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并购的社会福利效应分析

本在综合考虑企业并购可造成的潜在垄断及其产生的效率优势基础上,对发生并购的几种可能情况进行了局部均衡分析,以阐明并购的社会福利效应,并得出结论：对于企业并购后由于市场垄断力增强而使产品价格上升的情况,若效率优势达到一定程度,仍可增进社会福利;而对于并购后价格下降的情况,并购是无条件地增进了社会福利。这一结论对于我国改革企业产权制度和完善资本市场,推进企业并购市场化、社会化和规范化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中国银行业高利润的来源:市场势力还是高效率

中国银行业的高利润究竟来源于行政垄断保护下的市场势力溢价,还是应对未来金融开放环境下的激烈竞争进行改革带来经营效率的提高,抑或是整体经济稳定增长的结果?通过对银行业系统市场势力和经营效率测度发现,银行业整体存在着较高的系统性市场势力溢价,且规模弹性小于1;银行业整体效率低下,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为负值;银行业的高利润主要来源于行政垄断造成的行业系统性市场势力,而非因改革带来的效率提高,GDP的增长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银行业的高利润。     

反垄断法视野下的银行业并购问题

近年来,随着我国银行业并购渐渐融入国际化,国家金融安全问题日渐引起关注。垄断即是银行并购所带来的副作用之一。我国2007年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已对银行并购垄断问题架构了一些规制措施,然而,与国外先进反垄断法律制度相比,仍存在诸多局限性,亟待相关配套法律的出台,以完善银行业并购的反垄断问题。     

垄断与效率：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现状分析

本文通过运用市场份额、市场集中率和进入退出壁垒等指标分析我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状况，指出我国银行业具有明显的垄断色彩。垄断造成了消费者及社会福利损失、信用体系的缺失及银行业风险的累积、信贷配给的歧视等效率损失，要求我们必须果断采取措施，打破银行业的垄断格局，充分发挥银行行业的功效。     

中国商业银行市场势力、效率及其福利效应

文章对中国商业银行1998-2007年的市场势力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及其福利效应进行了初步研究。结果表明,运用随机前沿成本函数所估计的贷款边际成本大于存款边际成本,四大国有银行的市场势力勒纳指数明显大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国有银行行政性市场势力不容忽视。在此基础上,文章估计了基于市场势力的社会福利效应,因银行成本无效率带来的福利损失远大于因市场势力而引致的社会福利损失。检验安逸生活假设表明,贷款市场拒绝安逸生活假设,而存款市场接受安逸生活假设。贷款市场势力对银行业发展具有一定的负面作用,而银行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了银行业的持续发展。     

资本主义垄断的新变化及其发展趋势

20世纪中期以来,资本主义产业组织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以产品的技术优势为主,技术和规模的内在统一成为垄断组织寻求市场控制力的主要方式,经济势力成为垄断势力形成的重要基础。建立在经济势力基础上的垄断势力,在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加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垄断形式的多样化和垄断控制力的不断加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加速发展和停滞趋势都更加显著了。     

产业的市场势力理论及其估计方法

研究市场势力及其测量方法，对我国正在制定的反垄断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我们通过计算市场潜力，分析因垄断所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讨论测量市场势力的经济效应的方法。     

反垄断法下企业并购绩效形成机制研究

该文基于反垄断法视角,提出了企业并购绩效的反竞争效应理论,推演了垄断势力影响并购绩效,以及竞争强度与研发密度在其中的作用。这一研究有助于企业并购决策、政府反垄断监管,也有利于产业振兴下企业并购对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产业竞争态势影响的评估。     

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与社会福利的微观经济学分析

运用产业组织理论中哈佛学派的SCP分析范式，就2000到2005年的数据，对我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进行分析。随后结合微观经济学中完全竞争市场与垄断竞争市场在社会福利、产量、价格、经济效率等方面的比较，寻找出我国银行业发展的一些建议。     

我国银行业的市场竞争格局

本文主要在对我国银行业竞争格局演变进行评述的基础上,运用产业组织理论,结合我国银行业实际、判断和分析了目前我国银行业的竞争格局。通过分析,作者认为我国银行业仍处于一种垄断竞争的市场格局,这种垄断竞争机制刺激了很多不规范的行为,使传统的“结构－行为－绩效理论”在我国缺乏前提条件,正常的市场竞争机制遭到损害,致使我国银行业的绩效长期得不到实质性的提高。因此应加快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改革、鼓励和允许各类商业银行之间的市场化并购重组、适当放松中小银行的准入条件等,促进银行体系提高整体竞争力,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重新审视国际银行业并购

20世纪后期以来,金融全球化以强劲的势头迅速发展,资本流动全球化、金融机构全球化、金融市场全球化,极大地改变了并且将继续改变国际银行业的经营环境和运行方式。银行业的并购在金融业的发展中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而这种变化使国际银行业的发展出现了新的趋势:国际银行业并购     

基于技术外溢性的寡头垄断企业研发投资的动态博弈分析

在现代经济社会条件下,企业通过合作研发可以使研发的外部效应内部化,激励企业进行更多的研发活动。同样,合作企业可以共享信息和研究成果,提高研发效率。本文将结合企业研发投资过程中的实际情况,在假定技术不完全独占即存在技术溢出的情况下,通过构建一个两阶段寡头博弈模型对寡头垄断企业R＆D进行研究,比较寡头垄断企业在合作研发与非合作研发两种情况下研发投入、产出、社会福利的变化,从中探求合作研究的原因。     

当代美国银行业的并购重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金融自由化、全球化与信息化的背景下,美国银行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其最重要的发展之一,便是时间持久、规模浩大的银行业并购重组。这一持续至今的并购重组对美国银行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具体表现在银行数量大幅度减少以及银行业市场集中度不断提高。美国银行业具有的趋势性的发展变化,对于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     

美国银行业并购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

90年代以来,美国部分大银行在宽松的反垄断政策和金融自由化的政策大背景下,为了追逐规模经济效益、提升国际竞争力、实现获取互补协同优势,掀起了美国银行业并购的又一浪潮。而美联储对现阶段银行业的并购的监管进行了适度调整,制定了竞争性、安全性和cRA标准。我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的深度和广度因加入WTO而日益提升的背景下,国际银行业并购的冲击为我国银行业的发展提出了挑战,同时对并购过程和并购后形成的大而复杂的银行机构的监管更是我国必须考虑的难题。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研究

本文运用差别产品垄断竞争的模型分析房地产产品完全差别的市场效应和社会影响,认为房地产产品差别化会加强房地产商的垄断势力,提高其垄断定价的能力,使社会福利受损。联系中国实际,发现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客观上加剧了房地产产品的差别性,加强了房地产商的市场力量;这是我国总体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地区房价差距扩大,相关政策效果不理想的重要原因,鉴于此,本文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深层动因

有关跨国并购的动因,国外学者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研究,主要观点有规模经济理论、垄断理论、价值低估理论、协同效应假说、多元化战略假说、市场势力假说、交易费用理论、时差效应以及个人行为动机等等。基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及特殊国情,外资并购中国企业,除了存在上述并购动因之外,还存在三个特殊的深层的动因,即人口动因、资源动因和国家利益动因。     

产权、竞争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逻辑

基于国家所有的独特的产权制度安排是我国银行业"强垄断"结构与"弱竞争"行为的根本原因.产权的国家所有不仅导致了国有商业银行在银行业体系中的"强垄断"地位,也抑制了体制外因素对其形成的竞争压力的释放,从而使我国银行业有效竞争的机制难以形成,最终保护了国有商业银行低效率的市场行为,导致了国家保护下的制度性垄断无效率或低效率.因而破除"父爱主义"的产权制度,以使体制外竞争机制得以形成也就成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逻辑前提与关键所在.     

自然垄断的社会福利损失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自然垄断存在缺陷,在任何企业中,垄断会哺育低效率。本文总结了国内学者对自然垄断的社会福利损失研究成果,为后期社会福利损失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信息产业的垄断形成机理及其反垄断政策研究

本文从信息产业最基本的特征人手,通过建立理论模型研究信息产业垄断的形成机理,并结合微软、苹果和谷歌的案例,分析垄断力量的形成以及反垄断新格局的出现,并在此基础上得出反垄断政策。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当代信息产业,垄断具有了新的特征,即对于建立在专利技术之上的技术标准的垄断。信息时代反垄断面临着如何解决标准的公共产品性和专利技术的私有性之间的矛盾,如何在促进公共利益的同时又不妨害企业创新的激励,反垄断政策需要作相应的改变。我们主张,反垄断政策在真实网络领域和虚拟网络领域应该有所不同。在真实网络领域,反垄断政策应以引入竞争为主;而在虚拟网络领域,政府应尽可能促进垄断性技术（标准）的开放,有效限制垄断者的反竞争行为,并在鼓励技术创新和促进社会福利提高之间找到恰当的均衡;同时应适当限制垄断产品的价格。除了反垄断措施以外,促进竞争性技术创新的市场环境对于瓦解垄断势力和限制垄断行为具有重要作用。     

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深层动因

有关跨国并购的动因,国外学者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研究,主要观点有规模经济理论、垄断理论、价值低估理论、协同效应假说、多元化战略假说、市场势力假说、交易费用理论、时差效应以及个人行为动机等等.基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及特殊国情,外资并购中国企业,除了存在上述并购动因之外,还存在三个特殊的深层的动因,即人口动因、资源动因和国家利益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