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化过程中土地退出 问题与制度改革的新思路

本文认为市民化过程是一个综合性的、全局性的系统工程,仅仅依靠户籍制度改革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还必须同步推进土地制度改革。本文从农村集体成员定义角度提出了解决土地制度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的新思路。本文的观点是,把静态集体成员变为动态的集体成员,就能同时解决市民化过程中农村的衰落和农民工有偿退出承包地的双重困境。     

双重“户籍墙”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

由于户籍制度以及粘贴在户籍制度上的其他相关制度安排,农民工的地域迁徙及其农民身份的彻底变更并没有实现,致使普遍出现了"人-居"分离、"职业身份—户籍身份"错位的格局。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最终出路在于实现绝大多数农民工市民化。目前,虽然"农民→农民工"已经成功穿越了"显性户籍墙",而"农民工→市民"需穿越的韧性更强的"隐性户籍墙",后者构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碍。农民工实现向市民转变,必须具有市民化意愿和市民化能力,然而双重户籍墙增大了市民化成本,弱化了市民化预期,阻碍了市民化进程。因此,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必须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拆除"隐形户籍墙"。     

新生代农民工教育需求困境、原因及对策思路——基于西安市的实证分析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教育需求存在的潜在教育需求强烈与现实需求不足这一矛盾,严重制约着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尤其是素质市民化的进程。以西安市新生代农民工教育需求调查为基础,以制约新生代农民工教育需求的四要素：自身、企业、培训机构和政府为主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需求困境的对策与建议。     

二元户籍制度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浅析

由于二元户籍制度背后存在着各种隐性权益,导致新生代农民工一系列基本权力保障和公共服务难以享受,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要付出巨大的个人成本。本文系统的分析因二元户籍制度存在引起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经济成本和非经济成本,通过相应的制度改革降低市民化成本,使新生代农民工顺利市民化,真正融入到城市中。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与出路

本文分析了新生代农民的群体特征以及他们对于市民化的迫切期望,进而了解到国家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工作的进程.然后再从户籍制度、社保、就业、国家管理等方面分析了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以及如何应对、解决这些问题.     

社会成本、分摊机制与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满足农民工的公共服务、权益保护等需求会产生相应的社会成本。这种成本根源于农民工劳动的制度性贬值与基本权利缺失,并具有动态累积的特征。面对社会成本的巨大挑战,我国农民工市民化需要构建一个成本分摊机制。这就需要以培育农民工具有城市经济适应能力分摊私人成本、矫正经济主体的行为实现外部成本内部化、公共财政分摊不可内部化的外部成本为思路,"循序渐进"地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创新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公共服务制度与户籍制度等,以及"平行推进"制度创新的相互协调与政策衔接等。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与出路

本文分析了新生代农民的群体特征以及他们对于市民化的迫切期望，进而了解到国家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工作的进程。然后再从户籍制度、社保、就业、国家管理等方面分析了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以及如何应对、解决这些问题。     

二元户籍制度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浅析

由于二元户籍制度背后存在着各种隐性权益,导致新生代农民工一系列基本权力保障和公共服务难以享受,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要付出巨大的个人成本.本文系统的分析因二元户籍制度存在引起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经济成本和非经济成本,通过相应的制度改革降低市民化成本,使新生代农民工顺利市民化,真正融入到城市中.     

市民化能提高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吗?——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例

文章从户籍制度改革的视角研究了市民化对地方政府教育投入的影响.在介绍政策背景和分析理论机制的基础上,借助于中国2014年实施全面户籍制度改革的"准自然实验",使用224个地级市2008-2017年的面板数据,揭示了推动市民化进程影响地方政府教育投入的程度和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市民化进程的相对滞后会抑制地方政府教育投入,而利用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市民化不但能增加地方政府的教育支出总额,还将提高人均和生均教育投入水平;第二,市民化进程会通过人口效应提高地方政府教育投入;第三,市民化提高地方政府教育投入的效果普遍存在于所有城市中,但人口效应在不同财政收入水平的城市间存在差异.文章的研究不仅为提高地方政府教育投入提供了新的思路,而且再次证明了进行全面彻底的户籍制度改革,让市民化进程在不同城市间平衡推进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城乡二元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影响与制度创新

以人为本,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本质要求和重点任务。本文明确地将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因素归结为城乡分割、城市偏向的城乡二元制度,并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和入户调查数据对这一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城乡二元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和市民化能力,进而对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还进一步提出了未来城乡二元制度改革的重点和基本思路,并对改革效果不显著现象进行了解释,分析了协调城乡二元制度改革中制度冲突的政策选择。     

大力促进宁夏农民工市民化

农民工市民化不仅涉及农民的切身利益,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宁夏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以及农民工对自身市民化、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市民化的认识和态度,我们按照农民工和城市居民所从事行业的不同进行分群,并随机抽样以获取调查数据.通过对此次问卷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尽管近年来宁夏农民工市民化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与户籍制度不匹配、不协调、不同步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成为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碍,需要在今后的发展和改革中加快解决.     

广西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探析

农民市民化是农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和状态,是城镇化的必然要求。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促进消费、推动城镇化、实现农民增收、实现城乡一体化。然而,城市房价贵,农民工买不起,不能安居乐业,社会保障低,子女入学难,户籍制度障碍影响农民工市民化。要使农民工市民化,必须抓好：稳定农民工就业,保障住房,保证子女就地入学,改革户籍制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关注就业技能提升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技能提升是促进其市民化的基础和内在动力,是推动其融入城市社会的重要条件。目前,思想观念障碍、城乡二元结构制约、保障机制不健全、自身需求不足等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就业技能的提升。政府应明确其主导地位与服务责任,通过破除城乡二元结构障碍、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和补偿教育、营造制度环境和服务环境、制订激励政策激励以激发需求等措施,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技能提升,推进市民化进程。     

农民工市民化:路径,问题与突破——来自中部某省农民进城的深度访谈

推进城乡一体化战略,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需要观察与研究现实渐进的农民工市民化路径.通过深度访谈,发现现实的农民工市民化进度是由其职业发展决定的.从而得到一个农民工市民化的三元诠释模型,即起主导作用的农民工主体素质、辅助作用的农民工社会关系、及门卫作用的农民工政策制度.由此也暴露出农民工市民化渐进路径在责任与绩效上的双重困境:由于选择性激励的政策安排,政府在宏观层面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积极意图,经过中观层面的利益阀门,在微观层面变成了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自生自灭,大多数农民工被挡在了市民化的门外.因此,必须突破渐进模式的局限,通过将大多数农民工培养成技能型劳动力的主体素质建设工程,打开农民工市民化的通道.     

新常态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社会成本测算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为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考虑到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庞大的资金需求,应该优先将市民化意愿强烈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分项计算,得出:沿海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为21万元;内陆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为16万元.加快户籍、就业、住房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对于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社会成本资金来源、城市融入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诌议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

随着改革的深化,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逐渐松动,农民可以畅通无阻的进入城市就业,成为农民工。然而,农民工在城市中长期处于"半城市化"状态,既不利于我国城市化进程,又为社会安定埋下隐患。农民工市民化有三个层次的内涵,其中,深层市民化是核心、中层市民化是过程、表层市民化是目的和结果,这三个层次的市民化同时受到制度、政策以及市民态度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要积极寻求制度创新,实现农民工与市民平等的就业权,按照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实现农民工的公平待遇,同时加强对农民工的正面宣传,消除农民工与市民的心理隔阂,并增加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以提高其综合素质,在充分尊重农民工意愿基础上,给予他们更多的市民化选择空间。     

中国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研究——以上海为例

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使人口城市化呈不完全、非正规特征。以上海为例,主要从微观角度,考察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的市民化特征,评价其目前的市民化水平,分析影响其市民化转变的主要因素,从一个侧面探讨和揭示中国不完全、非正规城市化发展的独特性、阶段性与规律性。目前中国城市农民工总体上已达到54%的市民化水平,尤其是其社会关系、心理认同等非物质维度的市民化都已达到接近60%的较高水平。即使受户籍制度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的屏障,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的市民化仍然取得较大进展。     

新时期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问题与对策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和影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因素。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仍存在落户难与不愿落户并存、城市选择性落户现象普遍、落户隐形门槛多等突出问题。本文通过新增城镇人口来源分析、全国2.34万农民工问卷调查、全国690个城市落户门槛全景式调查、沿海人口主要流入城市实地调研等综合分析，客观评估新时期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进展成效和突出问题。下一步深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应聚焦重点地区、重点人群、关键瓶颈和重点领域，持续推动城市落户门槛放开放宽，以存量带增量，加快推动存量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协同有序推进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改革。     

农民工市民化动力分析及相关实践问题研究

我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造就了农民工队伍的发展壮大.2011年,我国农民工达2.5亿多人,其中外出农民工近1.6亿,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了农民工的主体.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通过改革来科学破解农民工问题并使之更加持续健康发展,将对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全局性、战略性和历史性影响.为此,本文从城市化、人口城市化、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以及农民工市民化变迁过程等基本理论分析出发,对当前和未来时期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变动特征和趋势进行了系统分析和梳理,与此同时,特别分析了重庆——作为我国新兴直辖市和中国的一个缩影,在“农民工变市民”过程中所面对的一系列最为重要或最为直接内在动力的客观诉求——并由此针对性地提出当前和未来较长时期,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工作应当从工作规划、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改善居住、创造就业、公共服务、城市管理、农业产业化与新农村建设等八个重点领域推进的思路.最后文章指出,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是涉及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的宏大战略问题,应当把解决农民工问题放在国家层面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长期发展的大格局中统筹考虑和加以解决.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进城农民工的主体,为中国城市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们强烈的市民化需求却因社会保障的缺失而严重受阻。其问题的解决,关系到中国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社会保障缺失的现状及原因,提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对策思路,推进其市民化进程就成了刻不容缓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