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晋升激励推动了城市空间扩张吗——基于26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将地方政府官员特征的微观数据和26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6-2016年的宏观数据相匹配,实证分析了市委书记的政治晋升诉求如何导致城市空间扩张。结果发现,以官员年龄衡量官员晋升激励,其对城市空间扩张的影响呈显著的倒"U"型:当市委书记年龄在52岁以下时,有强烈的晋升激励,为了促进辖区内经济增长,地方政府官员不断寻找增量土地以扩大国有土地面积,推动了城市空间扩张;当市委书记年龄在52岁以上时,晋升激励较弱,城市空间扩张速度会放缓。分样本结果显示,晋升压力较大的市委书记和在低行政级别城市任职的市委书记在晋升激励作用下,更有可能推动城市空间快速扩张。     

城投债对地区产能过剩的影响：促进还是抑制*

在构建城投债影响产能过剩的理论基础上，以我国2004-2016年地级市面板数据为样本，本文检验了城投债影响产能过剩的具体效应和相关机制。研究发现：城投债与地区产能过剩之间呈现U型关系；其中城投债对产能过剩的影响在中西部地区、南方地区、大城市和金融危机爆发后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地方政府借助城投债压低工业用地价格和投资交通基础设施会加剧产能过剩，且压低工业用地价格带来的效应更为严重。因此，本文从适度控制债务规模、改善体制激励措施和完善要素定价机制等方面提出相应建议。     

城投债对地区产能过剩的影响：促进还是抑制*

在构建城投债影响产能过剩的理论基础上，以我国2004-2016年地级市面板数据为样本，本文检验了城投债影响产能过剩的具体效应和相关机制。研究发现：城投债与地区产能过剩之间呈现U型关系；其中城投债对产能过剩的影响在中西部地区、南方地区、大城市和金融危机爆发后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地方政府借助城投债压低工业用地价格和投资交通基础设施会加剧产能过剩，且压低工业用地价格带来的效应更为严重。因此，本文从适度控制债务规模、改善体制激励措施和完善要素定价机制等方面提出相应建议。     

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持股商业银行动机和效应研究*

本文研究地方政府或地方国资委控股国有上市公司（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持股商业银行的动机和效应。研究发现，相比于其他国有上市公司，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更偏好持股商业银行，且多为同地区的商业银行；当公司注册地为省会城市、金融业市场化水平较低、地方官员任职年龄较小时，上述关系更加显著；当政府发布相关促进银行业发展政策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持股商业银行的概率显著上升。除此之外，本文对经济后果进行分析发现，持股商业银行提升了地方金融业水平以及地方官员晋升概率。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持股商业银行的经济行为更多地反映了政府动机和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动机。     

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持股商业银行动机和效应研究*

本文研究地方政府或地方国资委控股国有上市公司（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持股商业银行的动机和效应。研究发现，相比于其他国有上市公司，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更偏好持股商业银行，且多为同地区的商业银行；当公司注册地为省会城市、金融业市场化水平较低、地方官员任职年龄较小时，上述关系更加显著；当政府发布相关促进银行业发展政策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持股商业银行的概率显著上升。除此之外，本文对经济后果进行分析发现，持股商业银行提升了地方金融业水平以及地方官员晋升概率。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持股商业银行的经济行为更多地反映了政府动机和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动机。     

地方官员激励和产权保护——基于企业微观数据的研究

文章利用世界银行的企业微观调查数据对地方官员激励与企业产权保护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地方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当地市委书记的年龄小于55岁,企业所获得的产权保护水平越高,反之则越低。(2)地方官员激励机制对产权保护的作用在不同规模企业中具有结构性差异。具体而言,在财税剩余所得激励下,地方官员更倾向于保护大企业,而在一把手晋升激励下,地方官员则更倾向于保护小企业。这与不同规模的企业对经济总量和增速有不同的边际贡献率有关,地方官员在财税剩余所得激励下更关心经济总量,而在一把手晋升激励下则更关注经济增速。     

官员晋升激励与企业实际税负——来自制造业上市企业的证据

本文以2009—2015年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作为数据样本,实证考察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对辖区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官员的晋升激励显著降低了企业实际税负,该影响对处于东部地区企业的实际税负影响更为显著,对国有企业和有政治关联企业的实际税负的降低作用更为明显。此外,本文探索官员晋升对企业实际税负的作用机制,揭示了税收征管强度在二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以此阐释了地方官员晋升所带来的税收征管变化,以期为中国未来的税制改革提供一定的启示。     

晋升激励与房价非线性波动

文章采用2003—2019年中国28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基于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视角,探讨了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与房价的关系。研究表明,在强调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背景下,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与房价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地方官员在任期内会通过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影响房价;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对东部和大中城市地区的房价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对中部、西部和非大中城市地区的房价影响不显著。2013年取消GDP政绩考核目标后,有效缓解了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对房价的扭曲。本文的研究启示在于：应明晰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财力配置,优化地方官员考核机制,在绩效考核中取消GDP指标并引入民生、环保和居民满意度等指标;完善融资平台与士地融资制度,合理配置土地资源,科学合理制定土地价格,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的不协调问题——基于财政分权的视角

在中央集权的体制下,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之间进行着激烈的经济竞争。在此形势下,地方政府实行了工业用地优惠出让和压低劳动力价格等措施;同时,为弥补财力不足,地方政府又大量依赖土地财政,这些都使得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不协调。2000-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分位数回归分析证实了财政分权对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不协调的显著影响。因此,要想协调推进城市化进程,必须对财政体制和地方官员的绩效考核机制进行相应改革。     

地方官员激励、制度环境与要素市场扭曲*——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探寻地方官员干预要素市场的动因是治理中国要素市场扭曲的前提,而地方官员对要素市场的干预可能主要源于财政、晋升和寻租等方面的激励。本文基于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和归纳,理论上分析了地方官员激励影响要素市场扭曲的机理,并利用中国省级层面面板数据对理论假说加以检验。研究发现：地方官员的财政激励、晋升激励和寻租激励对地区要素市场都产生了显著的扭曲效应,而“入世”后的这种扭曲效应下降了。在不同制度环境中,地方官员激励对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存在着差异。金融和法律环境的改善以及产权明晰程度的提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地方官员激励对要素市场产生的扭曲效应。本文既拓展了官员激励和要素市场扭曲等研究领域,又启发了中国要素市场扭曲的治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