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大股东能影响公司的透明度吗?

本文以我国2010年深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了次大股东对公司透明度的影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随着次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公司的透明度会降低,次大股东不能够提高公司的透明度.当次大股东与控股股东类型相同时公司的透明度会比较低.在国有上市公司中次大股东不能够影响公司的透明度.只有当次大股东为机构投资者时,公司的透明度才较高.因此,在影响公司信息披露方面,次大股东并没有发挥有效的治理作用.     

上市公司会计信息透明度与大股东资金占用变量的衡量

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资金现状日益严重,本文认为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能够抑制大股东占款问题的发生,特就研究信息透明度与大股东资金占用之间关系的变量的衡量加以论证。     

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与会计信息透明度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2004-2007年总计4257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对公司内部治理与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以及第一大股东性质为国有股降低了会计信息的透明度.而董事会规模、审计委员会的设立、审计意见的类型等公司内部治理机制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的透明度.独立董事对于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作用.     

股权结构与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源于2004-2006年深市公司的证据

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是维护资本市场有效运转的前提,而股权结构是影响我国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的重要因素。对深市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信息透明度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国家股比例与信息透明度不存在显著关系,国有法人股比例、国有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一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与信息透明度存在正相关关系。所以,国家股减持存在必要性和迫切性,但国家股并不一定必须转为其它股,国有股(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一股独大"并非是造成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不高的根本原因。     

基于博弈分析的小股东权益保护研究

本文通过两个博弈模型分析大小股东博弈的情形,认为应增强大股东侵占小股东权益的罚款力度,降低小股东对大股东侵占权益时监管的成本,增强董事会的自主性、监事会的独立性和上市公司财务信息的透明度,增加大股东侵占小股东权益的成本。     

我国会计信息透明度不高的成因分析及对策

当前,我国会计信息透明度不高的现象相当普遍。本文对我国会计信息透明度不高的成因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以期能对我国会计信息披露的规范化发展有所裨益。一、我国会计信息透明度不高的成因分析我国会计信息透明度不高既有内部原因,又有外部原因,以下分别进行分析。(一)内部原因分析。1·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会计透明度不高现象的产生,根源在公司治理结构上。这主要表现在:(1)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形成了国有股“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大股东权力过大,股权过于集中,对其行为的约束过小,导致大股东更多地考虑自己的利益,甚至不惜损害其他投资…     

投资者法律保护与会计透明度

会计透明度的实现取决于资本市场上会计信息需求方和供给方之间的博弈,投资者法律保护通过影响资本市场的发展,进而影响需求方和供给方之间的力量对比,从而对会计透明度产生影响.具体而言,投资者法律保护可以通过四个渠道影响会计透明度:公司治理模式、契约(包括债务契约和报酬契约)、诉讼和限制大股东控制权私利.     

多个大股东能驱动企业降低过度负债水平吗

本文以结构性去杠杆为政策背景,选取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多个大股东能否驱动企业降低过度负债水平。研究发现,存在多个大股东的企业过度负债水平更低。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其他大股东通过监督和退出威胁发挥治理效应,降低了企业过度负债水平。具体地,其他大股东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的作用路径抑制了控股股东的自利动机,进而降低了企业的过度负债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完善的制度环境降低了其他大股东的监督成本,有利于其治理效应的发挥;并且其他大股东有助于缓解过度负债对企业价值的负面影响,提升了企业价值。     

股权结构、董事会有效性与财务报告透明度——来自深圳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财务报告透明度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并未定论。为了深入研究上市公司财务报告透明度及其影响因素,本文基于投资者保护理论的分析,找出影响财务报告透明度的公司治理因素,并选取深圳交易所主板市场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股权结构中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董事会规模以及独立董事规模与企业财务报告透明度有正向关系,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两职合一与企业财务报告透明度有负向关系。本文研究结论与已有文献关于控股股东与财务报告质量成正U型关系不一致,值得对这一关系进行进一步思考。     

公司治理结构对信息透明度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我国深市A股主板市场上市公司2008~2012年的经验数据,以深交所信息披露考评结果为信息透明度测量指标,分析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监事会特征和管理层激励等公司治理结构因素对信息透明度的影响。研究表明,适度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并同时发行B股或H股、扩大董事会规模对信息透明度有正向影响;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对信息透明度有负向影响;流通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监事会特征、高管持股比例、外审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对信息透明度无显著影响;公司规模和业绩对信息透明度也为正向影响。     

利益驱逐：制衡抑或共谋？——我国上市银行股权特征与经营绩效的关系研究

基于股权特征的视角,以2000-2011年中国13家上市银行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对大股东间利益驱逐的行为抉择与银行绩效的关系作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度对银行绩效具有显著的负作用;并且,随着股权集中度增大,对银行绩效的削弱能力就越强。股权制衡度与银行绩效间呈显著倒U型关系,即其他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利益驱逐不仅具有制衡作用,而且存在＂利益共谋＂的可能性。因此,应规范大股东资本市场运作行为,提高银行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健全中小投资者＂参政＂网络渠道。     

关联交易与公司治理机制

由于公司治理水平低,我国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利用关联交易掏空公司的情况非常严重。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关联交易的发生概率呈倒U型关系;股权制衡度与关联交易的发生概率显著负相关;隶属于企业集团增加了关联交易的发生概率;董事会效率、信息披露透明度与关联交易的发生概率无显著关系。     

浅谈独立董事制度的价值及应对措施

独立董事制度是在信息时代背景下为弥补原有公司治理结构缺陷而创立的一种新的制度形式 ,具有突出的制度价值。独立董事制度可以有效遏制“内部人控制”现象 ,可以防止大股东操纵董事会 ;使董事会人员结构更趋合理 ,提高董事会的整体决策能力 ;增加公司信息的透明度。建立独立董事制度可以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的质量 ,增强上市公司的竞争力。     

政府补贴是否间接助推了定增"盛宴"?

定向增发中的高折价是大股东利益输送的重要手段,以往的相关研究文献主要关注企业微观因素对其产生的影响,而忽略了宏观因素.文章基于中国宏观制度环境,通过剖析定向增发的定价机制,从政府补贴这一新视角,揭示了其作用于定向增发折价率的经济逻辑,实证结果表明,政府补贴会引起定增高折价,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因定增对象、产权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具体而言:(1)仅大股东认购时,政府补贴与定增折价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会因大股东利益输送动机而强化,并且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2)仅机构投资者的认购可减弱政府补贴与定增折价之间的正相关关系.(3)在机构投资者与大股东共同参与到定向增发中时,政府补贴与定增折价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会因大股东与机构投资者之间的合谋行为而得到强化,并且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信息透明度的提升会弱化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就业补贴样本中的定增折价率更高;高定增折价公司关联交易总规模远高于低定增折价公司.文章的研究不仅为理解定向增发折价发行问题提供了新视角,还发现政府补贴可以作为大股东利益输送的间接手段,这对提高资本市场的定价效率以及加强监督政府补贴资金使用情况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参考作用.     

大股东占款与中小上市公司成长危机实证研究

大股东占款问题是我国资本市场的顽症,中小上市公司中存在着普遍的大股东占款现象.本文从大股东占款的角度对成长危机产生概率、持续时间和发生频率三方面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大股东占款对成长危机造成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大股东占款金额越大的中小上市公司越容易产生成长危机,且大股东所欠应收帐款、与大股东有关的担保是造成成长危机持续发生的主要因素.并由此提出治理大股东占款现象的建议.     

论公司合约中的大股东控制权私有收益

在公司运营中,大股东相对于小股东拥有股权上的优势和控制公司经营活动的知识优势,于是大股东能获取控制权私有收益.尽管公司经营者的信息优势对大股东形成制衡,公司外部控制权市场也对大股东形成竞争威胁,大股东控制权私有收益依然能在公司合约范围内一直存在,其原因是大股东能通过改变对经营者的支付以满足经营者的激励和参与条件,而大股东控制权成本的存在又使得任何外部控制权竞争者都不可能消除大股东控制权私有收益.大股东控制权私有收益是一种信息租金和权力租金的结合体,是各方利益博弈的均衡选择.     

股权融资偏好与大股东剥削

股权融资成本低于债务融资成本并不能有效的解释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从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剥削这一角度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确实存在着股权融资偏好,而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以及大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比例越高,大股东越偏好股权融资;进一步的研究也发现,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以及大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比例越高,大股东在公司配股决策中所认购的比例越低。这些研究结果支持了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的动因源于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剥削的新论点。     

基于激励与侵占双重效应的大股东控制治理研究

本文深入剖析股权集中所导致的大股东控制,以及大股东控制的激励效应和侵占效应对大股东价值和企业价值的影响,并在LLSV模型中纳入代表激励效应的现金流权变量和代表侵占效应的两权分离变量,数理模型及模拟仿真结果都表明,大股东控制具有激励和侵占的双重效应,随着现金流权比例的增加,大股东价值和企业价值都增加,两权分离度只能增加大股东自身价值,但低现金流权比例和高两权分离度所对应的大股东价值要显著低于高现金流权比例和低两权分离度对应的大股东价值。     

股权质押与大股东双重择时动机

择时动机是大股东决策和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股权质押行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透明的研究视角。文章以大股东决策中可能存在的股票市场和信贷市场双重择时动机为考察对象,研究发现：大股东的股权质押意愿和质押规模与股票错误定价显著正相关,即上市公司股价被高估会推动大股东股权质押;相对于信贷紧缩时期,大股东在信贷宽松时期更愿意进行股权质押,且质押规模更大;股票错误定价和信贷政策会同时影响大股东的股权质押意愿和规模。文章结果表明,大股东股权质押存在对股票市场和信贷市场的双重择时动机。文章的研究结论拓展了关于市场择时和股权质押的研究文献,而且有助于深化对大股东决策动机以及大股东股权质押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的理解。     

大股东治理与管理者过度投资行为

管理者的机会主义引发了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5～2006年的横截面数据为基础,分析了大股东持股及其相关的股权结构特征对管理者过度投资行为的治理效应。结果表明:(1)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的过度投资水平呈倒N型的曲线关系,即大股东对管理者过度投资行为的监督作用同时存在激励效应和防御效应;(2)非国有大股东对管理者过度投资行为的监督更有力;(3)次大股东的存在有利于发挥大股东的激励效应,抑制大股东的防御效应,特别是当大股东不处于控股地位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