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家族企业管理:治理模式、领导模式与公司绩效

本文以2003—2016年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考察"兄弟姐妹共同经营"这一治理模式和"长兄"担任公司董事长这一领导模式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1)相比于无兄弟姐妹共同经营的公司,兄弟姐妹共同经营的公司绩效表现更好。在成因机制检验中,本文提出并在实证结果上支持了基于宗族文化的"精神动力"机制和基于董事会议案的"公司治理"机制,从而将基于"家族荣誉"的传统家族治理机制和基于"监督制衡"的现代公司治理机制相结合形成一种新的治理模式。(2)当年龄最大的"长兄"担任公司董事长时公司绩效最好,且"长兄"的能力和性别并不会对此结果造成显著影响,而兄弟姐妹的贫困经历会加强"长兄如父"的文化观念进而提高公司绩效,说明"长兄如父"的领导模式对公司绩效更好,支持了"序位法则"这一中华文化在推动家族企业成长中的积极作用。上述"混合型"治理模式和"长兄为大"的领导模式形成了一种中国式家族企业的管理模式。     

家族企业高管薪酬机制对代理成本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338家上市家族企业2006年的数据,研究高管人员薪酬机制对上市家族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1)高管人员薪酬机制对降低上市家族企业代理成本有显著作用;(2)高管人员家族化背景对薪酬机制效果有负向调节效应,职业经理人薪酬机制的效果比家族管理者更明显;(3)家族自利倾向对薪酬机制效果也有负向调节效应,家族自利倾向越明显,薪酬机制的效果越差。     

家族化水平、大股东监督与公司绩效

本文将家族化水平、大股东监督与公司绩效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体系进行研究。建立了在不同的家族化管理水平下．大股东监督对公司绩效影响的模型．并以2004年深、沪324家家族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大股东监督对公司绩效作用的强弱受到家族化管理水平高低的影响。     

两代共存治理与中国家族企业技术创新

针对中国存在的一代创始人和二代继任者共同治理家族企业现状,分析不同共存治理模式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公司治理理论,结合中国实际,从两个角度分类两代共存治理模式,即显性角度下二代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职位和隐性角度下一代在重大决策中担任重要角色。结果表明,二代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职位时企业创新绩效无显著变化,但是“二代主导、一代参与”共同治理模式下企业创新绩效显著高于一代主导和一代完全退出的模式。同时,分析两代共存治理模式下其它影响企业决策的家族因素,如创业元老和其他家族成员等在高管团队（TMT）中的比例。研究发现,高管团队（TMT）中家族成员数量显著负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但在“二代主导、一代参与”模式下,这种负向影响程度变弱。研究结论对于我国当前家族企业管理具有一定实践和理论意义。     

家族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的解释

本文利用中国家族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家族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研究了激励强度(治理因素)与绩效困境(环境因素)对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家族控制程度越高,企业越倾向于承担社会责任;家族企业对其代理人实行强激励政策时,家族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倾向减弱;当企业绩效不佳时,家族委托人具有减少社会责任承担的意愿,而受到强激励的企业代理人却试图增加承担社会责任。上述结论拓展了对家族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内部机理的认识,并验证了多目标情境下家族企业代理人以调整社会责任承担为手段的自利投机行为。     

专用社会资本外部性视阈下的家族企业治理模式

挖掘家族企业的制度内核,破解其制度缺陷,是确定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前提。本文在交易成本理论的平台上,通过对家族社会资本专用性属性及其外部性效应的解读,发现家族企业的制度优势来自于对家族社会资本的汲取,而其制度障碍体现为家族社会资本的负的外部性。这个负的外部性在企业范围小于专用社会资本范围时产生。所以,家族企业需要随着发展,扩大专用的家族社会资本的范围。基于此,本文提炼了泛家族化治理、差序家族化治理、网络家族化治理三种模式。     

家族企业治理结构与经营绩效的实证研究——以中国上市家族企业为例

以2009年沪、深两市184家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运用因子回归分析法研究上市家族企业治理结构与经营绩效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上市家族企业的高管控制力、总经理特质及企业营业收入与经营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董事会治理结构及总资产与经营绩效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债权人治理结构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则因上市家族企业规模和营业收入的不同而不同。     

家族式治理对公司理财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家族企业已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论文以所有权和控制权为两维对家族企业做了严格的定义和划分,并把研究对象界定在拥有高控制权的家族式企业。通过将家族式治理和公司理财分析范式结合分析,家族式治理中的网络式组织结构、封闭式的股权结构和作为家族意愿体现的董事会治理机制对家族企业理财行为产生影响。家族式治理对公司理财行为产生正面影响,但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和家族企业所处环境的变化,家族式理财必须进行变革:非家族化的理财方式变革,家族规则与现代市场游戏规则的融合,引入有效专家理财制度,以及对家族式理财的扬弃。     

信任约束、交易费用与内部关系治理——华人家族企业行为模式分析

华人家族企业较重视"五缘"关系,特别是亲缘关系。这种关系是家族主义人际信任的认知基础。人际信任关系的不同对交易费用产生重要影响,现阶段家族企业的内部治理模式(表现为关系治理)是现存儒家文化积淀和现有企业规模上的最小交易费用安排。随着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渗透和家族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华人家族企业的"关系治理"将被"理性"的制度化治理所取代。     

市场化进程、去家族化与研发投入——基于中国高新行业上市家族企业的实证研究

追索家族企业的动态发展轨迹,并利用2005—2014年中国高科技行业中家族上市企业的数据,探讨了家族企业去家族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以及地区市场化进程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家族企业引入外部经理人和变更实际控制人可以显著促进其研发投入的增加;在市场化进程较慢的地区,变更实际控制人对家族企业研发投入的正向影响更大;引入外部经理人对家族企业研发投入增加的促进作用在不同地区没有显著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