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地区外来民工被边缘化问题的调研——对苏南农民工薪酬待遇的问卷调查

农民工薪酬问题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该文根据对苏南常熟市和昆山市部分国有和集体企业、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私营企业等不同性质企业的农民工进行的薪酬待遇问题问卷调查,并将调查样本分为外来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两类,通过对比分析外来农民工与本地农民工的薪酬待遇,判断出苏南这一发达地区也存在外来民工边缘化现象,进而提出了改善农民工薪酬待遇及建设好苏南用工环境的对策建议。     

城市融入:外来农民工的市民化——对已有研究的综述

外来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议题。外来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包含了其在多重空间、身份与认同上的转换过程;在融入状态或结果上,农民工整体在城市社会处于一种被边缘化与隔离的状态。学术界主要从现代化、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制度主义等三种理论范式出发,对导致农民工城市融入度低的因素进行了分析性阐释,并且从公共政策的层面提出了制度化改革、组织化建设、社会能力建设等三种促进农民工实现城市融入的可行路径。     

社会变迁与边缘化人群的能力再造

我国正在经历重大社会转型,社会变迁形成了很多边缘化人群.如因工程建设而形成的大量非自愿移民,这些受到直接冲击的人群和其他受到重大经济社会政策影响的人群如下岗职工,他们都经历着直接的职业、环境等多方位的改变.并承受着因为社会政策和外来力量的介入导致的失业、贫困等问题.本文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为研究对象,认为社会变迁通过影响正规和非正规人力资本失效,致使移民人群能力受损,进而导致介入型贫困.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应该高度重视边缘化人群的能力再造问题,实现从人力资本投资到能力建设的转变.     

资源何以成为"诅咒"?——对明清时期淮安地区官营产业发展的案例分析

自19世纪中期开始,明清两代持续繁华的淮安出现了显著的衰退.既有研究往往从生态环境与经济中心变迁的宏观视角解释其由盛转衰的原因,但对微观机制分析不足.本研究通过对明清时期的淮安地区这一案例的分析,呈现政府主导下的漕运业与盐业的发展,如何形塑以资源部门为核心,生产性部门被边缘化的"核心-边缘"型二元产业结构,挤压农业与手工业部门的资源流入与技术升级空间.当官营经济萎缩,依附于官营部门的行业不复存在,技术与人力资本储备不足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导致被边缘化的产业难以发展,区域经济陷入长久衰退.本文为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资源诅咒"理论提供了机制性案例分析,并提出政府在"掠夺"的前提下所进行的扶持措施,并不会导致共享型、普惠型的经济增长,一旦国家调整发展方向,因"扶持之手"而出现的政策红利就会迅速消失,出现结构性的失序局面.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研究——基于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的视角

目前,我国东、中、西部①经济总量不平衡性和环境问题已相当严峻,并影响到发展的可持续性。该文从总量经济出发,分析导致东、中、西部地区总量经济差异的原因在于三次产业结构差异,导致三次产业结构差异的原因在于各行业结构和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得出是由于产业(行业)结构不同导致了三大区域发展的可持续性差异;并构建了包含产业结构、社会发展等指标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对东、中、西部可持续发展程度进行评价;提出了实现产业合理布局与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对策。     

论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

国有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一种特殊形式,必然以增进全民福利为目标.然而现实中国有企业并没有实现增进全民福利的目标,主要原因在于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存在偏差.国有企业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导致国有企业对公有制经济目标的偏离,由此引发现实中的一系列矛盾.国有企业要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必须以增进全民福利为宗旨.     

我国贫富差距现状研究及建议

在我国,贫富差距主要表现为城乡间差距、地区间差距及行业间差距,贫富差距给社会发展带来显著的负面效应,对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稳定产生消极影响.文章从我国贫富差距现状分析入手,寻求造成我国贫富差距的原因,并提出缩小我国贫富差距的对策建议.     

增加价值量的原因新解

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即:在实际经济生活中,行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后,行业总产值与社会总价值都大大增加了;提高行业劳动生产率可以大大增加价值量原因;在币值贬值后,应当用新的币值衡量商品价值及认识这个问题的现实意义来探讨增加价值量的原因新解的.     

来绍务工人员体育健身机制与服务平台研究 ——以袍江经济开发区为例

从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外来务工人员问题一直是社会科学的重点和热点.在研究中,有关体育参与的安全,服务,权益和生活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主要为:流动人口城市社区体育问题,社会"体育新话题","外来务工人员组织体育管理的选择"等,从外来务工人员思想层面上的进行思考,为学习提供一定的参考.但很多文献综述都出现一个共同点:外来务工人员现场调查和实证研究相对较少,从社会支持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完善的角度来看,缺乏讨论安全体系主要侧重于外来务工人员的工作缺乏对外来务工人员体育活动内部因素的研究,所以研究有一些局限性,因此,很有必要研究外来务工人员的外来因素和外来务工人员的身心问题.并从调查主观社会因素着手,来研究外来务工人员的体育生活和社会和谐.     

海南在"泛珠"区域合作中的对策研究

一体化与边缘化是区域经济运行中各参与者的可能结果.从参与者的独特经济个性出发,尊重区域经济结构关系演变规律,制定有效的合作对策,选择适当的发展路径,对区域经济合作中各参与方至关重要.本文从产业结构、产业开放和金融环境等三个方面对九省区区际差异性进行比较研究,对产生差异性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海南在泛珠合作中防止边缘化的对策.     

户籍对价、劳动力迁移与土地流转

土地流转的根本目的在于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城市化的大力发展,劳动力迁移和土地流转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然而,在中国目前的制度约束下,户籍制度成为劳动力迁移的退出和进入壁垒。户籍制度之所以成为城市化的一个障碍,就在于附着于其上的福利价值,所以,要消除这一障碍必须交换其福利价值。本文认为,在农村劳动力城市化迁移中,通过户籍对价来解决迁移劳动力的土地退出和城市安置,不仅能够鼓励劳动力迁移,而且也有利于土地流转。这是一种可行的户籍改革措施和城市化的发展策略。     

加快新疆城市化进程的思考

城市化是中国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潜力之一,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很不平衡,出现了明显的东部与西部之间的地区差别。西部落后的城市化水平反映了西部经济和现代化水平的低下。因此,新疆城市化必须注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结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走上持续、快速的发展道路。     

金融发展对城市化的影响分析—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对我国城市化发展水平缓慢的解释主要来自人口流动以及产业和城市经济发展方面,但是,目前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提高明显受制于城市最佳人口规模的扩大,即城市的容纳能力。通过对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0-2006年共计7年的数据进行面板分析的结果表明,金融业发展水平对城市化水平有很显著的促进作用。金融业发展水平的不足将抑制企业创造就业的能力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进度,进而减缓了城市化步伐。为促进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应加强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和中小企业的金融扶持;加大城市公共支出方面的金融创新力度以及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     

我国产业发展的低端锁定困境与破解路径—基于矫正城镇化扭曲视角的实证分析

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变迁之间的矛盾运动关系表明,扭曲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是造成我国产业发展低端锁定的重要的社会结构原因.文章将我国的产业发展低端锁定问题拓展至工业化弱质和服务业滞后两个部门,将城镇化扭曲投影到城镇化建设的动因扭曲、主体扭曲和功能扭曲三个维度,构建"两部门?三维度"分析框架,采用典型化事实与评价指标体系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我国产业发展低端锁定的困境,并构建PLS-SEM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探讨了矫正城镇化扭曲,实现我国产业发展低端解锁的路径选择.研究结论表明,我国的工业化弱质问题表现为结构演进受阻和效率提升缓慢,我国的服务业滞后问题表现为生产性服务业的配套生产能力和生活性服务业的保障消费能力不足.改善地方财税制度可以显著地降低土地城镇化水平,加强对农民工劳动技能和素质的培养可以显著地降低农民工城镇化水平,在供给侧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可以显著地降低城市病水平,进而矫正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动因扭曲、主体扭曲和功能扭曲.矫正城镇化扭曲对于改善我国工业化弱质和服务业滞后问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可以推动我国产业发展的低端解锁.     

义乌市的快速城市化研究

义乌市的社会经济发展以义乌小商品市场为推动力,其城市化过程亦主要由专业批发市场的升级和规模的扩展而获得持续的动力。义乌市的快速城市化过程受大型专业批发市场发展的产业集聚和产业连锁机制的影响而得以实现。大型专业市场具有产业转型效应、空间结构重组效应和人口空间集聚效应,这些效应推动了义乌市实现快速城市化过程。在小商品市场的推动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快速转移、产业实现快速空间集聚是义乌市快速城市化的两大机制。     

游憩带对泛乌鲁木齐城市化推动机制探析

城市游憩带的发展对城市化进程推动作用的研究在休闲游憩产业领域中逐步受到关注。以乌昌经济一体化为背景。建立和完善乌鲁木齐市、昌吉市和米泉市三城市间城市游憩带，并将游憩带作为三城市的中介，使泛乌鲁木齐城市群成为可能，以此增强城市化向全疆的辐射作用。同时着重从人口、经济、社会文化和地域生态四个方面分析游憩带的完善对泛乌鲁木齐城市化推动作用，初步构想利用综合指标体系量化分析游憩带对城市化的贡献率，以期作为调整与完善城市游憩带的理论依据。     

产业集群与城市化发展的实证分析——以浙江义乌、广东东莞为例

我国产业集群的形成主要有两种方式:①市场创造模式,即传统的产业集群;②政府引导模式。文章以浙江义乌和广东东莞为例,对产业集群与城市化发展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是城市化的发展主要是产业集群的发展。市场创造模式而形成产业集群的义乌,其小商品市场的发展推动了义乌城市化的快速提升,而东莞以大量吸引FDI,形成了基于FDI的产业集群,同样推动了东莞城市化的快速提升。     

工业和城市反哺农业、农村的路径研究——长三角地区实践的理论思考

只有在农业哺育出非农产业后,才会提出反哺农业问题。哺育和反哺的不对称导致城乡差距的扩大。反哺农业和农村的内容主要涉及反哺收入和反哺要素两个方面。反哺农业和农村的初期阶段是工业起主导作用,进入全面反哺农业和农村阶段则需要城市起主导作用。工业化和城市化达到一定阶段以后,工业和城市反哺农业和农村会突破乡镇范围,实施的中心需要转到县级政府。政府实施反哺的主要途径是扩大公共财政在农村的覆盖面和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No risk and some fun? Trade and wages in the enlarged European Union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penness to trade and wages at the industry level (15 manufacturing and 6 service industries) in 25 EU countries over the period from 1995 to 2005. By applying a cross-country and industry-specific approach, it is possible to control for unobserved heterogeneity at both country and industry levels. We also differentiate between intra and inter-industry trade and we try to assess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foreign wages versus domestic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s in an open environment. We find that trade is not an important driver of wages, since the wage response to trade is small. Moreover, in line with the Stolper-Samuelson reasoning, the overall wage impact is always positive if significant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while in western Europe we often observe a negative response, particularly in resource-based industries. Nevertheless, increased trade reinforces the productivity-wage link and weakens the co-movement of wages in eastern Europe, while there is less evidence of a similar wage-disciplining effect of trade in the west.     

“三生”空间理念下京津冀城市群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文章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对京津冀13个城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测算,并运用耦合研究探析城市间及各城市"三生"空间协调发展水平,结果表明:京津冀各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总体稳定;新型城镇化水平两极分化比较严重,优势城市对周边城市的带动作用不足;"三生"空间协调发展度偏低。因此,为实现"三生"空间协调发展,应加强城市间的互动联系,提升重点城市的带动作用,合理评估各城市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产业和人口承载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