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农结构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

财政支农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本文利用VAR方法对财政支农不同部分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1）从长期来看,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事业费、农业科技三项费的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入效应”,而农村基本建设支出和农村救济费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2）从冲击大小来看,事业费对农村居民消费的贡献最大,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次之,农村救济费第三,农村基本建设支出最小。最后提出扩大农村居民消费的政策建议是：增大财政支农力度,农村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应保持稳定增长;优化财政农业支出结构,加大事业费和科技费在财政支农支出中的比重;财政支农支出通过支持农业生产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能间接地增加农村居民收入,从而带动消费增长。所以应利用财政支农功能带动农民收入的增加。     

财政农业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经验分析

本文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对财政农业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了经验性探讨。结果表明:财政用于农业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拉动效用,其中,支农支出和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对消费有明显促进作用,但未发现农业科研和农村救济费对消费有影响。笔者结合财政支农资金总量及结构变动趋势,认为建立财政用于农业支出的长效投资机制,倾向于农业生产性投资的支出结构,是刺激农村消费的有效途径。     

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来自中国29个省市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消费者最优消费路径选择的基本框架下,构建了一个政府财政支农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动态最优化模型,理论分析表明: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的增加,对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基于1995-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工具变量GMM方法对该结论进行的实证检验发现:在通过多工具变量克服变量内生性之后,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每增加1%,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将增加0.1367%;进一步的因素分解显示,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平均贡献度为8.72%,且有逐年增大的趋势。此外,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即财政支农支出对我国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大于东部地区。     

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支农支出与人均纯收入的实证分析

财政支农是国家对农业投入的一个重要渠道,一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了财政支农的力度,旨在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快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文章通过对1990-2010年农村居民的人均财政支农支出和人均纯收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国家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收入增长有重大影响,我国应继续加大财政支农支出、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结构从而促进农民收入增加.     

地方政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变动——以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为例

本文在理论诠释地方政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传导机制下,通过建立地方政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之间的个体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运用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1998～2007年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挤入效应,而转移性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的相关程度并不明显.     

财政支农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效应分析

本文利用方法对财政支农不同部分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1生产性的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入效应",而非生产性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生产性支出对农民消费的冲击为正,非生产性支出对农民消费冲击主要为负。从冲击的贡献来看,前者的贡献率大于后者。2从短期来看,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与生产性支农支出构成了双向的Granger原因;非生产性支农支出成为农村居民消费的Granger原因,而农村居民消费不能成为非生产性支农支出的Granger原因。对模型施加短期约束条件,生产性支农支出对农民消费有一个正的较大的同期效应。     

城乡二元结构下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率影响研究

分析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需考虑城乡二元结构因素,抓住主要矛盾,制定差异化的财政支出政策。不确定性是影响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主要因素,要重点考虑教育支出、卫生支出以及社会保障支出,以提升未来的消费预期,促进城镇居民消费率的上升;收入增长是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率的主要因素,要重点考虑支农支出,以增加农业收入为主,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率的提升。     

义务教育费用减免与农村居民消费关系研究 ——基于CHNS数据的DID模型分析

本文运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微观住户数据,采用双重差分(DID)模型对农村居民消费受农村义务教育政策冲击所产生的效果进行经验研究.研究发现:农村义务教育费用减免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负向效应,主要表现在对低收入家庭消费的抑制作用上.这种负向效应更多地是由于农村低收入家庭增加了子女入学支出,在收入既定的条件下减少了消费支出.这说明要想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绝非仅仅依靠减免农村义务教育费用一项政策可以改变的.     

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2005年国家级贫困县农村居民入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收入、消费环境、消费观念以及人口学特征等因素对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居民所在村通公路会增加农民的消费支出;家庭规模的扩大会导致居民消费支出的减少;如果居民家庭中有成员在城市工作,其消费观念的变化会导致其消费支出发生变化;在我国贫困地区,汉族居民的消费支出水平高于少数民族居民;家庭结构对居民消费支出亦有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改善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措施,包括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加快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变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注重对少数民族居民的政策扶持等。     

云南省农村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扩大农村消费需求是夯实"三农"基础、扩大内需增长空间、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基于此,本文首先从总量的角度分析了云南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然后通过灰色关联分析,深入剖析了云南农村居民在不同时期8类消费支出项目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影响程度;最后,在此基础上就当前如何促进云南农村居民消费、拉动经济持续增长提出了针对性较强的对策措施与建议.     

家庭异质性视角下城乡居民家庭碳排放研究——以陕西为例

为把握城乡居民各种口径碳排放的变动趋势,借鉴IPCC推荐方法及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分别测算2005—2017年陕西省居民家庭各种口径的碳排放量,发现陕西城镇家庭各口径碳排放量均高于农村家庭;为分析引起城乡居民家庭直接和间接碳排放总量变动的深层原因,借鉴对数平均迪氏指数分解(LMDI)模型,发现家庭人均收入、家庭户数效应、家庭规模效应、能源消费结构、能源消费强度、家庭消费率、家庭消费结构等表征家庭异质性的变量对城乡家庭直接及间接碳排放总量有不同程度的正向驱动或负向驱动效应,并根据研究结论对地方政府控制家庭碳排放量提出政策建议。     

“家电下乡”政策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效应检验——基于经验数据的实证分析

＂家电下乡＂政策实行后,农村居民增加了对家电产品的消费。通过分析影响家电下乡产品销售额的影响因素,并通过计量经济模型检验了＂家电下乡＂政策是否促使农村居民消费是否改变。检验结果表明,实行＂家电下乡＂政策后,农民生活消费同比增加了11.69%,但生活消费的收入弹性并没有变化。最后,从四个方面提出了增加农村消费的建议。     

户籍制度、就业机会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笔者通过实证研究认为,拥有城镇户口显著地有利于劳动者进入高收入行业,造成城镇居民在收入和福利待遇方面比农村居民显著要高,户籍制度下的机会不平等是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同时,在控制了影响劳动者就业选择的控制变量的情况下,研究的主要结论依然稳健。研究的政策启示是应该继续改革户籍制度,努力消除户籍制度对劳动者就业选择的不利影响,进而不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和谐与均衡发展。     

中国西部地区农户收入增长影响因素及其关系——以云南省为例

为获得影响当前农民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对云南省4200家农户进行了调查,根据所获得的3432份有效问卷数据,结合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和云南省人口普查数据,采用多元统计方法,对影响农民收入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影响最大的是其他乡村从业人员比例,其次是乡村从业人员占农村人口的比例,再次是6岁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和农业人口比例。最后,根据调查结果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国农村家庭财富差距

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和推动乡村振兴是二十大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用分位回归方法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农村家庭财富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显著提高农村家庭财富,有助于缩小家庭财富差距。随着家庭财富由低到高,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农村不同财富家庭总资产的正向影响由大到小。由于不同财富家庭的负债结构差异较大,随着财富由低到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净资产的影响则由小到大。夏普里值分解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财富差距的贡献度近三分之一。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低收入家庭和低教育水平家庭财富的正向作用更强,进一步证明了上述结论。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促进农村家庭特别是低财富家庭的创业行为,而创业对于最低财富组家庭资产的正向刺激作用最强;受流动性约束可能性越大的低财富家庭,越能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中获益。因而进一步证实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缩小农村家庭财富差距。本文的研究说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于探索农民致富路径和推进乡村振兴有积极作用。     

中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滞后性及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构建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化以及除旅游消费以外的其他生活消费支出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滞后性的影响,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滞后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和城镇居民旅游消费;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水平的影响较弱,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水平和其他生活消费支出对其旅游消费水平的影响程度接近;城镇化中居民权益的不平等、农村居民收入不稳定、医疗、交通等支出的增加是制约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水平的重要原因。     

农牧交错带农户农牧业经营目标分析

基于农牧交错带种植业与畜牧业并存、农田与草地交错分布的产业与资源特点。对斯恩等的农户效用模型进行扩展,把养殖业引入农户模型,将农户的种植业与畜牧业生产同时作为约束条件,依据微观经济理论,对研究区农户农牧业行为目标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描述。结果表明：农户经营行为目标具有自给和商品双重特性,具有规避风险、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目标特征。     

Non-farm Income and Consumption Expenditures in Rural Bangladesh: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Multilevel Regression Modelling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non-farm income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expenditures in rural Bangladesh. A two-stage endogenous treatment effect model is built on data from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Household Income Expenditure Survey (HIES) 2010 to control selection bias. The HIES follows a hierarchical data structure because the survey is based on two-stage stratified sampling. A multilevel mixed-effects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is used to capture the unobserved heterogeneity between clusters (PSUs) along with revealing important factors. Results reveal that non-farm incom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household’s consumption expenditures and non-farm income recipient households spend about 29% more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In addition, higher level of per capita income, education, smaller family size and lower dependency ratio are found to be more effective in increasing consumption expenditures of rural households. Significant cluster-level variations are observed in the analyses. This study recommends that non-farm income generating activities should be encouraged among rural households as this would raise their consumption expenditures and hence, improve welfare and living standards among them.

     

湖南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分析

本文首先利用恩格尔系数和消费支出构成对湖南农村居民消费现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湖南农村居民目前还处于温饱阶段,不过已逐渐开始向小康阶段过渡;然后借助1995—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和《湖南统计年鉴》中的湖南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以及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医疗保健以及杂项商品与服务八类人均全年消费支出数据,建立了扩展的消费支出系统(ELES模型),并利用该模型对湖南农村居民年均基本消费支出水平、边际消费倾向和需求收入弹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湖南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正处于从生存型向发展型和享受型过渡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