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资本形成与劳动力就业——FDI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渠道分析

运用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文章对FDI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具体渠道(劳动力就业、国内资本形成、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无论在长期还是在短期内,FDI都通过促进劳动力就业和技术进步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同时,虽然FDI在短期内对国内投资存在着正向的"挤入"效应,但在长期内却"挤出"了国内投资。比较二者之间的产出弹性,发现FDI的产出弹性要小于国内投资。     

要素流动与生产率增长研究——对广东省“空间结构红利假说”的实证分析

在采用"永续盘存法"估计广东省三次产业和各市资本存量的基础上,利用"偏离—份额法"分解了广东省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生产率增长效应,并发现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劳动力的结构效应,尤其是静态转移效应;而内部增长效应在多数阶段都产生了较大的抑制作用。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所带来的不管是产业结构还是空间结构的改变都表现出了"结构红利"现象,而资本表现出的"结构红利"不明显,甚至还产生了"结构负利"。     

要素错配与中国工业增长

采用一个测度要素错配对总生产率效应的核算框架,使用中国工业1994～2011年两位数行业的数据,在行业层面上研究了要素错配对产出、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行业间的生产率增长和要素配置扭曲程度均存在很大差异,2009～2011年要素错配引起的产出缺口约为29％,通过优化要素配置提升中国工业增长效率的潜力很大。分行业来看,资源垄断性行业存在严重的资本和劳动错配;劳动配置效应比较大的行业主要是劳动力不足的技术密集型行业和劳动力过剩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分要素来看,资本错配程度更高,资本投入和资本配置效应对产出增长的作用更大。     

未来5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预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1978～200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9.5％。从增长核算来看,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资本投入的高速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根据资本投入、生产率和劳动力供给的变动趋势,可以判断,未来50年中,前20年中国经济仍可     

空间视角下要素市场扭曲与高技术产业TFP增长——基于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实证检验

以中国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为例,首先测算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和研发劳动力要素价格扭曲程度,进而构建空间面板模型检验不同要素价格扭曲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并比较其地区差异。结果发现:①资源错配导致的要素价格扭曲程度客观存在,东部资本要素和研发人员要素价格扭曲程度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劳动力要素价格扭曲程度高于东部。②中国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TFP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各类要素市场扭曲对该行业TFP增长呈现显著的抑制作用,抑制作用最大的是劳动力要素市场的扭曲。③不同地区要素市场扭曲对该行业TFP增长的影响差异明显。其中,资本要素扭曲对三大区域TFP增长均呈现显著的抑制作用,劳动力要素仅对东部地区TFP的抑制作用具有统计显著性,研发劳动力要素扭曲能提升东部和中部该行业的TFP,而抑制西部地区该行业的TFP。     

中国高技术产业存在“结构红利假说”吗？

描述了中国高技术产业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结构、要素生产率及其演进情况，利用偏离-份额分析方法解构要素生产率增长，分别检验了生产要素跨行业、跨省区和跨所有制流动对生产率增长带来的结构性贡献。研究发现，劳动力和资本跨行业流动均产生了“结构红利”；劳动力和资本跨省区流动均产生了“结构负利”；劳动力跨所有制流动产生了微弱的“结构红利”，资本跨所有制流动产生了“结构负利”。“结构负利”的产生具有如下启示：合理减少行政干预，释放高技术产业生产要素流动活力，破除高技术产业融资的地域与所有制歧视，逐步建立统一的高技术产业劳动力市场。     

效率体现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

要素生产率提升是技术进步的效用结果和完整体现。本文引入效率体现式技术进步概念,以资本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的综合指数来体现总体技术进步水平,构建经济增长中资本规模、劳动力规模和总体技术进步三因素贡献的分解模型,并利用中国1980-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期间的技术进步贡献及其结构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源于资本规模增长,劳动力投入规模贡献不大,技术进步贡献不小。技术进步贡献主要源于生产技术质量和生产技术效率,产业间劳动力构成和其他管理技术进步贡献微小。     

湖北产业结构变化与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shift-share分析法的实证研究

在估算三次产业资本存量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湖北省1978～1989年、1990～2010年两个阶段生产要素构成变化和产业结构变化趋势以及三次产业中劳动力和资本两大生产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并应用shift-share分析法对湖北省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进行分解,发现劳动力在1978～1989年和1990～2010年一直符合"结构红利假说",而资本则在长期不符"结构红利假说",存在"结构负利"。本文对"结构红利假说"分析方法进行了拓展,动态分析各效应与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     

中国省域旅游经济增长空间计量研究

本文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为理论基础,从省域层面构建了旅游经济增长模型.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考察了资本和劳动力对省域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对旅游经济增长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但资本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劳动力,表明我国省域旅游经济增长依然依靠投资驱动;邻近省份旅游固定资产投资对旅游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为正,但不显著,省域间旅游投资亟需避免同质化竞争;邻近省份旅游劳动力投入对旅游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为负,虽然不显著,但需谨防旅游劳动力区域间流动速度过快.促进旅游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须从加强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积极扩大旅游投资、加强旅游人才队伍建设三方面着力.     

浙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取向与途径

浙江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度低,劳动力素质低,资本、资源与能源使用效率低.因而浙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取向,就是要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的要素积累型增长为主转向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增进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途径应当是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通过制度创新为技术创新提供保障,推动技术进步、劳动力素质提高、资本使用效率提高与土地等自然资源能源使用效率提高.     

主导生产要素更替与经济发展阶段演化——基于甚长期视角的经济发展过程研究

笔者认为,以要素产出弹性的变化为主要标志区分经济结构并划分经济发展阶段,是审视经济发展的一种甚长期视角.从甚长期的视角看,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依次经历了劳动主导经济、土地主导经济、资本主导经济和人力资本主导经济四个阶段.中国经济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特征.中国30年高速增长,主要是靠高物质资本投入带来的,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相对较小,但这并不表明其不重要.中国经济处于土地主导经济向资本主导经济收敛的过程中,并开始出现一些人力资本主导经济的因素.随着中国经济新一轮的结构调整,人力资本意义凸现.增加教育投入,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对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提高国际竞争力具有特别意义.     

Is Public Capital Productive in China? Evidence from a Panel of Chinese Provinces

In addition to the direct productivity effect, public capital also has an indirect effect on private capital stock and labor input. This paper offers an evaluation of both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of Chinese public capital by applying a trans-log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 including public capital stock to a panel of regional data from 1986–2009. Moreover, we calculate the impact of public capital on region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performance by introducing a system GMM estim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utput elasticity of Chinese public capital stock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but decreasing year on year, and public capital is found to be a substitute for labor but complementary to private capital input. Finally, public capital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regional TFP performance.     

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及其因素分解

长期来看,中国劳动生产率呈现持续上升趋势,改革开放之后的增速更是显著。劳动生产率增长主要依靠各产业内部生产率的提高来实现。相对地,劳动配置结构变化的贡献度并不显著,这种状况在改革开放之后得到了强化。劳动配置结构变化贡献度较小,与劳动力跨部门流转的交易成本较高有关,而行业内部生产率提高与分工演进、资本深化、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等密切相关。     

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影响 因素分解：1981-2009年

本文在理论层面对“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进行了拓展，指出二元经济结构集中表现为城乡居民存在收入差距，这种差距与城乡两部门的劳动力-人口的转化、经济产出-居民收入的转化以及劳动力-经济产出的转化紧密相关。二元经济结构可被分解为四种因素：收入产出比差距、资本产出比差距、资本劳动比差距和劳动参与率差距。基于这种因素分解法，实证分析得出：1981-2009年，在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中，收入产出比差距、资本产出比差距、资本劳动比差距和劳动参与率差距的年均贡献度分别为-6876%，-1373%，16435%和1814%，而劳动生产率差距的年均贡献度为15062%。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劳动生产率差距（尤其是资本劳动比差距）和劳动参与率差距，这源于农村劳动力非农化流转伴随着农村资本形成相对迟缓以及农村人口迁移相对滞后。基于这些结论可以给出新时期我国推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若干政策建议。     

结构转化、资本深化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以上海为例的研究

本文集中分析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理,为此采用逻辑分析方法推演出"结构转化和资本深化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本方式"的结论。实证研究也显示,上海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优势主要源于其在结构转化和资本深化方面的优势,产业之间和产业内部的结构转化、农业内部和农业外部的资本深化确实提升了上海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由此可引申出关于其他省区未来农业持续快速发展的若干政策建议。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对中国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北卡罗来那大学Chapel Hill分校和中国预防医学会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的调查数据，估计出1990年～2000年我国的工资方程和人力资本增长率。结合该时期经济增长，资本存量和劳动投入数据，我估算出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此外，本文还详细讨论了统计年鉴中产出、资本和劳动数据存在的问题，在对以往的研究进行详细比较的基础上选择了适当的纠正方法。     

社会资本能降低劳动力工资扭曲吗?——测度和传导机制分析

文章主要回答了社会资本能否降低劳动力工资扭曲的问题.根据CFPS2010数据,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SFA)测度出微观层面的劳动力工资扭曲程度,扭曲均值约为33.2％?45.7％.实证研究发现,社会资本能够显著降低工资扭曲,平均而言,社会资本每扩大1％,工资扭曲程度降低3.42％;社会资本降低工资扭曲的影响作用对工资扭曲程度较低的劳动者更大,一定程度上将扩大不同群体的工资扭曲差距.伴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社会资本修正工资扭曲的作用不断被削弱.文章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传导机制分析显示,社会资本通过部门进入效应、晋升效应和信息效应对工资扭曲产生影响.文章研究对深入认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收入分配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区域经济差异日益突出。此项研究通过对地区经济差异的统计描述,并运用经济计量模型,在传统的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的基础上,增加了技术要素和制度要素两个变量来考察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得出了结论和启示。     

Imports and growth in China

In this paper, we analyze the role played by imports and investment on labor productivity and output in China from 1964 to 2004. In doing so, our analysis focuses on the role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corporated into the Chinese economy through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imports, which could be a cause of significant technology transfer from abroad that facilitated industrialization and rapid growth in China. However, as we know that there could be other factors influenc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we have also considered the role played by domestic innovation activities, competitiveness and foreign economic conditions. We focus on examining the short- and long-run effects of the considered variables as well as the direction of their causality. In addition, we investigate the role played by the exchange rate on growth and discuss som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is effect on the current debate on the appreciation of the Yuan. The empirical results provide evidence that both imports and investment encourage output and labor productivity in the long run, but neither investment causes imports nor imports cause investment. Moreover, we found that during the period considered the real exchange rate influenced output, but not productivity. These findings provide interesting insights on the future Chinese economic poli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