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扭曲与服务业滞后:机理与实证研究

现有关于中国服务业滞后的研究多基于经济活动视角,未能充分重视社会结构方面的因素.文章从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两个方面分析了服务业滞后的现实依据,并基于城镇化扭曲视角,论证和分析了城镇化扭曲对服务业滞后的作用机理和影响效应.研究指出:扭曲的城镇化会通过增加低技能的劳动力供给、扩大土地财政规模和降低城镇创新活力来加剧生产性服务业的滞后状况,通过增加低技能的劳动力供给、扩大土地财政规模和抑制城镇消费潜力来加剧生活性服务业的滞后状况.同时,全球价值链地位可以调节城镇化扭曲对生产性服务业滞后和生活性服务业滞后的影响效应.据此,文章从矫正城镇化扭曲入手,对如何推动服务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出了对策建议.     

城镇化进程中碳锁定的诱发机制与解锁路径研究

全国大范围城市频繁持续遭遇雾霾天气日益引发社会对碳锁定的广泛关注,识别碳锁定风险并提出有效的碳解锁路径,对于提升城镇化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分析碳锁定诱发机制的基础上,首先对2003-2014年中国30个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碳锁定的风险进行量化,其次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DEA-SBM模型和Bootstrap-DEA方法纠偏测算碳排放约束下城市投入产出综合效率,最后采取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城市碳锁定风险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城市投入产出综合效率与经济发达程度正相关,且有效化解了碳锁定风险,市场化改革降低碳锁定风险的贡献小于生产技术进步,人口密度和第二产业比重对碳锁定风险无显著影响,城镇化率显著加剧了碳锁定风险.提高城市投入产出综合效率、深化生产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改革和保持合理的城镇化速度,均有利于实现城镇化的低碳解锁.     

中国信息产业发展与自主创新——基于投入产出视角

本文利用投入产出法及2002、2007年42*42部门投入产出表,对我国信息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结果显示,我国信息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产业结构比例失调,信息服务业的发展远远滞后于信息制造业的发展.我国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基本国情和以传统产业部门特别是以传统重化工和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现状是造成我国信息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的主要间接原因.与信息制造业相比,R&D投入、R&D从业人员数量上的巨大差距,是我国信息服务业相对滞后的直接原因.而国家重视自主创新程度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对不够,传统观念束缚,企业自主创新动力不足也是主要动因.     

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关系测度

城镇化与工业化紧密联系、互相促进.文章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发展关系进行定量分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国城镇化总体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改革开放后这种滞后现象趋干缩小,2003年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最为协调,但自2003年后,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现象又有逐步增大趋势;由于城镇化的发展受自然基础和政策因素影响,各个地区又呈现出不同的情况,其中东中部地区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东北地区城镇化超前于工业化,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不高,但与工业化发展最为协调.     

21世纪初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战略思考

当前我国城镇化水平明显滞后 ,而工业化水平又处于发展的中期阶段。因此 ,要正视我国城镇化滞后的现实及存在的问题 ,遵循城镇化发展的规律 ,继续完成工业化 ,以正确处理好城镇化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     

正确认识和处理“三化”协调发展中的几种关系

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是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内容,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实现富民强省具有重要意义.科学推进"三化"协调发展,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工业化与城镇化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从工业与服务业的关系看,工业是服务业大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城镇化的持续推进为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商贸、物流等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规模条件,服务业的发展又为工业的结构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可以说城镇是工业化发展的载体.     

连云港市服务业跨越发展的路径探析

连云港作为一个山海相拥的沿海开放城市,服务业发展具备良好条件.在工业化程度不高和城镇化进程落后的前提下,如何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抓住国际服务业产业转移和我国服务业扩大开放的有利时机,推动自身服务业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优化,是连云港市目前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课题.     

金融危机背景下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中国城镇化发展研究

结构主义发展理论表明,农民工城镇就业是城镇化发展的主旋律。我国城镇化发展基本符合这一规律,但城镇化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危机背景下农民工返乡创业,表面是对城镇化趋势的背离,实则是城镇化新阶段的主动适应性调整,其最终目的是提高和巩固我国实现更高城镇化水平的能力。应调整城镇化战略,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建立利于生产要素流入农业部门长效机制,巩固持续城镇化所需的农业后盾。     

城镇化、服务业滞后如何限制了结构转变

为什么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消费率始终处于低位?研究发现,城镇化、服务业发展滞后制约了消费需求的扩张,农业转移人口的半市民化抑制了消费需求;服务业发展滞后不利于劳动报酬提升,进而导致消费不足.本文利用1978-201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表明,城镇化、服务业发展推动了消费需求扩张.因此,本文认为应继续深化改革,逐步消除城镇化的制度障碍和生产型服务业的进入壁垒,为我国经济结构转变创造有利条件.     

农民工回流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

二元经济结构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必须要解决的矛盾。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路径在于农村地区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而农民工回流形成了农村地区分工和专业化水平提高的一股内源动力,有利于农村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为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做出贡献。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变与城市化相互作用过程

文章在分析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变与城市化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对东北地区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变化关系进行了相关分析,明确了影响城市化水平阶段性变化的主要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对城市化与产业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变化进行了偏差分析,认为东北地区城市化偏差的实质在于工业化的偏差,最后针对这种偏差提出了"纠偏"对策,即实现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主要对策.     

知识封锁、能力隔离、战略俘获与低端锁定效应形成实证研究

发展中国家以代工形式嵌入全球价值链生产体系，从事价值链低端环节的加工制造活动。中国代工企业在进行功能升级时，发包商会利用一切手段将中国代工企业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实证研究了知识封锁、能力隔离和战略俘获对低端锁定效应形成的影响，结果显示：知识封锁导致技术升级能力缺失，从而形成低端锁定效应；市场隔离致使市场升级能力缺失，进而形成低端锁定效应；战略俘获引致升级意愿缺失，继而形成低端锁定效应。根据实证结果，从企业、集群和政府3个层面提出中国代工企业突破低端锁定效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城市化水平与产业生产率增长的实证研究

对1978-2008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城市化对产业增长的影响有着类似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作用;城市化对产业生产率增长的技术效应和要素重置效应都有贡献。这表明,城市发展对产业增长形成了要素的集聚效应和重置效应,促进了产业生产率的提高;但工资成本的上升不利于产业生产率的增长。     

广州外来民工边缘化的历史与根源

关于外来民工边缘化的原因,现有研究从社会学角度出发认为主要由城乡二元社会体制以及个人因素所致.文章以广州市1980至2004年中分行业人口与工资为基础资料,运用模型分析法分析发现,广州外来民工经历了从社会边缘化到经济边缘化的演变过程,主要原因在于其相对经济收入越来越低,与城市化经济门槛的差距越来越大.根源在于产业转移平民化导致广州竞争性行业长期以来低附加值、低工资,它在蓬勃发展的垄断性行业的压迫之下,逐步陷入边缘化状态,从而导致以此为主要就业场所的外来民工的边缘化.     

产业升级中的中国劳动成本优势

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最大的比较优势。我国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出现了劳动成本上升和劳动效率下降的趋势,这是产业分工的低端劳动力资源数量过剩和产业分工的高端劳动力资源数量不足的具体表现。在产业分工的低端,劳动成本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力资源的规模优势上;而在产业分工的高端,劳动成本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力资源的素质优势上。劳动力资源在产业分工低端的规模供给,无法替代产业升级中的产业高端的素质需求。我国面对产业分工水平提升的要求,劳动成本优势的发挥应该依靠高效率克服高成本。产业分工知识含量的提高,要求提高产业工人的知识素养。     

Urbanization in China,ca. 1100–1900

This paper presents new estimat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 population and the urbanization ratio for the period spanning the Song and late Qing dynasties. Urbanization is viewed, as in much of the economic historical literature on the topic, as an indirect indicator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tructural chang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 system can therefore tell us a lot about long-term trends in the Chinese economy between 1100 and 1900. During the Song,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was high, also by international standards—the capital cities of the Song were probably the largest cities in the world. This remained so until the late Ming, but during the Qing there was a downward trend in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from 11%–12% to 7% in the late 18th century, a level at which it remained until the early 1900s. In our paper we analyse the role that socio–political and economic causes played in this decline, such as the changing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state, the limited impact of overseas trade on the urban system, and the apparent absence of the dynamic economic effects that were characteristic for the European urban system.     

智慧城市建设与城市碳排放：基于数字技术赋能路径的检验

智慧城市作为数字时代技术赋能型城市发展的新模式、新趋势，对我国实现低碳转型具有关键性作用。基于2006—2019年我国223个城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①智慧城市建设显著降低了城市碳排放，在引入PSM-DID、空间DID等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②智慧城市通过数字技术创新的直接路径和“数字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的间接路径影响城市碳排放；③在人力资本、资金、物质越集聚的城市，数字技术赋能路径对城市碳减排的正向调节作用越显著。上述研究对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城市实现数字赋能与低碳引领的双轮驱动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How migration restrictions limit agglomeration and productivity in China

China strongly restricts rural–urban migration, resulting in a well acknowledged surplus of labor in agriculture. But migration is also restricted within sector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se intra-sector restrictions lead to insufficient agglomer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in both the rural industrial and urban sectors, with resulting first order losses in GDP. For urban areas the paper estimates a city productivity relationship, based on city GDP numbers. The effects of acces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FDI, and public infrastructure on productivity are estimated. Given these, worker productivity is shown to be an inverted U-shape function of city employment, with the peak point shifting out as industrial composition moves from manufacturing to services, as predicted by urban theory. As far as we know this is the first paper to actually estim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tput per worker and city scale for any country. The majority of Chinese cities are shown to be potentially undersized—below the lower bound on the 95% confidence interval about the size where their output per worker peaks. The paper calculates the large gains from increased agglomeration in both the rural industrial and urban sectors.     

天津市华明镇土地开发整理模式研究

天津市华明镇通过＂宅基地换房＂土地开发整理新模式在为中心城市提供了大量城市建设用地的同时,又提供了促进农村城镇化的建设资金。利用案例分析方法,对华明镇宅基地换房背景分析,分析了华明镇模式在农用土地流转、征地补偿、土地集约利用、产业结构优化、城镇规划以及城乡一体化等方面的现实和理论意义,研究认为华明镇模式是目前解决大城市地区农村城市化面临的土地和资金问题可供选择的模式之一。     

金融发展对城市化的影响分析—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对我国城市化发展水平缓慢的解释主要来自人口流动以及产业和城市经济发展方面,但是,目前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提高明显受制于城市最佳人口规模的扩大,即城市的容纳能力。通过对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0-2006年共计7年的数据进行面板分析的结果表明,金融业发展水平对城市化水平有很显著的促进作用。金融业发展水平的不足将抑制企业创造就业的能力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进度,进而减缓了城市化步伐。为促进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应加强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和中小企业的金融扶持;加大城市公共支出方面的金融创新力度以及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