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入境旅游的“胡焕庸线”空间分布特征及驱动机理研究

入境旅游是一种以人口流动为主要特征的地理现象和社会现象,研究入境旅游是否存在"胡焕庸线"空间分布特征,有助于科学把握入境旅游空间分异规律,促进中国入境旅游发展和加深对"胡焕庸线"地理特征理解。运用变异系数、空间自相关、分层异质性等方法分析了中国入境旅游的"胡焕庸线"空间分布特征,并通过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空间分异格局的影响因素及作用强度,分析中国入境旅游的驱动机理。研究表明:(1)中国入境旅游区域差距较大,具有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呈现明显的集聚趋势;(2)入境旅游呈现明显的"胡焕庸线"空间分布特征,由东部到西部地区,逐渐从热点区域过渡到冷点区域,"胡焕庸线"能准确地反映入境旅游空间分布的集疏特征;(3)各影响因子对入境旅游的影响力差异明显,单个因素对入境旅游的影响力减弱,其中对外经济联系对入境旅游影响最大;(4)实际利用外资、对外开放程度、旅游接待能力、公共服务设施、区域公共交通、国际旅游开放度是中国入境旅游的核心驱动因素,是"胡焕庸线"特征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推动了入境旅游空间分异格局形成。     

基于铁路网的中国主要城市中心性的空间格局

中国铁路建设进入高速化和网络化发展阶段,从铁路网络视角透视中国城市体系的枢纽—网络结构研究成为热点和前沿。基于此,文章运用复杂网络方法,引入多中心性模型,刻画了中国地级及以上铁路枢纽城市的中心性空间格局:①多中心性指标的宏观空间分布同构,均呈现以"胡焕庸线"为界的东南—西北分异,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规模空间共轭。强度中心性与度中心性空间格局相似,紧密度和介数中心性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扩展态势。②综合中心性指标也呈现以"胡焕庸线"为界的分异格局,中心向外围衰减的圈层结构难以打破,且与城市自身的经济发展呈现同配和异配共存。③各中心性指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空间集聚,从全局看紧密度中心性空间集聚最强,而度中心性最小;从局部来看,中心性以高高低低空间关联类型居多,空间集聚性较强。     

胡焕庸线,我们知道多少?

一条斜跨中国,从黑龙江省黑河市到云南省腾冲县,大致为倾斜45度的直线,在中国人口地理上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一直为国内外人口学者和地理学者所推崇,近年来更是每每被经济学家引用。这条线是中国当代地理学家胡焕庸画出来的,因此被称为“胡焕庸线”。这条线东南方主要是平原、水网、丘陵、喀斯特和丹霞地貌等地理结构,自古以农耕为经济基础;线西北方人口密度极低,是草原、沙漠和雪域高     

智慧技术范式下的区位理论创新研究：以胡焕庸线西北部区域产业定位为案例

智慧技术及无人经济范式正在解构诸多传统的区位理论规律及定律,推动地理环境决定论、产业转移、产业布局及产城融合等理论的创新:在无人化程度较高的产业领域,劳动力数量及低成本不再是吸引产业转移的关键要素;人口承载力低不再是制约产业区位选择的绝对瓶颈;产城融合带来的人口集聚等社会经济边际效应弱化。"胡焕庸线"西北部区域的自然环境条件恶劣,在传统区位理论架构下难以大规模发展各类产业,而智慧技术及其物化工具的应用有利于改变这一状况。     

旅游业影响我国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因素、机理及路径研究——基于西部地区32个旅游城市的数据分析

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旅游资源丰富,城镇化水平整体较低且不均衡,外出农民工众多,这将从根本上影响到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新型城镇化要突破"胡焕庸线"。旅游产业是具有关联性强的劳动密集型、消费导向型和环境友好型产业,是我国西部地区实现就地新型城镇化的绝佳产业。文章利用2003—2012年我国西部地区32个旅游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旅游资源、资本和市场交通区位是旅游业影响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因素;旅游资源、资本和市场交通区位对经济、社会文化、集约绿色低碳发展和统筹城乡发展为显著正向影响,而对人口城镇化影响作用不明显。     

协同视角下旅游产业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发展格局的时空动态关系

协同视角下对旅游产业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发展格局的动态把握是驱动旅游经济永续发展,优化要素供给的重要依据。运用LISA时间路径、重心轨迹、复合系统协同度等模型,对2009—2017年我国旅游产业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发展格局的时空动态及三者所构成复合系统的协同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三者省域间发展均渐趋于空间均衡,过程中旅游产业呈现"溢出效应",而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则以"独立效应"为主。②三者局部时空格局动态变迁路径差异性显现,旅游产业最为稳定,省域间以协同增长占主导;科技创新稍弱,协同与竞争并存;现代金融稳定性最差,以空间竞争为主。③复合系统总体协同度较低,实现优质协同仍需较长时间。④协同格局经历了由局域性集聚分布—垂直分层—"胡焕庸线"的演化过程。     

中国省级以上开发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开发区作为塑造中国经济地理格局的重要力量,其空间布局的外部特征和内在机理亟待研究。运用最邻近点距离指数、核密度估计与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了中国2 527个省级以上开发区空间分布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开发区总体上呈"东密西疏"的空间分布特征,与"胡焕庸线"和三大自然区划高度耦合。(2)开发区在空间上具有以"城市群—中心城市"为依托的多核心连片集聚特征,且存在着显著的级别、类型异质性。(3)开发区整体空间分布是自然本底、经济因素和政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影响开发区空间分布的因子因开发区级别、类型不同而表现出一定的共性和差异性。城市劳动力资源和行政级别是影响开发区分布最为重要的因素;城市经济实力、信息化、地方政府竞争是次级核心因子。     

人口线视角下的经济过渡带

进入新世纪后,中西部发展逐步加速,东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发展速度有所放缓,就业人口逐渐从东部沿海回潮到中西部,但在中西部仍未形成类似长江经济带这样具有较强区域带动作用的经济增长带.本文沿袭胡焕庸线的思想,试图找出人口分布线下的经济带,沿胡焕庸线分别作两条平行的斜线,分别选取线上10个城市GDP增长率作为面板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和对应的定性分析,证实的确存在人口线下的经济带,其形成原因与工业增长和政策支持有关,最后结合得出的结论给出建议.     

“丝绸之路旅游带”景区区位优势等级测度与影响机理

景区区位条件是旅游空间行为规划的基础。针对当前主流测度模型中"非此即彼"问题,以"丝绸之路旅游带"为例,基于旅游资源、旅游市场、旅游交通、旅游服务四大特征指数构建景区区位优势度测度模型,引入D-S证据理论对景区区位优势等级进行评价,并系统探究其影响机理。结果显示:"丝绸之路旅游带"5A级景区区位优势等级体系呈现"结构破缺—重心偏离—波动显著"的特征;景区区位优势等级空间格局具有较高的交通指向性和中心性;不同区域景区区位优势等级差异明显,制约因子不同;景区区位优势等级空间分布受自然和人文因素共同影响,其中资源禀赋、地形地貌是内生因素,社会经济、交通条件是外部推动力。     

中国地级城市餐饮业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基于“大众点评网”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我国33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大众点评网"餐饮数据,运用GIS空间分析、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详细分析了中国餐饮业在市级尺度的空间分布格局、空间集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全国各城市间的餐饮数量差异远大于餐饮种类差异;平均餐饮数量和平均餐饮种类都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的趋势,餐饮规模的空间分布以"胡焕庸线"为界,存在明显的等级性和"东多西少"的格局。(2)"大众小吃快餐"、"传统国内菜系"、"休闲时尚餐饮"、"外来国际餐饮"四大餐饮类型在城市的分布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不同城市餐饮业的专业化和多样化程度各异,餐饮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主要分布于西部省份;餐饮多样性的空间分布较离散,高值大多数分布在我国中北部。(3)中国各城市餐饮规模在城市层面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呈现趋同趋势,更多表现为餐饮规模较小的城市更容易相互集聚。(4)5个因子能够解释城市餐饮规模变化的95%,各因子整体上对城市餐饮规模都有促进作用,其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经济水平旅游活力人口集中水平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但各因子对不同城市餐饮规模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每个城市其餐饮规模的主导因素并不一致,有些甚至对餐饮规模产生抑制作用。     

推动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的空间经济基础

推动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课题.本文在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东北地区经济发展两阶段下降特征的基础上,运用转移—分享分析法定量分析东北地区工业增长中结构性和区位性转移增长变化,发现空间格局不经济是东北振兴的主要障碍.基于此,建立密度、距离、分割、异质性等"4D"空间特性计量模型分析造成东北地区经济地理低效的主要区位性因素.研究发现,人口集聚规模效应不显、距离劣势导致市场潜力偏低、市场分割程度较高、异质性竞争力不突出是导致东北地区空间格局不经济的主要因素.因此,应通过空间规划,促进城市之间协同发展;改善交通,积极融入新全球化流动空间;智能转型,以信息化、数字化改造克服空间分割劣势;因地制宜,建设别具一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等措施重塑东北振兴经济地理的战略路径.     

新丝路国家与中国各省份外贸总额的空间分异

选用2006—2015年的进出口数据,运用ArcGIS软件,采用空间分析、Kernel密度分析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对我国各省份与全体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的外贸额空间分布及演化趋势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1)我国各省份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进出口贸易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在空间分布上与"胡焕庸线"高度切合,且外贸经济密度呈现"东部高、西部低"分布;(2)西部地区处于进出口贸易的冷点、次冷点和较冷点地区,对外贸易整体重心呈现由东南沿海向内陆拓展趋势但有波动。文章建议在"东南强、西北弱"的外贸空间格局短期无法打破的情势下,西北地区应抢抓历史机遇,充分挖掘外贸潜力,深化外贸供给侧改革,主动突破经济地理空间限制。     

中国农产品批发市场时空演化与商品化效应

文章应用地理空间分析与统计方法,定量研究1986、2010、2016年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差异化特征及空间布局效应,评价2010、2016年市场的区位选择,并探索其与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关联。结论如下:①胡焕庸线两侧市场差异显著,与人口分布比重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在农产品多样性、数量方面,东南半壁较西北半壁竞争力更强。②农产品批发市场布局契合城市群效应明显,2010、2016年市场空间格局与"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大体吻合。③农产品批发市场在城市分布多于农村,农村地区的果蔬、综合市场具有一定潜力,但仍不能与城市市场数量比拟。④经济、人口、交通影响定点市场的区位选择。⑤农产品批发市场产业有力地推动相关农村区域的空间商品化进程。     

中国文化消费水平的地域分异及影响因素

伴随着消费时代的来临,文化消费在社会结构与社会重构中的作用愈发明显。文章结合经济地理学、文化社会学、消费经济学等多维研究视角,遵循指标选择的科学性、综合性、针对性和数据可获取性原则,以及中国文化消费的具体情况,从文化消费环境、文化消费意愿、文化消费满意度三个层面构建文化消费指数测度指标体系。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法和数理统计法,探讨中国文化消费水平的地域分异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中国省域文化消费水平在空间上整体表现为东西差异,且存在一条类似人口、经济分布规律的"胡焕庸线","胡线"两侧文化消费水平差异较大。②中国省域文化消费水平梯度差异明显,以板块内差距为主,板块间差距为辅。③文化产品供给、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调控能力以及教育发展程度共同驱动中国省域文化消费水平的地域分异。④建议通过完善文化消费市场、提升文化产业发展质量、挖掘文化产品内涵、推广文化教育并培养专业人才、制定差异化文化政策等策略,合理引导文化消费,实现区域文化协调发展。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

文章选取中国对东盟各国2003—2017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等相关数据,应用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建模方法,借助空间误差和空间滞后模型,分析中国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的水平及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结论是:各变量的系数多为显著,中国的投资会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及第三国的互补效应;东道国的市场潜力和劳动力工资水平与投资存量呈负相关关系,而东道国市场规模的扩大和更加丰富的自然资源会促进中国对其的投资。据此,文章提出确定区域聚集点,以东道国的不同的区位优势和要素禀赋选择投资区域等政策建议。     

泛"胡焕庸线"过渡带的地学认知与国土空间开发利用保护策略建构

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识别泛“胡焕庸线”过渡带及建构本区域和面向全国的国土空间开发利用保护策略对全国国土生态安全和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揭示我国国土空间格局演变规律及自然社会经济因子在“胡焕庸线”两侧的梯度变化特征，采用梯度分析和突变检测分析等方法，分析诊断各因子突变线并识别突变区域，识别确定了泛“胡焕庸线”过渡带及其空间范围；通过泛“胡焕庸线”过渡带的地学认知，深度剖析其国土空间开发利用保护潜力与挑战，提出建构泛“胡焕庸线”过渡带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与经济建设协同发展战略，以重大工程为关键举措，发挥独特“自然—人文”区域优势，构筑泛“胡焕庸线”过渡带“一带”“二道”“三屏”“多极”的中部生态—经济—文化协同建设绿色发展空间格局，对国家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国土生态安全具有重要理论和战略意义。     

中国露营地空间分布及其影响机制

文章构建了中国露营地点位数据集,对全国露营地的空间分布模式、均衡态势、空间密度进行了量化分析,并结合熵值法和地理探测器模型探究了全国露营地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和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露营地整体呈现集聚型空间分布格局,且露营地的空间分布集中度较高,非均衡特征明显;(2)露营地分布密度分层特征显著,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以“四核心—带状区—点状团”为依托的集中连片分布结构;(3)露营地空间分布格局是自然生态环境、交通区位基础、旅游休闲水平、社会人口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五大维度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且各影响因子对露营地空间分布的影响力具有动态差异性;(4)交通区位对露营地空间布局具有协同效应和保障效应,资源禀赋对露营地空间分布的作用表现为导向效应和杠杆效应,社会人口和经济水平对露营地空间布局的影响为重塑效应和叠加效应,疫情作用表现为催化效应。全国露营地空间分布形态存在较强的“路—景—城—人—地”的共生关系,多因子驱动使露营地呈现出“沿线、傍景、近城”的分布规律。     

中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

村落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载体,认知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对传统村落的传承和发展有重要价值。以中国传统村落为对象,采用核密度方法识别核心和次核心;构建“格网分析—空间自相关—地理加权回归”的影响因素研究方法,并进行实践分析。发现:①在地理格局上,传统村落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以东、第二和第三级阶梯、年均降水量400 mm以上的区域、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和温带季风气候区;从行政区划来看,部分省份、地级市的交界地带为传统村落的密度核心。②GWR结果显示,对于地形因素,第二阶梯海拔越低、第三阶梯海拔越高传统村落越集中;对于生态因素,在农产品主产区或生态环境保护区,既出现生态环境越好传统村落越密集特征,也出现生态环境越好传统村落越分散特征;对于人口因素,“胡焕庸线”以西的大部分地区人口越密集传统村落越集中,而该线以东区域则相反;对于经济因素,中西部大部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区域传统村落趋于聚集,东部地区经济水平总体较高传统村落趋于分散;交通和城市因素在不同区域对传统村落空间分布亦存在两面性特征。总体看,各地理要素的回归系数存在正负值、正负值比重差异以及高低值空间差异,反映各要素对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影响方向、程度和范围均存在较大空间差异。基于空间分布特征及要素回归系数空间差异,提出了传统村落开发利用的建议。     

浙江省县域旅游效率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以浙江省65个县域为研究对象,采用Bootstrap-DEA测度其2003—2015年的旅游效率,借助空间变差函数和马尔科夫链等探究浙江县域旅游效率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并结合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空间格局演变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浙江县域旅游效率处于较高水平,呈"双M"型变化规律,整体非均衡性较弱;空间非均衡性在进一步扩大,并出现"逆市区化"现象,效率低值区呈西南—东北迁移趋势;旅游效率总体呈正向空间自相关,高效率和低效率县市在空间上趋于分散;县域旅游效率空间变异的随机成份先减小后增大,各方向上均质性差异明显,空间格局演化具有延续性和规律性。县域旅游效率具有时间稳定性,以渐变变化为主;以杭州、宁波、嘉兴和温州市区为中心的地区旅游效率水平类型向下转移明显,以武义为中心的县市则明显向上转移,区域旅游效率呈大范围下降和小范围增长的俱乐部趋同特征。县域旅游效率格局演变是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禀赋、县域市场规模、城镇化水平、区位交通和政府宏观调控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影响因素间存在明显的强度差异和空间异质性,其演进可以划分为经济推动型、区域中心型、资源推动型和交通推动型四种类型。     

支线机场对所在地可达性及经济格局均衡性的影响

以2011—2017年我国55个新通航支线机场所在地为研究对象,分析通航前后当地小时交流圈及加权平均旅行时间、经济潜力的变化;并计算支线机场通航后区域综合可达性与人均GDP人口加权变异系数,分析区域可达性的时空变化与经济格局均衡性。结果表明:①支线机场的通航可显著提升所在地的可达性与经济潜力;②各地可达性提升程度差异主要受到支线机场航线连通因素影响,而非区域内支线机场数量影响;③支线机场可达性的区域空间分布与经济格局的均衡性变化之间不完全对应但变异系数均随支线机场通航而减小,"胡焕庸线"两侧经济潜力差距减小,表明支线机场通航后一定时期内对区域经济趋向均衡发展具有一定程度正向作用,但长期效果仍需观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