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进入与内资企业出口：基于价值链角度的经验分析

本文从价值链角度出发，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投入产出表，将水平和垂直(前向和后向)溢出统一纳入分析框架内，实证检验了外资进入对内资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外资进入对同行业内资企业出口没有显著影响，但抑制了上游内资企业出口，促进了下游内资企业出口，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稳健。第二，机制分析表明，外资进入对上游内资企业出口的抑制作用主要源于低端锁定效应，表现为缩短了国内价值链长度和使上游内资企业更依赖进口中间品；而对下游内资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则主要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实现，促进了其创新；外资对同行业内资企业并未表现出竞争效应。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外资进入对下游内资企业出口的正向溢出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东部及中部地区企业中表现更加明显。     

参与合资企业能促进本土企业创新吗?

合资企业是我国引进外资的重要形式,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专利数据库与外商投资企业设立数据库匹配出一个全新的数据集,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法估计了参与合资企业对本土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参与合资企业显著促进了本土企业创新。异质性分析发现,外方投资者来源于高收入地区时,参与合资对本土企业的创新促进作用较小;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参与合资企业对国有企业的创新促进作用更大;知识产权保护程度高的地区,参与合资企业对本土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本土企业在合资企业中不具有绝对控股权时,参与合资企业对其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此外,参与合资企业对本土企业创新促进作用的重要传导机制是出口效应与劳动力要素升级效应。该研究结论对我国高质量引进外资、促进企业创新具有一定的政策指导意义。     

基于全球利基市场的后发企业逆向创新机理

以海尔、迈瑞和山河智能的逆向创新为案例,探究了全球利基市场导向下后发企业逆向创新的实现机理。研究发现:在全球利基市场导向的逆向创新中,后发企业需要注重利用本土比较优势资源,尤其是本土大规模、多层次的市场结构可使企业获得相对宽松的市场环境;后发企业可通过多元化的国际联接机制、技术与非技术的协同创新来弥补创新资源不足和提高创新效率。另外,全球利基市场导向的逆向创新有助于后发企业构建核心技术能力,从而利于持续创新。     

知识溢出、吸收能力与本土供应商创新绩效——基于珠三角制造业企业的实证分析

笔者利用珠三角制造业企业调查问卷进行实证研究,重点考察吸收能力、知识溢出对本土供应商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跨国公司的显性和隐性知识溢出对供应商技术创新有明显促进作用;供应商的吸收能力对知识溢出和创新绩效有正向调节作用,即供应商的吸收能力不仅有利于其技术创新,而且强化知识溢出对其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隐性知识溢出在吸收能力的正向调节作用下,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更明显。此外,笔者对国内市场导向和出口导向型供应商进行了分组检验。     

数字经济、市场整合与企业创新绩效

将数字经济、市场整合与企业创新绩效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利用2013-2018年沪深A股高新技术产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和市场整合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及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和市场整合都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并且数字经济对市场整合的创新激励效应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市场整合主要通过促进创新要素流动来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对技术多元化的影响不显著,而数字经济则主要通过技术多元化渠道来影响企业创新绩效.此外,企业特征差异并未改变数字经济和市场整合的创新效应,但数字经济和市场整合对非国有企业和成熟期企业的边际效应更强.     

企业绿色创新:市场导向抑或政策导向

推动具有正外部效应的企业绿色创新,需要发挥市场和政策双重机制的驱动作用。我们通过构建PLS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市场导向、政策导向与企业绿色创新及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表明:(1)市场导向和政策导向对企业绿色创新都存在显著正向影响;(2)市场导向对绿色创新的显著影响大于政策导向对绿色创新的显著影响;(3)相比对绿色工艺创新的正向影响,市场导向对绿色产品创新的正向影响更强;(4)相比对绿色产品创新的正向影响,政策导向对绿色工艺创新的正向影响更强;(5)绿色产品创新与企业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而实证分析拒绝绿色工艺创新与企业绩效存在正向关系的假设。     

内循环赋能：本土市场竞争驱动企业逆向创新

逆向创新是指那些在后发国家(地区)产生而后被先发国家(地区)采纳的创新活动，已成为新兴经济体企业实现全球化发展的重要选择。然而，逆向创新为何能够在后发国家(地区)产生并在先发国家(地区)形成市场优势?本土市场缘何能够激发企业的逆向创新?这是理论和实践上亟待回答的问题。为此，本文以2009—2019年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本土市场竞争视角下企业逆向创新的战略选择和决策机制。研究发现，本土市场竞争能够激励企业实施逆向创新，竞争和学习机制是其中的关键作用机制，且表现出企业行业地位和行业技术属性异质性；表征本土能力禀赋的高管政治关联存在和政治关联级别能够强化本土市场竞争对企业逆向创新的促进作用，高管留学和任职经历表现出差异化的调节作用，其中，高管留学经历能够强化本土市场竞争对企业逆向创新的促进作用，而高管任职经历则表现出消极的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证实了中国本土激烈的市场竞争在企业国际化行为中的重要价值，为中国“双循环”背景下的内循环赋能提供证据，也为中国企业的创新与全球化路径形成有益启示。     

外资进入与内资企业生产率收敛

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生产率提升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将企业生产率与效率前沿距离缩小定义为生产率收敛,使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探讨内资企业是否具有收敛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外资进入分别对内、外资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内资企业与效率前沿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但这一差距逐渐缩小,即存在生产率收敛趋势;外资进入短期内对内资企业具有显著正向溢出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正向效应有所减弱;外资对行业内其他外资企业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且随时间推移渐趋明显。     

企业家导向、市场导向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一项基于组织冗余调节效应的实证分析

基于资源基础理论,探讨了企业家导向、市场导向对企业绩效的作用,以及组织冗余在企业家导向-绩效、市场导向-绩效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通过对270家我国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市场导向与企业家导向都对绩效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不同种类的组织冗余在两种战略导向与企业绩效之间发挥的调节作用不同,未吸收冗余正向调节了企业家导向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已吸收冗余正向调节了市场导向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结论发展了战略管理文献,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外资产业准入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效应——逆全球化思潮下吸引外商投资政策再思考

逆全球化思潮下完善吸引外商投资政策,是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本文基于1995—2017年中国发布的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研究外资产业准入政策对外商投资的影响,并揭示其引致的外商投资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外资产业准入政策具有显著的吸引外商投资作用,且这一作用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受政策影响更为显著的是低技术行业,行业集中度对政策发挥吸引外商投资作用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整体来看外资产业准入政策对企业TFP产生显著负向溢出效应,对东部地区企业TFP产生显著正向溢出效应;外资产业准入政策对高市场集中度、 中低技术行业企业TFP产生显著正向溢出效应;外资产业准入政策对在位企业TFP产生显著正向溢出效应,但对退出企业和进入企业TFP未产生显著溢出效应.     

FDI双重溢出效应对创新追赶绩效的影响机制——基于高技术产业的实证分析

将FDI的溢出效应分为市场竞争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利用1995—2012年中国5大高技术产业相关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两者对创新追赶绩效中的产品创新绩效和知识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并考察知识创新绩效作为内生变量对产品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FDI的市场竞争效应对本土企业的产品创新绩效的提高不存在促进作用;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对本土企业的知识创新绩效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并且通过作用于吸收能力而间接促进本土企业知识创新绩效的提升;FDI技术溢出效应产生的知识创新绩效对产品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FDI的双重溢出效应对创新追赶绩效的影响机制存在产业差异。     

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进入共同富裕的新发展阶段,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是必然趋势。本文基于2014—2020年中国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分析消费结构升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微观机制。研究结果发现：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消费结构升级通过供给端和需求端两侧分别对企业的创新活动和创新要素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经济结构服务化下,消费结构升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正向作用是“边际效应减弱”的;消费结构升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在行业与企业两个层面具有异质性。为此,应将供给和需求两侧协调配合,一方面采取措施恢复、稳定和扩大内需;另一方面支持企业进行创新投入,参与创新活动,培育企业的创新能力。     

双维度市场导向对集群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将市场导向引入产业集群研究领域,提出了以集群企业学习能力为调节变量、双维度市场导向为外源变量的企业创新绩效理论模型。分析表明：双维度市场导向对集群企业创新绩效具有直接正向影响;群内学习能力对反应型市场导向与集群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群外学习能力对先动型市场导向与集群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双维度市场导向的均衡实施有利于提高集群企业创新绩效。     

吸收能力对FDI技术溢出的调节效应研究——来自广东省制造业企业层面的证据

本文基于2001—2007年广东省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运用Levinsohn—Petrin半参数方法估计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考察了吸收能力对本土企业TFP的影响以及吸收能力对外商直接投资（FDI）溢出效应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发现：本土企业的吸收能力对生产率提升有显著正向作用;吸收能力通过后向关联渠道对溢出效应起正向调节作用,而在水平方向和前向关联渠道上,调节效应呈现负向影响。研究结果还发现,吸收能力的这种作用对私营企业尤其明显。     

服务业外资开放与制造业企业创新

本文利用历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考察了我国上游服务业外资开放对下游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服务业外资开放显著促进了下游制造业企业创新水平提升,并且在考虑内生性及使用替换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基于企业、行业和地区层面的异质性分析发现,这一促进作用主要集中在民营企业、新生企业、接近国际技术前沿行业和高市场化水平地区的企业中;从影响机制来看,服务业外资开放有效降低了下游制造业企业的生产和交易成本,从而促使企业进行研发创新,同时也会吸引更多下游企业进入市场,通过竞争效应引致企业创新。     

双维度市场导向对集群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集群企业学习能力调节效应的研究

将市场导向引入产业集群研究领域,提出了以集群企业学习能力为调节变量、双维度市场导向为外源变量的企业创新绩效理论模型。分析表明：双维度市场导向对集群企业创新绩效具有直接正向影响;群内学习能力对反应型市场导向与集群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群外学习能力对先动型市场导向与集群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双维度市场导向的均衡实施有利于提高集群企业创新绩效。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双碳”目标下,数字技术应用成为企业推动绿色创新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以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正向促进绿色创新;相比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制度环境正向调节了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而战略风险承担则在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起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机制分析发现,技术资本和融资约束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创新之间发挥了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我国东部地区,开展创新合作及高管党员比例较高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对我国企业的数字技术应用、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技术市场发展、实体企业金融化与创新质量

以2005—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和机制，重点关注技术市场发展对上述影响效应和机制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具有负向影响效应，技术市场发展能够强化这一影响效应，在技术市场发展较快的地区，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负向影响效应更加显著，融资约束和全要素生产率是实体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创新质量的有效机制；技术市场发展的调节效应主要作用于影响机制的前半路径，在技术市场发展较快的地区，实体企业金融化对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较弱，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效应更强；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在产品市场竞争、是否为家族企业和银企关系方面存在异质性，当产品市场竞争更激烈、银企关系较差和企业为非家族企业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负向影响更显著。     

高管激励调节下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对企业总样本的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高管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但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所有制形式是影响高管激励调节作用的重要情景要素,高管薪酬激励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与绩效关系分别起着正向和负向调节作用;而高管股权激励仅对非国有企业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同时发现,反映公司治理和财务运营质量方面的控制变量对不同所有制企业高管激励发挥调节作用的影响程度不同。研究结论可为企业制定合理的高管激励机制,提高创新绩效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本土物流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一个实证研究

本文以辽宁14个城市196家本土物流企业的问卷调查为基础,运用基于PLS的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中国本土物流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发现,区域外资物流业发达程度、企业规模、企业学习能力和人力资源质量对物流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区域经济水平、区域交通便利、区域科技水平以及企业市场导向对物流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