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水环境治理要素的协同发展研究——基于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

文章基于系统协同理论,从治理主体、管理机制、技术投入、治理情境四个要素构建了水环境治理系统协同发展模型,运用相关数据对我国水环境治理各要素有序度及其协同发展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该时间段内治理主体子系统、管理机制子系统、技术投入子系统和治理情境子系统总体呈有序发展状态且发展趋势良好;相同基期水平的水环境治理要素协同度逐年上升,但协同水平较低且增长缓慢;相邻基期水平的水环境治理要素协同状态不太稳定,协同程度有待进一步提升。     

城市水环境治理的经济学问题及国外水环境治理的经验

城市水环境的质量对生态环境、人体健康、商业旅游业以及城市竞争力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影响,而这些直接关系到城市的发展。文章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水环境治理的难点,主要是外部性、财产权、地方保护主义和水资源管理体制缺陷等问题。研究国外发达地区水环境治理的经验,对我国的水环境治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基于AHP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的城市水环境治理PPP项目绩效评价研究

城市水环境治理PPP项目是在PPP融入城市水环境治理的过程中的一种制度创新,对项目的过程、产出及运营效果进行绩效评价,可以更好地检验PPP与城市水环境治理项目结合的紧密性和项目实施效果。考虑到水环境治理类项目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传统工程项目绩效评价受人为主观的影响较大,论文以水环境治理PPP项目为例,运用AHP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北京某区水环境治理PPP项目3个项目片区的11个子项目进行绩效评价并提出相关建议,为城市水环境治理PPP项目的绩效评价体系构建和评价算法优化提供参考。     

农村水环境网络治理思路分析

农村水环境污染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有效协调各种利益关系。文章分析了农村水环境污染治理核心利益相关者及其利益关系,梳理了农村水环境污染治理资源,比较分析农村水环境污染治理的政府治理、公民社会治理、平行治理以及网络化治理四种治理路径,认为网络治理是农村水环境治理的重要趋势,进而提出以地方政府为主导,充分利用各种力量和资源的农村水环境网络治理框架。     

气候影响下城市水环境治理PPP模式补偿机制优化策略研究

城市水环境是城市居民生存的基础。但受气候影响,城市水环境问题凸显,其治理工作也面临挑战。由于PPP模式对解决城市水环境治理中的复杂问题具有较大优势,因而开始逐步被应用。但现有的城市水环境治理PPP模式还不成熟,仍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对社会力量的补偿激励机制还不够完善,所以很有必要优化城市水环境治理PPP模式补偿机制。为此,应从设置"基本标准"与"示范标准"、科学建构补偿机制激励模型、强化法律和制度保障、建立跨区域合作的补偿机制、拓展多样化的补偿方式等5方面来改善城市水环境治理PPP模式补偿机制。     

基层政府购买农村环境治理服务的对策

当前,日益严重的农村环境问题倒逼基层政府环境治理改革,在农村环境治理领域实行政府购买服务是现实背景下的制度安排。虽然,基层政府购买农村环境治理服务能够缓解农村环保投入不足的局面、提升环境治理能力和激活市场主体参与治理推进农村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但存在缺乏制度配套与政策执行滞后,承接主体缺失与评估机制不健全,社会组织选择性承接与民众参与度低等制度困境。因此,通过加强契约监控与促进部门协作相结合,培育承接主体与完善绩效评估相结合,实行精准购买与村规民约引入相结合的创新路径,确保政策落地,推动农村环境协同治理。     

共生理论视角下农村环境治理:挑战与创新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农村环境治理成为影响其战略进程推进的关键,也是亟待探究的重要议题。然而,农村社会转型诱发环境治理结构转向,治理主体力量失衡弱化治理共生水平以及治理界面不优触发环境治理机制弊端等现实问题,对农村环境治理构成严峻挑战。共生理论作为研究相互依赖的主体实现农村环境治理共生系统进化创新的工具,其蕴含的方法论为考察农村环境治理提供了有益视角。具有主体多元、交互作用、共同治理、互惠共生优势的共生型治理无疑是农村环境治理创新发展的基本方向。构建此模式,需要着重从营造正向共生环境,构筑多元治理结构;释放互惠共生动力,强化协同交互功能;加强制度体系建设,营造共生治理界面三方面综合施策。     

资源节约型城市创建、企业策略选择与水环境治理

水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实施全面节约战略,推进水资源节约与集约利用对于转变水资源使用方式,改善水环境质量以及实现“人水和谐”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企业策略选择视角,探究资源节约型城市创建的水环境治理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资源节约型城市创建通过推动企业降低用水强度、加强技术改造以及发挥市场的“优胜劣汰”效应等机制有效抑制了污染排放行为,但不同企业在应对资源规制的策略选择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高耗水企业倾向于选择降低取水量和减产等非效率的方式应对规制目标,而非高耗水企业更希望通过提高重复用水率和增加废水治理设施数量等长效机制实现水环境治理。同时,资源节约型城市创建的水环境治理效应在重污染行业表现得更为显著。文章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识别企业应对资源规制的微观机制,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重要启示。     

基于累积前景理论的农村环境治理决策行为演化博弈研究

从政府的角度出发,以排污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合理改进累计前景理论的价值函数,建立村民参与监督下政府和排污企业的农村环境治理决策行为演化博弈模型,进而得到使排污企业积极治理农村环境的约束条件。在综合考虑双方前景价值感知的基础上引入环境治理补贴,构建环境补贴对排污企业价值感知与环境治理决策行为的影响模型,最后运用系统动力学分析村民参与下政府和排污企业环境治理前景价值感知与治理决策行为。解决了传统博弈论完全理性假设和均衡分析方法的局限性,考虑政府和排污企业前景价值感知与环境治理补贴下积极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的行为特征与规律,以及村民参与监督对政府和排污企业环境治理决策行为的影响,为构建我国农村环境多主体治理机制提供决策参考。     

东北产粮区农村综合环境治理效率异质性演变静动态分析——以黑龙江省为例

基于2005—2018年东北产粮区静态农村综合环境治理效率的超效率SBM模型及黑龙江省13个地级市及地区动态农村综合环境治理效率Malmquist-GIS模型的测算数据,分析环境治理效率异质性演变的时空变化及地区差异特征。研究发现,研究期内静态农村综合环境治理效率呈波动徘徊变化,动态农村综合环境治理效率的时间变化呈上升、下降反复运动,空间变化呈东西向中部靠拢且整体向中部不断上升的态势,地级市及地区之间的农村环境治理效率变化差距较小。研究区内各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与治理效率不完全匹配,治理过程中应以提升技术创新与投入资源的规模效益并重,优化环境治理资源配置与健全城乡环境协同治理机制并行,注重生态治理投入的同时应加强政府长效监督力度,推动产粮区农村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统一。     

农村环境污染的网络治理研究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如何有效治理农村环境问题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与科层治理模式和市场治理模式比较,网络治理具有的多元主体平等、协同治理的独特自在性更契合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内在要求。论文首先阐释了农村环境污染网络治理的内涵及框架设计,进而针对农村环境污染网络治理面临的价值目标异化、治理主体权力结构失衡、治理层级结构单一和运行机制形式化的困境进行解构。最后从培育合作治理理念、明确治理权责、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治理网络结构和建设网络化治理机制提出对策。     

自治、博弈与激励: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污染治理的制度安排

基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农民的互动视角,采用博弈分析方法,系统考察了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污染的逻辑机制。研究发现: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污染的根源在于规制失灵;农村人居环境公共资源的“公地悲剧”不是必然现象,可以在农民之间建立一种自实施的自治机制,避免导致“公地悲剧”;由于利益目标的差异,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激励问题、地方政府与农户之间的博弈行为,导致了农村人居环境规制失灵。研究启示是,制度的建立健全是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顺利推进的保障,更将有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及我国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农村环境治理关键问题分析

农村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环境领域的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之一。农村环境治理作为改善农村环境问题的重要途径,已经得到政府管理部门和相关研究机构的广泛关注,成为环境领域的热点研究问题。文章系统分析农村环境治理问题的产生原因、制度问题、制约因素,为农村环境治理提供借鉴和参考。     

科技金融政策能否降低环境污染？——基于“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在创新驱动城市发展的背景下,科技金融发展为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新动力和新方向。本文基于中国2003-2018年262个地级市数据,将“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实施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科技金融政策的环境治理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首先,科技金融政策的实施对环境污染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并且与水污染相比,科技金融政策对于空气污染的治理效果更为明显；其次,从城市区位来看,科技金融政策对于东部和北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效果要优于中部、西部和南部地区；从城市等级来看,科技金融政策对于高等级城市具有更为明显的治污排污效果；最后,中介效应分析表明,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和经济规模是科技金融政策改善环境的有效路径。此外,科技金融政策实施对于邻近地区的环境治理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果。本文首次尝试将环境污染纳入到科技金融政策的评估框架中,丰富和完善了环境治理的相关研究,有效地回应了学术界关于科技创新、金融发展和环境治理的争论,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农村经济发展与水污染问题的防治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乡镇企业的规模不断扩大,随之而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特别是农村水污染问题是我国目前最为突出的环境问题。从农村水污染的形成、危害入手调查、分析农村水污染问题,进而提出解决的方法,也是贯彻党的十七大会议精神,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举措。     

大城市边缘区城乡多维空间冲突特征与形成机制——以韶关市转溪村为例

大城市边缘区作为城乡功能过渡与要素交汇区,经济社会持续演变,空间冲突日趋激烈,生态文明与城乡共同繁荣语境下加强空间冲突与协调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选取典型案例韶关市转溪村,主要采用2008与2018年土地利用数据、2018年问卷调研数据和环境抽样检测数据,从用地空间、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等维度,解析大城市边缘区城乡空间冲突特征及成因机制,提出城乡统筹与空间协调发展路径。研究表明:(1)研究区用地变化与冲突明显,城镇用地快速增长,侵占优质区位,农村用地空间明显缩减,生态位不断缩窄。2018年村域建设用地中城镇用地占比高达60.79%。(2)城乡经济差距与冲突显著,外来企业带动作用小,村庄经济发展滞后,城乡收入和公共服务差距大。转溪村人均收入仅为曲江区农村平均水平的50.94%,村民对公共服务满意度低。(3)城市工业等企业嵌入,导致不同程度的大气污染、噪声污染和水污染,61.37%的受访村民认为外来企业破坏环境或干扰生活。(4)城乡空间冲突是多维冲突的交织复合体,主要受城乡地域功能分工、乡村多元价值认知、空间组织与统筹治理、城乡协同发展制度供给等因素影响。(5)应基于生态文明进行功能协调,促进城乡等值发展。基于城乡统筹开展空间重构,优化三生空间治理。基于共同繁荣建立协同机制,保障乡村发展权益。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人口流动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研究人口流动对环境污染的作用机制,实现城乡环境统筹发展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建立效应模型,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全面分析人口流动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人口流动对于环境污染防治呈现出正向作用,我国整体上已经跨过了人口流入对城市环境污染的倒"U"型拐点,但是在区域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同时产业结构和政府管制水平都对环境污染治理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论文建议从加快城镇化进度、调整产业结构和政府加大环保治理力度三方面进行完善,在推进我国城镇化水平的前提下提升环境质量,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环保需求。     

基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农村环境问题成因研究

农村环境问题的形成与城乡二元结构密切相关。城乡二元结构降低了农村对环境的需求能力和治理能力,加大了城乡环境差距,是农村环境问题产生并加剧的结构性原因。     

农村环境污染防治的长效机制研究——以河北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与此同时,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凸现。日趋严重的农村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因素。通过对河北省农村环境污染现状及其制度缺失的认真分析,课题组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要通过干部选拔考核机制、农村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农村环境污染防治的监管体制、财政税收政策、科技支持保障机制以及公众参与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构建起农村环境污染防治的长效机制。     

经济增长背景下浙江省城乡工业污染转移特征及动因

利用2012年7月我国环境保护部公布的重点环境整治行业信息数据及2001—2010年《浙江统计数据》,对浙江省城乡工业污染转移存在的问题及动因进行系统考察。研究结果表明:浙江绝大部分重点污染企业都分布在乡村,且呈分散独立经营状态,这增加了工业污染源整治的难度;政府对乡村地区的环保投入较少,导致城乡工业污染转移态势加剧、农村生态环境持续恶化;以污染密集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与城乡二元结构下的污染天堂效应是浙江城乡工业污染转移的最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