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区域发展差异的分解——基于劳动分工理论和Shapley值分解方法

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并对制造业的发展产生较强的阻碍作用。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定义为由于横向分工和纵向分工效应导致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出现和发展。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涵盖教育和创新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模型,得出了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内生机制。另外,本文利用2001—2007年的面板数据估计出生产性服务业的面板协整方程,然后以协整方程为基础利用Shapleyvalue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区域差异进行了分解。夏普里值的分解结果表明：省际地理固有因素、制造业市场的交易效率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差异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因素,其贡献程度分别达到了30．36％和26．87％,排在第3到第7位的分别为城市化水平、交通、信息、金融和教育市场的交易效率,2001—2007年其平均贡献率分别达到了22．36％、19．10％、15．23％、10．83％和7．54％。最后,本文提出政策建议。     

我国区域金融效率测度及效率差异研究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测度了1995--2009年我国区域金融效率,并用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分别从省际和区际层面衡量了我国区域金融效率差异。结果显示,我国金融效率整体水平较低,金融效率区域差异不大。金融效率及效率差异都呈现出了明显的两阶段特征,其中2002年是转折点。2002年后,各地区金融效率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与此同时,金融效率区域差异开始收敛。区域金融效率差异的分解结果显示,区域内金融效率差异是区域金融效率总差异的主要原因,平均贡献率超过了75％。     

中国人均CO_2排放水平地区差异的成因分析——基于GINI系数和回归的Shapley Value分解方法

根据2000~201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以GINI系数为衡量指标,测算了人均CO2排放水平的地区差异,分析了人均CO2排放水平随时间的演变趋势,在此基础上采用基于回归的Shapley Value分解方法,对中国人均CO2排放水平地区差异形成原因进行了考察,探究各影响因素对差异程度的影响水平,从而为有效缩小地区差异和制定CO2减排政策提供有益的参考。结果表明:人均能源消费量因素的影响程度最大,平均贡献率为72.80%,各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是人均CO2排放水平省际差异的第二大贡献因素,其平均贡献率依次为8.01%与10.20%,且在不同的时间段其结果有所不同。排在第四位和第五位的因素分别是城镇化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二者都是影响人均CO2排放水平省际差异的重要因素,平均贡献率分别达到5.17%与3.81%。     

农村正规金融会抑制经济增长吗?——以陕西为例

基于陕西省1978年～2009年时间序列数据,分别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和方差分析方法对陕西农村正规金融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和短期关系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短时期内,农村正规金融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按其贡献率的大小分别是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水平、资本边际生产率、农村金融体系效率以及农村储蓄率,但各变量的长期关系反映出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水平和效率会对农村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     

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化进程

本文基于VAR模型及其协整分析,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及方差分解,对我国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化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化进程,但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化的贡献率只有15％左右,没有充分发挥其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因此,要充分发挥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就要使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化协调发展并实现有效互动。金融发展对城市化的促进要在金融规模扩张的同时,注重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     

金融发展对出口贸易规模与结构的影响

金融发展对一国专业化分工模式的选择及其对外贸易的开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利用中国大陆省级面板数据(2001—2005),本文基于一阶差分GMM估计技术检验了金融发展对对外出口规模及其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在控制了人均实际资本存量、人均受教育年限等众多因素后,本文发现,金融发展规模与金融发展效率对对外出口规模及其制成品在出口总额中的份额皆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金融发展效率对对外出口结构的影响较对对外出口规模的影响更加明显。     

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1978-2007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运用中国1978—2007年的相关数据,基于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实证分析了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金融发展规模非均衡和效率非均衡都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文章以此为依据提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金融发展政策和建议。     

中国碳排放量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采用中国30个省（市、区）2000～2010年的相关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碳排放量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面板协整检验表明：区域碳排放量与人均GDP、产业结构、人口数量、能源价格、能源效率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内生经济关系。运用面板模型估计各因素的影响系数分析,认为对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碳排放量影响最大的三大因素为人均GDP、人口数量和能源效率。     

中国区域金融二元结构

从金融发展的视角看,区域金融二元结构特征具体表现为区域金融总量、金融结构及金融运行效率的显著差异。其中总量水平是从量的角度反映区域金融差异问题,包括金融资源与金融交易数量、货币与金融深化程度的不同;而金融结构与金融效率则是从质的方面反映区域金融的差异问题,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工具、融资方式、融资机制和金融行为的不同特点等。金融总量、金融结构与金融效率的差异共同构成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差异的关键要素。     

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再研究——基于我国三大区域面板数据的检验和分析

笔者基于我国东、中、西部1978年～ 2007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及误差修正模型,对我国三大区域金融发展与其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城市化之间的长期和短期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表明三大区域金融发展与其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城市化之间的关系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的金融发展,不论在长期还是短期,均能助推其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城市化进程,但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也带来了通货膨胀的负效应;中西部的金融发展虽然在长期能引导其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及城市化进程,但短期因果关系并不成立;中部金融塌陷明显,而西部金融发展对城市化的边际贡献最小.     

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经济差距的时空演变特征

以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作为考察的地域单元,采用相对发展率测量了我国各省的经济发展差距,并通过多层次分解的Theil指数描述了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的经济差距以及贡献率的时空演变特征。研究发现:我国各省经济的相对发展率差距很大;三大区域内部经济差距存在"俱乐部收敛"现象,经济差距正在逐年拉大;从贡献率的变动趋势上看,东部和中部内部差距对全国整体差距的贡献率持续下降,而西部的贡献率呈波动特征;三大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从1979年以来对全国整体经济差距的贡献率呈持续增大趋势。     

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度量与变动趋势分析

运用基尼系数（GXNX）、Theft指标（GE1）和对数离差均值（GE0）对1978—2004年中国金融发展的省际差异、东中西部金融发展差异和城乡金融发展差异进行全面度量,以及运用R／S分析方法对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长期变动趋势进行计量分析的结果表明：中国区域金融发展的差异主要是城乡差异,处于第二住的是东部地区内部的金融发展差异,然后是省际间金融发展差异;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差异大致相当,而东中西部区域间金融发展差异是最小的;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Hurst指数都接近于1,区域间金融发展差异在未来可能会继续扩大,而东部地区内部和东中西部区域间金融发展差异还可能呈现加速扩张的态势。     

教育投入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的计量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发展差异越来越大。根据1980-2000年时间序列数据,测算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教育生产函数发现,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属于以资本(固定资产投入)为基础的物质推动型,西部地区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大地超过东部地区,这为加大西部地区的教育投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加快欠发达地区的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异提供理论依据。     

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度研究

基于考虑"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的超效率SBM模型,采用全局参比的Globe-Malmquist-Luenberger(GML)指数测算中国283个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研究发现:(1)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分别以年均3.5%、1.2%和2.3%的速度增长,GTFP的增长动力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而作为"绿色软技术"的技术效率贡献相对不足;(2)三大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幅东部>中部>西部,技术进步差异是GTFP区域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不同时期区域发展战略和环境政策在城市绿色转型中的作用存在异质性;(3)超大及特大城市、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领先优势,且研究期内不同层级城市GTFP差距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     

Financial Developmen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Efficiency of Capital Allocation in China

We study the roles of loc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more importantly, their interaction with one another, in local capital allocation, based on Chinese industrial and regional data. Our main finding is that, although loc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FDI each individually tended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local capital allocation during the sample period, they tended to compete and crowd out each other’s effect, so that one impaired the individual function of the other. In particular, there exists a threshold value for loc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above which an increase in FDI reduces the efficiency of local capital allocation, rather than improve it.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exists a threshold value for FDI, above which further development in the local financial system lowers the efficiency of local capital allocation, rather than increase it. Our estimations suggest that the levels of FDI and loc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some relatively more developed Chinese regions have already surpassed such threshold values. We provide some interpretations of our findings and we discuss potential policy implications.     

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分析——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

利用空间统计的Moran指数和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28个省域的金融发展差异进行计量分析。结果发现:在1992—2008年间,中国金融发展在省域间存在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从区域内部来看,在同一时期,中国东部和中部的金融发展在区域内部亦存在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而西部内部省域间却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效应。     

中国非可再生能源的区域优化配置

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还存在较大的区域差距,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整体能源发展水平的提高。本文以能源效率的区域差异为基本依据,通过对非可再生能源区域优化配置问题进行理论解释并展开经验分析,探讨了中国非可再生能源区域优化配置的内在规律和现实可能性。本文还结合中国非可再生能源区域优化配置的要求提出了政策建议。     

浙江省中小企业对区域经济的贡献度研究

中小企业作为区域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已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依据2003-2008年浙江省统计年鉴数据,基于GRD经济贡献度测算模型,对浙江省中小企业对区域经济的贡献度进行定量计算和分析,结果表明：浙江省中小企业的工业产值在总产值中占到了绝对的比重,连续五年保持在80％以上;自2004--2008年,浙江省中小企业对浙江工业经济总产值的年均贡献率为81．61％,说明了中小企业对浙江省的区域经济贡献度之大是目前省内的大型企业所无法比拟的,显示出中小企业的发展对浙江省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主导性。     

Urban–rural income disparities and development in a panel data set of China for the period from 1978 to 2006

We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rural income disparities and development in a panel data set of 30 provinces and regional subsets of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1978 to 2006. There is an inverted-U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and per capita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Financial development by scale widens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in all regional samples, while financial sector efficiency and rural bank loans may reduce it in some regions. Government spending raises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as well. We als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urbanization, openness and edu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