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及制度创新

我国海外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而制度风险是我国海外直接投资发展中的"瓶颈"。当前应注重加强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创新培育,主要包括宏观管理模式创新、跨国经营机制创新、财务管理制度创新、企业组建模式创新以及海外投资信息管理模式的创新。     

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研究——基于"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治理理论视角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传统的外交保护理论被限制于用尽当地救济原则之中,且不利于代位权的行使.相较于外交保护理论,全球治理理论不但打破了外交保护的局限,而且提出了东道国的配合责任以及私人投资者的积极作用.目前,中国海外投资法律制度尚未成熟,在立法上既缺乏国内法的支持,又没有强有力的国际法保障,更遑论对立法模式的正确理解;司法实践中,不仅投资者与保险机构间缺乏专门的争端解决机制,而且保险机构在行使代位权时较之东道国也处于劣势;同时,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与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的合作模式也并未成功构造完善的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国内立法的构建、国际双边条约的更新、完善国内审判机制与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利用、加强与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的有效配合几个方面制定相应的策略.     

略论发展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若干法律问题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兴办合营或独资企业,是近几年兴起的一项新事业。对海外直接投资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研究探讨,同时逐步完善我国国内的有关法律制度,将有利于这项事业健康、顺利地向前发展。加强对资本输入国投资法律环境研究现代国际资本流动是以有利的投资环境为前提的。一个国家投资环境的形成有许多因素,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     

关于我国对外投资保护的思考

在我国对外投资大幅增长的同时 ,如何对其提供全面而又周到的保护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文章就这一问题针对我国的立法现状进行分析 ,并提出了相关的实施建议 ,以期抛砖引玉 ,为我国的海外投资保护法律制度的构建有所裨益。     

加快我国海外投资的制度创新

我国海外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而制度风险是我国海外直接投资发展中的“瓶颈”。当前应注重加强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创新培育,主要包括宏观管理模式创新、跨国经营机制创新、财务管理制度创新、企业组建模式创新以及海外投资信息管理模式的创新。     

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中的贸易保护因素实证研究

贸易保护因素历来是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动因。研究表明,国外关税壁垒的升级导致了近年来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反倾销、反补贴及特保措施等贸易救济措施均使得中国加大了对贸易壁垒较少的中低收入国家的直接投资;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市场规模、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规模成正比,但没有更多地流入欧盟、东盟及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区域贸易组织的成员国中。因此在当前中美及中欧等贸易摩擦频繁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应对欧美等发达国家加大直接投资的力度,借此化解国外的贸易保护压力。     

体制因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省际面板的分析

文章基于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的视角实证研究了制度因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从全国来看,市场化水平、政府治理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了促进作用,知识产权保护起到了抑制作用。从东部地区来看,市场化水平和知识产权保护分别对其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了促进和抑制作用。从中部地区来看,市场化水平对中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了促进作用。从西部地区来看,市场化水平和对外开放度均对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了促进作用。控制变量人力资本对全国和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了促进作用。     

制度风险是我国海外投资的瓶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海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自1979至1999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或备案的境外企业达5045家,中方投资金额达57.2亿美元.目前,我国境外投资已遍布世界155个国家和地区.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更应清醒地看到面临着的各种潜在的风险.其中,制度风险是制约我国海外投资事业健康发展的深层次的核心问题.     

基于AHP的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项目的选择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海外直接投资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发展海外直接投资成为各国的共识。对中国企业而言,发展海外直接投资是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的良策,但在具体的投资项目选择上必须慎重,要有有关的专家进行分析测评,同时也要基于一定的科学方法。本文即在分析我国发展海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和现状的基础上,指出一种以AHP为主要方法的项目选择法。     

论中国对外贸易与海外直接投资的关系

本文分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海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 ,指出目前中国对外贸易与海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及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发展我国海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的对策     

企业海外研发投资的公共区位因子及实证分析

企业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海外研发投资,会受到不同国家与地区的不同区位因子的影响。在简要回顾国内外有关企业海外研发投资区位因子选择的理论与实证分析的基础上,选择了14个相关指标,然后依据由世界银行提供的有关22个国家和地区的样本数据,利用SPSS软件的因子分析方法,对可能影响企业海外研发投资的一些公共区位因子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其结果及给我们的启示进行了阐述。     

中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贸易的国别风险解析

石油企业走出国门进行海外投资贸易,是解决我国国内油气资源供求矛盾的必然选择,也是维护和保障我国石油安全乃至国家经济安全的必由之路。中国石油企业在海外投资贸易中面临着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国别风险。国别风险会造成企业利润减少、财产损失或人员伤亡,甚至无法继续经营。防范和规避国别风险,除了政府为企业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之外,企业应在投资前做好风险评估,在投资中选择适当的投资策略,在风险发生后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论以城市政府作为基础设施投资主体的合理性

在城市基础设施多元投资新格局下,城市政府由传统的唯一投资者,演变为多元投资主体之一。要重新界定政府投资的合理性,有必要从城市政府投资地位、投资范围、投资方式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应当建立“一主多元”的投资格局;政府投资范围应界定在非经营性资产和未能得到合理回报的经营性资产;重视城市政府投融资方式在融合与分离上的创新。     

论提高我国财政投资效应的对策

为了提高财政投资的效率,避免或减少财政投资的负面效应,我们应依据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从我国具体的国情出发,保持财政投资的适度规模,优化财政投资结构。财政投资应从一般竞争性部门退出,缩小财政对垄断性部门、基础设施部门、行政事业部门的投资范围,增加财政对人力资本、农业和农村、落后地区开发、环境保护等的投资,并着力推进财政投融资体制及相关配套制度的改革。     

我国环保投资现状分析及优化对策研究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质量改善的压力日益加大。文章根据2000-2013年有关中国环境的统计数据,从投资规模、投资结构、投资效益方面考察我国环保投资的发展现状,结果表明我国环保投资总额呈增长态势但缺乏稳定性,与GDP、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等经济指标之间缺乏持续稳定的联动机制;投资结构偏向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新建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二者也是环保投资中增长较快的领域,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所占比重及其增长速度远远落后;环保设施运营效率和环境污染治理效果并不乐观。分析其原因后文章提出了构建环保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双联动机制、优化环保投资的使用方向、提高环保投资的使用效益和大力发展环保产业的对策建议。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持股特征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2002年基金年报中的投资组合数据对2002年末期基金的持股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基金的持股比重与股票的每股收益、标准差、股票价格、流通市值、换手率和上市年龄等特征变量具有显著的相关性,通过分析进一步发现基金在2002年末市场低迷的时期十分注重上市公司的业绩、股票的波动性和流动性风险,并且实施价值型投资策略.本文的其它研究结果还表明基金具有较好的识别、挖掘股票价值以及调整投资组合的能力.     

武汉市制造业吸引外商投资对策研究

本文在课题组对武汉市制造业吸引外商投资的现状调查、对国内外吸引外商投资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以及对国际资本流动特点和趋势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武汉市制造业吸引外商投资的若干政策建议,其内容包括:提高武汉市整体经济发展水平;领悟WTO规则,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武汉市制造业产业集聚能力;为招商引资创造各种条件;注重对吸引外资的管理等等.     

论团体贷款对信贷市场低效率的可能改进

团体贷款以其骄人的还款率和在扶贫方面的突出表现吸引了众多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目光。但是 ,现有研究更多的是从不同角度来解释并不需要抵押或担保的团体贷款的还款率为何如此高 ,而忽视了团体贷款与个人贷款的效率的比较。对于“团体贷款的效率是否比个人贷款的效率更高 ?”和“团体贷款对信贷市场中的低效率问题有无改进以及是如何改进的 ?”等重要问题的回答构成了该研究领域中的核心内容。     

湖北省财政科技投入机制创新研究

在借鉴国内外财政科技投入经验的基础上,对湖北财政科技投入结构、财政科技投入方式、财政科技资金分配方式3个方面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加快推进湖北财政科技投入机制创新的对策。     

Attracting private investment: Tax reduction,investment subsidy,or both?

This paper uses a real-option model to examine the net benefit to a government from using tax cut and/or investment subsidy as incentives to induce immediate investment. Although earlier papers generally concluded that investment subsidy dominates tax cut, it is observed that many governments use a combination of subsidy and tax cut. We show that, when the government uses a different discount rate from private firms, and when it has to borrow money to provide an investment subsidy, it is possible to get an internal optimum; that is, it might be optimal for the government to provide an investment subsidy as well as charge a positive tax rate on the profits from the project. Thus, we provide an explanation for the puzzling fact that many governments provide an investment subsidy to a firm while simultaneously taxing its profi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