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拐点下的我国税收体制思考

从"刘易斯拐点"的定义入手,并参考其它国家经历刘易斯拐点的经验,透过最近几年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上的一些明显变化来说明我国正面临刘易斯拐点。并结合我国当前一段时间内的税收体制,来说明我国政府应该如何在税收体制方面做出调整,来应对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从而使我国经济发展的劳动力供给得以保证。     

人口约束下的高等教育:生源拐点与发展转型

本文借鉴经济学意义上的"刘易斯拐点"理论,结合中国高等教育人口供需情况,构建了高等教育生源"刘易斯拐点"模型,并提出了高等教育即将出现生源"刘易斯拐点"的判断,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入学人口不再呈现完全弹性的无限供给状态,高校招生形势将出现根本性转变。在此基础上,运用指数平滑法的相关模型测算了未来中国高等学校的生源供需变化趋势,并指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应根据人口因素而相应转变。     

我国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拐点”争论研究

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围绕“中国无限劳动力供给时代是否结束”展开了激烈争论,争论的实质主要体现在对“拐点”概念认识、证明及数据选择上的分歧.判断“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关键在于考察“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和“城镇内部工资是否趋同”两大因素.沿着这一思路,我国呈现出农村劳动力过剩和城镇劳动力供给不足并存的特殊现象,这说明我国劳动力供给“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目前劳动力短缺现象主要是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作用的结果.     

中国是否进入劳动力短缺时期再认识

中国是否进入了劳动力短缺时期?本文分析了中国劳动力供给的现状,并从是否存在刘易斯拐点入手,引用中外各学者不同的观点加以比较阐述。最后提出中国劳动力供给还取决于其他重要因素。     

从“刘易斯拐点”看欠发达地区劳动力红利的释放——以贵州省为例

近年来"民工荒"现象在我国愈演愈烈,并且从沿海发达地区向内陆欠发达地区蔓延。"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来临,引起广泛热议和政策关注。虽然对我国"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仍存在争论,但部分地区已经开始积极思考如何应对拐点到来。文章以贵州省为例对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红利释放问题进行讨论。在对多项特征指标进行计算比对的基础上,文章推断了贵州省"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时间,并从劳动力数量和质量方面分析了劳动力红利现状。最后对欠发达地区如何顺利跨越拐点、打造"双型"劳动力红利提出了政策建议。     

刘易斯拐点、比较优势蝶化与中国外贸发展方式的选择

本文以刘易斯二元经济为切入点,在比较优势理论框架下,阐释了劳动力禀赋的阶段性变化对外贸发展转型升级的影响。"标准结构法"显示中国农村中仍然沉淀着15%左右的剩余劳动力,"民工荒"的实质是"结构荒",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仍需时日。未来几年依靠劳动力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纾解就业难题的基本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正在由初级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向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转换,贸易品技术含量不断提升,出口商品结构较好地"响应"了包括劳动力要素在内的资源禀赋的蝶化。     

人口拐点、刘易斯拐点和储蓄／投资拐点——关于中国经济前景的讨论

中国经济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造就了过度乐观和过度悲观的两种情绪。一方面,许多人认为中国经济还会有若干个十年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将人口老龄化和刘易斯拐点看成是中国经济陷入低速增长、甚至停滞的前兆。本文首先基于人口转变的视角回顾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机制,然后在一个简单的索洛模型框架下界定了“人口拐点”、“刘易斯拐点”和“储蓄／投资拐点”,指出单一的人口拐点或刘易斯拐点并不值得担忧,刘易斯（第二）拐点之后同时发生的人口拐点和储蓄／投资拐点才是经济减速、甚至人均产出水平下降的推手。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和若干国家的案例也表明,危机通常发生于刘易斯（第二）拐点之后的双重拐点重叠。对我国数据的分析发现,尽管我们已经或即将面临人口拐点,但仅从劳动力这一个生产要素的角度看,尚无法得出刘易斯（第二）拐点出现的结论;同时,在没有外部冲击的情况下,也没有迹象表明储蓄／投资拐点的到来。因此,过去三十多年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两大动力——劳动力供给效应和资本积累效应依然存在。不过,陷入危机国家的教训表明,信用膨胀伴随的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将会引发突然、剧烈的调整。所以,未来在通过改革继续推动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稳定信用和房地产市场,以防止刘易斯（第二）拐点和储蓄／投资拐点被提前触发。     

人口结构变化、 城镇化刘易斯转折与区域人口流动趋势——从整体到分区的统计分析

中国城镇化从出现劳工荒现象开始, 就进入了一个被称为 “刘易斯转折” 的时间段。 其中, 人口流动规模和趋势的变化是这个时间段国内外研究的重点, 但是尚缺乏从整体到分区域的统计分析。 本文以定量的方式阐述中国城镇化在刘易斯转折期面临的人口规模和结构变化的约束条件, 意在将一些容易隐藏和忽略的城镇化人口流动问题以直观的方式展现出来, 特别是从分区域角度将中国七大区域的劳动力规模和价格 (工资) 方面的变化同近年来中国城镇化所经历的刘易斯转折结合起来, 凸显城镇化刘易斯转折时期中国所面临的客观经济事实,以为中国各区域以及总体人口控制政策决策提供参考。     

中国人口变化趋势及其对经济趋势的影响

人口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人口问题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举足轻重。中国长期人口增长将低于人口发展战略目标,进入老龄化社会前中国还将出现一个生育高峰,教育行业仍有发展空间,"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未来15年劳动力供给依然充足,但结构逐年老化。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尚在开放,预计将在2028年前后关闭。由于隐性失业人口规模庞大,适龄劳动人口就业压力大,结构性失业情况严重,中国并不具备获取人口红利所必需的充足的就业机会,人口因素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将在2013年后转正为负。2027年中国开始进入老龄社会,老龄化的过程对中国的税收制度、产业结构和房地产市场都将产生深远影响。中国已进入城镇化的第二阶段,2023年将进入城镇化后期,在需求最大化的理想状态下房地产业也仅剩10年的发展期。     

工资上涨与通货膨胀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从中国的“刘易斯拐点”说起

国内有学者认为,中国正面临一个劳动力从过剩到短缺的转折点,即"刘易斯拐点"。美国一些媒体也声称,随着中国进入刘易斯拐点,工资将大幅上涨,导致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也会上涨,进而将引发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尽管工资上涨与消费价格指数的上升由于价值转形而存在一定关系,但工资上涨与通货膨胀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即便存在也与国际社会的通货膨胀没有必然的联系。相反,滥发货币救市和掠夺世界人民的国际垄断金融资本要对国际社会的通货膨胀即货币贬值负责。     

中国二元经济与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理论分析与政策选择

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就业，是中国从乡村型农业社会向城市型工业社会这一历史转型期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影响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有制度因素、供给因素和经济因素，针对中国目前二元经济的特殊性，应强化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组织推动工作，加快城镇化、农村工业化进程，健全农村劳动力培养培训机制，建立良好的劳务输出服务体制等，以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平稳有序转移，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读编互动

<正>站在经济面临潜在增速下降和结构转型的关键时点,面对"人口红利"的衰竭和"刘易斯拐点"的即将到来,不论是从我国城镇化的滞后程度、发展空间还是政策基调来看,新型城镇化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加速深入推进,将成为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上期封面故事《聚焦中国新型城镇化》为解决中国城镇化提供了理论和数据上的支持,这些建设性意见值得在全国试点推广。北京汪瑾春     

城镇化进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方式研究——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思路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与所有发展中国家一样,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主题。我国人口基数大,农村人口比重高,耕地面积少,这样一种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城镇化进程必然与西方国家经历过的城市化进程不同,其重点是把农村的发展纳入到城镇化体系中,这要求我们高度重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劳动力流向理论为指导,结合我国历史条件、现状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对我国现阶段城镇化进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如何转移做了深刻分析,并提出了科学合理的对策建议。     

刘易斯拐点后的中国农村空心化治理

中国现代部门的工资决定已经摆脱了传统部门保留工资的约束。依据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但中国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格局依然存在,刘易斯拐点之后,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过度吸纳导致的农村空心化成为二元经济的最主要表征。治理农村空心化就是逐步消除经济二元性,应剥离土地的社会功能,使农业转变成利润导向性产业,使再生产性资本能够在农业或农村寻找到足够的经济机会,改造传统农业,引入农业新技术和新的生产要素,培育农村经济组织,丰富农业经济和农村经济内涵,使农业劳动力配置摆脱耕作经验的硬约束,从而打破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的格局。     

未迎来“刘易斯第二拐点”的文献综述及思考

本文针对当前存在的关于我国未迎来"刘易斯第二拐点"的观点进行了梳理,将其归纳为:对劳动力供给以及剩余总量的估计,基于工资增长的考察,基于基尼系数的判断及基于人口红利视角的分析四个方面。并且对我国现行状况及未来方向做出了思考。     

加快发展转型,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兼论“刘易斯拐点”伪证性

"刘易斯拐点理论"拘泥于上世纪战后50年代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作为一种抽象理论假设,不可能预测和解释以后几十年乃至更长远世界技术革命和经济供过于求的基本趋势,劳动力就业依然是当今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从生产力发展规律和市场供过于求基本特征分析,中国更现实的任务是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提高人口劳动素质,改善就业结构和形态,最大限度发挥人力资源潜在优势。     

刘易斯“拐点”与我国初次分配格局——劳动力供给曲线对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

依据刘易斯"拐点"中对于保留收益的描述构建了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劳动力供给曲线。为了对新的理论进行验证,实证研究不仅提出了用以解决资本存量问题的二阶加权差分计量方法,还加入了用于衡量劳动力保留收益水平和差距的新变量。稳健的回归结果表明劳均资本、生活成本对劳动报酬份额存在正向影响,而劳动力群体内部收入差距以及劳动力数量对该份额存在负向影响,符合模型预期。与此同时,福利分析指出,对于初次分配是否有利于劳动者不能仅以劳动报酬份额为标准,否则会产生误判。     

中国“刘易斯转折点”的验证——开放条件下“刘易斯转折点”的检验与变异

"刘易斯转折点"是内嵌在二元经济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也是探索中国就业领域里诸多矛盾现象的切入点。中国基本符合二元经济理论的假设条件,经济发展路径与二元经济理论大致相同,但所处的全球化环境、体制条件有着明显不同,可将中国简化为一个开放条件下加速解体的二元经济。要判断是否经过"刘易斯转折点",需要把数量标准作为基本依据、价格标准作为参考依据。中国虽然仍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年龄偏大,40岁以上劳动力占大多数,提高了转移难度;再加上中国特殊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农民工工资的结构性上涨即主要由绩效工资(即计件工资)上涨支撑、基本工资上涨幅度不大,进一步排斥了年龄偏大的农村劳动力,农村中可转移劳动力已近枯竭,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了"刘易斯转折点"的过早到来。     

雾里看花的中国式通货膨胀迷局

2010年中国经济得到进一步复苏,但是也同时面临通货膨胀的风险,有观点认为造成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连创新高的原因是中国经过了刘易斯拐点,文章从中国产业的现代化程度,中国劳动力转移的制约,劳动力的供求情况以及现实待遇等几个方面说明中国并未经过刘易斯拐点。进而分析中国现在出现的是混合型通货膨胀,并据此提出针对这种通货膨胀的治理方法。     

浅析刘易斯拐点、人口转变与人力资本投资

根据人口的发展规律,人口红利是不可能无限期延续的.随着刘易斯拐点到来,劳动力数量不断减少,劳动力成本却逐渐上升.中国经济要想保持高速增长必须着眼于人力资本投资,即在失去廉价劳动力优势之后,大力提高人口的文化素质,充分挖掘人口"质"的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