究

文章利用22个省份的农户调查数据,定量研究了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职业状况的影响,其中主要包括农民工职业阶层和收入状况,并发现:只有微弱的证据能够表明,社会网络对农民工收入水平有显著的直接效应;而社会网络对其职业阶层也更多地通过间接效应实现。社会网络只是作为市场机制的一种补充,在岗位配置上起到明显的作用。     

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与社会融合分析

文章利用2013年武汉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及其对社会融合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就业区域稳定性对农民工增强自身"城市人"的身份认同感和务工城市长居意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就业职业稳定率不具有此效应;同时,就业区域稳定性和就业职业稳定率能有效帮助农民工了解和掌握当地语言,但在增进与城里人的关系上则失去了作用;签订劳动合同对增强农民工长居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不管是人力资本存量高还是存量低的农民工,就业区域稳定性对他们的社会融合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人力资本存量低的农民工影响程度更大;而就业职业稳定性对人力资本存量较低的农民工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人力资本存量较高的农民工影响效应则不显著。     

就业流动对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广州、深圳和东莞三个珠三角城市的实地调查数据,从工作环境、收入、人际关系三个维度出发衡量农民工的整体工作满意度,根据农民工的就业特征区分两种就业流动形式——主动流动和被动流动,分析就业流动对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就业流动是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重要影响因素,主动流动和被动流动都对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要推进"人的城镇化",提高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满意度,需要采取措施减少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流动。     

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家庭代际关系及影响因素:基于性别与代次的分析

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中国农民工家庭的代际关系也处在不断变迁中.本文利用2018年"百村调查"数据,使用潜在类别分析方法,发现农民工家庭存在紧密型、传统型、接受型、亲近型和疏离型等五种代际关系类型,传统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已经衍生发展出多种类型.其中,男性农民工更容易与父母产生紧密型或接受型关系,女性农民工更可能与父母有亲近型、传统型、疏离型关系;而新一代农民工更容易与父母产生紧密型、接受型、亲近型关系,老一代农民工更可能与父母有传统型或疏离型关系.同时,人口流动特征对农民工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存在性别与代次差异,异地流动的男性农民工和新一代农民工与父母形成疏离型关系的可能性较低,但对女性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的疏离型家庭代际关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社会关系网、朋友圈效应与农民工收入

基于中国珠三角地区实地调查数据,文章分析了农民工社会关系网以及朋友圈对其工资的影响。在研究农民工社会关系网对其工资影响的基础上,文章探讨朋友圈中的教育网差效应和职业网差效应对其工资的影响机理和程度。研究发现:整体上看,农民工个人社会网络对其工资有正向影响;农民工最好朋友的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对农民工工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更进一步,朋友圈内教育网差效应的表现跟农民工与该朋友的社会距离有关,社会距离越近,此种效应相对越大;而职业网差效应的表现跟农民工与朋友的社会距离关系不大。在排除自选择因素以及考虑教育的内生性问题、工资与教育网差及职业网差的联立关系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     

风险厌恶视阈下农民工职业能力提升决策模型研究

农民工职业能力提升是农民工和企业协同作用的结果。文章借鉴行为经济学理论思想和博弈论,构建了提升农民工职业能力的农民工和企业博弈模型,分析了农民工的最优努力水平和企业的最优奖励以及农民工和企业的最优期望收益,探讨了企业奖励水平对农民工提升职业能力决策的影响,农民工风险厌恶系数对农民工和企业决策的影响以及农民工和企业决策对农民工努力边际收益和成本的敏感性。研究表明:企业给农民工的奖励越高,越能激励农民工付出努力提高自身职业能力;农民工越厌恶风险,其努力水平越低,期望收益越低,即"高风险,高收入;低风险,低收入"。     

就业稳定性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

就业是农民工进城谋生的基本途径，而就业稳定是农民工定居城市的基本保障。利用辽宁省农民工调研数据，在构建农民工城市定居决策模型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就业稳定性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就业稳定性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区域稳定性较之职业稳定性的作用更加明显。进一步讨论发现，就业稳定性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普遍存在，且在不同特征群体中存在差异；职业稳定性能够显著提升新一代、高收入和在小城市就业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区域稳定性能够显著提升老一代、从事白领职业和高收入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     

人力资本与进城农民工职业选择的实证研究

为适应中国劳动力供求形势新变化,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迫切需要提高进城农民工的职业层次。教育、培训、迁移等人力资本因素是影响进城农民工职业选择的重要因素。使用多元logit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受教育程度越高、接受过培训、在城市工作的年限越长的进城农民工,其从事具有更高社会声望职业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些职业有诸如办事人员和生产操作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单位负责人等。提出了加强进城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韧性及其自我提升策略

职业韧性正逐渐成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生涯的重要因素。文章从分析当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韧性的现状出发,发掘和剖析其中存在的问题与原因,进而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角度提出了培养和提升其职业韧性的对策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