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的自利性对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效果的影响分析

政府作为一个典型的公共部门,它的行为一般认为会以公共利益为考量。但实际上,政府行为的自利性也是明显的。中国地方政府则由于税制改革及满足自身需求等原因,其自利性表现十分明显,地方政府的这种自利性的一个重要后果便是其对中央政策的影响,它会使中央政策只能得到部分执行或者变相执行。     

"财政自利"与"财政立宪"研究

财政自利是政府作为“经济人”的一种必然现象。财政自利不仅可以发生在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而且也发生在政府之间。唯有对政府财政活动进行立宪约束,才能从根本上制约政府的过分自利而损害社会或下级政府的行为发生。本文主要从依法建立民主理财、民主决策监督机制,实现纳税人对政府的有效约束以及依法建立政府间合理分权制衡机制等两个方面比较全面的分析了政府财政自利的约束和制衡。     

中国式分权下的偏向性投资

本文基于政府官员"经济政治人"假设,论证了中国式分权下市场参与者的投资行为逻辑,为中国粗放式经济增长提供了一种解释。在垂直集中的官员治理模式下,中央政府因信息所限,难以有效约束地方官员"重生产,轻创新"的自利性投资偏好。在经济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掌控着可观的经济资源,形成政府主导型经济。结果是,地方官员的自利性投资偏好能够借助政府"有形之手",作用于各类市场参与者的投资行为,从而整个社会投资呈现"重生产,轻创新"的偏向。本文运用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理论假说,结果表明,在中国式分权下,地方财政分权度越高,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创新性支出占生产性支出的比重越低。     

财务困境、政府干预与管理者自利

文章运用处理效应(treatment effect)模型,从财务困境视角研究了政府干预对管理者自利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当政府干预程度较低时,相对于未发生财务困境的公司,困境公司管理者的自利行为会有所减弱;但当政府干预程度增强时,困境公司管理者自利行为减弱的程度将趋缓。对于政府控制的公司,当金融机构信贷决策受到政府干预的影响较弱时,财务困境期间管理者自利行为会有所减弱;随着政府对金融机构信贷决策干预程度的加强,困境公司管理者自利行为趋于严重。对于非政府控制的公司,困境期间管理者自利行为对金融机构信贷决策的自主性并不敏感。     

关于公司年报自利性归因行为的实证研究

上市公司年度报告的客观性,不仅取决于数据信息质量,同时也取决于语言信息质量。西方学者曾就年报语言信息质量提出假设,认为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在年报语言叙述过程中存在自利性归因倾向。本文结合我国上市公司年报实际数据,检验自利性归因假设是否成立,并依据检验结果对自利性归因的原始假设进行了修正。     

信用主体:自利与利他的对立统一

自利与利他均具有复杂性,而更为复杂的,还在于自利与利他的相互交叉.信用主体作为信用关系的承载人,客观上是自利与利他的对立统一体.诚信作为信用主体应有的道德品质,是信用不可或缺的伦理基石,诚信本身内含利他元素.自利与失信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追求长期利益的自利不仅与失信毫无关系,恰恰相反,彼此诚信、互惠互信倒是追求长期利益的自利倾向的内在要求;惟有那种短期运利动机支配下的自利,在信息不对称、一次性博弈、缺乏可置信的惩罚威胁等条件下,才会导致失信.     

国际化董事会是高管自利行为的“避风港”还是“防火墙”?——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将高管自利行为划分为显性自利和隐性自利两种表现形式的基础上,本文实证研究了国际化董事会对高管自利行为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国际化董事会在"纵容"高管显性自利行为的同时能有效抑制高管的隐性自利行为。进一步研究表明,随着法律环境的改善,国际化董事会对高管显性和隐性自利行为的约束作用均会相应增强,激烈的市场竞争则会显著削弱国际化董事会的监督功效,而国有企业的国际化董事会对高管隐性自利行为的治理效果更为突出。本文的研究揭示,国际化董事会既能成为高管显性自利行为的"避风港",又能够对高管隐性自利行为发挥"防火墙"功能,并且可能在异质的治理情景下呈现两种角色的相机转换。     

政府补助、公司绩效与管理者自利——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2～2016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政府补助是否有助于公司绩效提升,是否会导致管理者自利行为加剧及具体路径。结果表明,政府补助虽然能够提高公司绩效,但同时增加了管理者自利行为的发生概率。进一步研究显示,可操纵性利润在高管薪酬和在职消费之间发挥中介效应,而自由现金流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即公司管理者主要通过盈余管理行为而非进行现金流操纵实现自利。     

管理者过度自信度量方法的比较与创新

本文对现有管理者过度自信度量方法进行比较,依据心理学自利归因理论提出新的度量方法——自利归因度量方法,对2012-2013年深沪A股上市公司管理者过度自信状况进行度量.结果表明,自利归因度量方法较现有方法对管理者过度自信的识别更加宽泛且符合实际.通过对样本公司的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非效率投资关系的实证检验,得出管理者过度自信易导致企业非效率投资、提高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结论,从而验证新方法度量变量的有效性.     

自私与自利的异同

长期以来,不少学者把自私与自利简单地等同起来,造成了人们认识上、理论上的偏差和思想上的混乱。文章从斯密的自利原则入手,针对不少学者混用自私与自利的现状,深入剖析了自私与自利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其本质区别。     

农民工城市住房问题上的市民自利意识反思

当前我国政府尚未将住房保障清晰纳入公共财政体系,外来农民工始终被排斥在城市公共资源共享范围之外,很大的阻力源于市民阶层在政治、经济、社会及心理层面上的自利意识,它不仅给农民工心理造成"相对剥夺感",导致社会动荡,影响我国劳动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也造成农民工城市族群再生的异质共存,阻碍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文章认为,有必要通过提高公共权力机构利益协调能力,强化市民社会责任意识,以及建立农民工利益表达组织形式等途径,引导市民从心理上认同,并在理性上自觉支持农民工城市住房权的实现,以此缓解农民工沦为底层人群所造成的巨大社会张力。     

互利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不同经济主体的正当权利，也是市场经济赖以存在的前提和运行的内在动力。然而，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又以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为条件，这正是互利主义对人的自利倾向的严格限制。互利主义所包含的价值取向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原则和道德原则，有助于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并克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     

代理人自利的结构化与共富的条件——基于中国公产转移实践的经济社会学思考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国"公产代理人"自利问题突显并日趋结构化,其根源在于,对政企官员缺乏足够的非行政化制约;由此,贫富差距和经济长期性景气下滑成为政府振兴经济的约束条件;缩小贫富差距、创造条件让普通百姓获得各类资产股份、严厉打击不法致富者、保持通货稳定是政府当前要务。     

加快公共服务均等化步伐的路径探讨

公共服务是政府满足社会公共需求、提供公共产品的劳务和服务行为的总称.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现代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目前,我国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偏弱,必须通过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才能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     

和谐视角下的自利行为与制度分析

经济人理性自利是当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命题,自利行为是市场经济的反映,但理性自利行为的限度和目标是需要制度来约定的。和谐社会是经济的和谐;是伦理的和谐;也是制度的和谐。在和谐发展的社会里,自利与利他需协调,崇尚道德是行为准则,遵守法律是生活方式。     

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对现金持有自利动机强弱表现的影响

本文对不同治理背景下公司现金持有的自利性动机的强弱表现差异问题进行分析,得出公司综合治理水平较高时,现金持有自利动机较弱,反之则较强。要减少公司在现金持有决策中的自利行为,有必要从增强公司治理水平入手。     

陶永谊的经济学范式革命

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定是自利经济人,而陶永谊代之以互利道德人。资本存量向资本流量转换到极限时,政府出台的加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导致市场反向运动。很多经济学家作为市场的旁观者武断而错误地预期价格运行的轨迹,而互利空间的最大化足以使所有利益参与方从中获利。价格波动并不总能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由价格波动反映的交换比率波动达到极端就会突破重置成本。政府要坚持宏观调控,将价格的波动范围控制在互利空间的公平域之内。基于自利经济人批判,陶永谊总结了西方经济学的十大谬误。陶永谊代表作《互利:经济的逻辑》有力批判了西方经济学,包括其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     

公司治理对经理人自利动机与费用粘性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我国2001-2012年持续上市且经理人有自利动机的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公司治理机制能否通过制约经理人的自利动机,进而对费用粘性造成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在公司治理水平较高的公司,经理人的自利动机受到制约,从而导致较低水平的费用粘性;而在公司治理水平较低的公司,经理人的自利动机比较明显,费用粘性也相对较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司治理水平与公司价值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上述研究结论对如何加强公司治理以制约经理人自利动机从而减轻代理问题,如何加强费用控制以提高公司价值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知识获取视角下互惠性与自利性企业文化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利用南京、苏州、无锡、常州四地市企业的203份调研问卷,提出了互惠性与自利性企业文化、知识获取与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假设模型,运用统计分析软件对模型假设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互惠性企业文化对企业短期创新绩效和长期创新绩效均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自利性企业文化对短期创新绩效有正向作用,而对长期创新绩效有负向作用;互惠性企业文化对知识获取具有正向影响,自利性企业文化对知识获取影响不显著;知识获取在互惠性企业文化与创新绩效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国际金融危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探析

从表面上看,每次金融危机都有其独特的原因,但根本原因的是一些主体的自利动机和自利行为未得到有效遏制.鉴于此,应充分发挥公民社会组织在金融危机治理中的作用,推动现行的金融危机治理机制升华为金融危机的全球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