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助学贷款高校风险防范惩治体系的构建——以“河南模式”为例

＂河南模式＂是国家助学贷款的一项创新之举。为进一步完善＂河南模式＂,必须建立高校风险防范机制。高校风险防范机制包括对贷款学生的教育、管理、服务、惩治等环节,其中建立高校惩治体系是一个重要环节。高校惩治结果应包括计收罚息的经济惩罚、实施黑名单通报制度的声誉惩罚、个人征信系统黑名单的人生惩罚和法律黑名单的严厉制裁,以保障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顺利开展。     

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目前反腐败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改善政治体制、提高道德水平、完善干部选拔、教育和监督制度以及打击惩罚力度等非经济因素方面。本文试图对腐败活动中的经济因素进行分析 ,揭示腐败参与人的经济行为规律。本文的分析发现 ,与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相比 ,目前中国的腐败泛滥问题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制度存在更多的腐败供给源和对腐败更强的需求。本文的结论是 :给定中国非经济领域体制的现状 ,改革公有企业所有制和降低政府干预程度可以大幅度缩小腐败的活动范围 ,大大降低腐败的供给 ,有力地扼制腐败活动的内在冲动 ,是遏制腐败事半功倍的得力措施。如不能根除腐败赖以泛滥的经济根源 ,反腐败的非经济手段所需的巨大成本是无法承受的 ,也不可能有效。     

经济发展中的地方官员行为研究——基于政治晋升、财政分权与腐败的视角

本文同时考虑财政分权、政治晋升和腐败三个因素对地方官员行为的影响,进而构建了理论模型。从中得到的主要结论是,在基本模型中,地方官员对政治晋升的偏好程度越高,则其努力程度越高、腐败程度越低。而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官员的努力也越高,但对腐败水平影响却是不确定的。在进一步假设腐败会被惩罚的拓展模型中,基本模型的大部分结论都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只是分权程度的对努力的影响也变得不确定了。除此之外,我们进一步研究了,对官员腐败惩罚的力度和对官员腐败的惩罚准确程度的影响,相关命题表明,如果对官员腐败惩罚的越严厉,并且对官员腐败的惩罚越准确,官员努力水平和官员腐败程度都会变低。通过对研究结论的分析,我们还对以往文献的结果进行了重新解释。     

基于行为决策理论的腐败行为分析及其治理

通过对行为决策理论的腐败选择行为模型的分析和研究,我们发现,对于面对损失具有风险偏好倾向的腐败者,虽然位卑权小时廉洁守法,升职后却可能走向腐败.而且,一个弹性的惩罚制度环境会增加行为人的违规价值预期,强化行为人逃避严惩的侥幸心理,加剧腐败行为蔓延.所以,建立科学合理的用人机制,优化监督环境,提高惩罚制度的执行力,是遏制腐败蔓延的有效手段.     

反腐败、市场建设与经济增长

在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有一部分腐败活动虽然有损于社会公平和正义,而且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损耗,但对经济资源的配置也有着一定的作用.该文通过一个经济增长模型讨论了代表社会利益的政府如何规划反腐败路径,并保证经济的增长.分析结果表明,政府是可能在反腐败的同时实现经济增长的.一旦政府开始加大反腐败力度,则社会的腐败程度将持续下降.随着市场的完善,经济资源可以更好地借助于市场机制进行配置,这时社会可以加大打击腐败的力度.如果腐败的路径依赖性更强,政府也将加强对腐败的打击.     

反腐败、市场建设与经济增长

在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有一部分腐败活动虽然有损于社会公平和正义，而且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损耗，但对经济资源的配置也有着一定的作用。本文通过一个经济增长模型讨论了代表社会利益的政府如何规划反腐败路径，并保证经济的增长。分析结果表明。政府是可能在反腐败的同时实现经济增长的。一旦政府开始加大反腐败力度，则社会的腐败程度将持续下降。随着市场的完善，经济资源可以更好地借助于市场机制进行配置，这时社会可以加大打击腐败的力度。如果腐败的路径依赖性更强，政府也将加强对腐败的打击。     

道德文化、腐败与经济转型——对中国转型期一个基于道德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在现有的经济学文献中 ,对腐败问题的讨论 ,规避道德文化的思路并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实际中存在的问题。本文建立了一个关于道德腐败的模型解释腐败活动猖獗的原因 ,并根据历史上成功经验和教训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认为 ,个体的社会道德观念、行为在社会中相互影响。这样就可以建立一个动态的模型解释基于道德导致腐败规模变化的原因。本文最主要的结论是 :存在着一个“道德腐败陷阱”。从这一点出发 ,本文认为 ,从根本上有效抑制腐败单靠加强执法、加大对腐败的惩罚力度等传统的、事后的打击腐败措施是不够的 ,要制定和实施综合的反腐战略 ,其中关键是要建立一个全社会的事前监督、检举腐败的从国家到公民的“信誉机制”。     

廉政审计的完善机制浅析

审计是国家廉政的一个重要制度,"廉政审计"是我国反腐败斗争进程中的一个重大信号。审计的反腐败功能既表现在惩治上,更体现在预防上,"廉政审计"正是中央提出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具体体现。文章从多个方面对廉政审计的完善机制进行了分析,希望可以为我国廉政审计的完善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履约机制的实证研究

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履约机制包括信息和信任机制、重复博弈和信誉机制、严厉的惩罚机制、灵活的担保机制、女性市场定位机制等.以湖北农村非正规金融为例,对它的履约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农村非正规金融具有极强的自生能力和可持续性.结论的政策含义是:压制、取缔非正规金融的行为不可取,强制性地将非正规金融正规化的行为同样不可取,正确的做法应是放松管制,引导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联接,促成农村一体化金融市场的形成.     

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力度

治标和治本 ,是反腐败斗争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两个方面。治标 ,严惩各种腐败行为 ,把腐败分子的猖獗活动抑制下去 ,才能为反腐败治本创造前提条件。治本 ,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现象 ,才能巩固和发展反腐败已经取得的成果 ,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当前 ,反腐败斗争应该逐步加大治本的工作力度 ,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要将预防腐败现象寓于各项重要政策和措施之中 ,制定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政策 ,出台重大的改革措施 ,制定法律、法规和规章 ,都要把反腐倡廉作为有机组成部分考虑进去 ,做到存利去弊 ,完善决策 ,未雨绸缪 ,预防在…     

什么是腐败行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一个应用

亨廷顿对腐败行为所下的定义,时下在学术界很流行,其特点是根据行为的动机与手段对腐败行为的界定。其最严重的缺点是把一些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利的“特殊的权力越轨行为”划归腐败行为,同时又把一些严重损害社会的权力行为排除在腐败行为之外。由此而导致所谓“腐败的正功能”理论,给反腐败斗争造成许多思想混乱。本文根据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关于腐败行为的功能性定义,认为应当据此来确定反腐败斗争的方针政策,使反腐败斗争与改革开放齐步并进,共同发展。     

会计诚信缺失的原因分析及对策探讨

本文首先分析了会计诚信缺失的原因：利益的驱动;会计主体的身份;监管不力、惩罚力度不够;会计人员被动做假,然后提出了提高会计诚信水平的途径：建立严格的惩罚机制,提高造假成本;完善会计法规;完善会计监督机制;加强社会教育机制,启发行为人的良知。     

反腐败跨境追逃追赃的制度困境与路径选择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重拳整治腐败,向全世界彰显了除腐必尽的决心.在反腐败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仍有一些腐败分子携带巨额赃款逍遥海外,严重削弱了我国的反腐败工作成效.由于跨境反腐败工作牵涉多个国家或地区,各国或地区之间存在诸多利益分歧,这使得我国对外面临着如何与腐败分子流入国建立合作机制的难题,对内面临着如何衔接多边条约、双边条约与国内法之间关系的难题.本文指出,以引渡为主的跨境追逃追赃机制有待完善,并建议在国际合作的基础上,建立以追赃为重心,以劝返为主要措施的中国特色反腐败跨境追逃追赃机制.     

我国应对科研不端行为的监管机制研究

当前我国应对科研不端行为的监管机制,主要体现在法律法规政策体系的制定、层级监管机制和查处程序的实施等方面。其中,经顶层权威设计的规范体系起指引导向、统筹协调作用; 层级监管机制具有预防和惩治相结合的功能; 规范化的查处程序能及时、正确、有效地应对科研不端行为的举报、质询、调查及惩处。尽管如此,依然存在不少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地方。     

集中式惩罚与合作维护机制研究——基于公共品自愿捐献实验的证据

惩罚机制是一个国家治理制度建设中的重要内容。与西方国家通行的第三方惩罚或个体间相互惩罚不同,我国多数情况下实施的是将惩罚权赋予一定权威者的集中式惩罚。本文利用实验经济学方法研究集中式惩罚与合作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的领导者产生方式下,惩罚机制对合作水平的提升效果具有显著差异:任命方式下惩罚机制会显著提升合作和福利水平,但趋势上存在一定的"惩罚毁灭性"特征;而当选举产生时,虽然领导者具有较强的"榜样效应",但其"惩罚效应"对合作水平提升没有显著效果。惩罚机制效果的差异可能是由两种产生方式下领导者拥有的惩罚动机与机会、惩罚力度以及惩罚威胁可信度等方面的不同而导致的。本文的研究对于推进我国社会治理机制完善,加快企业和行业管理制度创新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     

高校惩治学术不端行为长效机制研究

当前备受社会关注的高校学术不端行为与高校的社会责任背道而驰,这些行为严重玷污了神圣的高等教育.没有行之有效的学术监督和惩罚机制,形不成强有力的监督和惩罚力度,是导致目前形形色色的学术不端行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重要原因.学术不端行为惩治不力,缺乏一套有效的制约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又助长着学术不端行为的滋生.高校要恪守学术底线,严格把关,让求学者学有所成,这是对求学者负责,也是对自己、对社会负责.     

竞赛理论中的惩罚设计及其现实意义

在竞赛理论的研究中,惩罚机制相对于奖励机制来讲受到的关注比较少。本文通过拓展和分析一个经典竞赛模型(Moldovanu and Sela,2001)发现:在一个竞赛者可以自由选择参加与否的竞赛中,如果以最大化总业绩为目标,那么根本不应该引入任何惩罚;如果以最大化最优业绩为目标,那么一定量的惩罚是必须的。除了理论上的贡献以外,本文也结合模型结论对我国教育业及科研创新行业的现实状况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财政分权、审计监督与反腐败成效——来自中国2002～2011年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2~2011年中国31个省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将审计监督作为调节变量,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检验财政分权和审计监督对反腐败成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方面财政分权与地区腐败水平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验证了财政分权对地区腐败具有抑制作用的假设;另一方面财政分权对地区腐败水平的影响受到审计监督的约束,作为一种权力制约机制,审计监督的处罚力度越大,越有可能增强财政分权对腐败的抑制作用,从而降低地区腐败水平。     

民主是铲除腐败的治本之策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的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警钟长鸣。”它再一次表明了我党对治理腐败的高度重视及坚定决心。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中国的刑事立法

腐败行为使许多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政府形象蒙受损害，其中发展中国家所遭受的经济损失最为严重。《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签署反映了世界各国通力打击腐败犯罪的决心。目前，中国的相关立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及国外一些先进国家的立法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有关规定，对中国腐败犯罪的刑事立法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比较研究，不仅是中国履行国际义务的需要，也是完善中国刑事立法，充分发挥刑事法律预防和打击腐败犯罪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