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枪”送行的启示

某团八连的王连长调任前,连里按惯例为他搞了个“开枪”送行活动。尽管他是师团的优秀基层干部,又为连队连续三年评为先进立过汗马功劳,但大家在肯定他工作成绩的同时,又毫不留情地指出缺点,“挑挑刺”,“提个醒”。王连长本人则“点头像鸡啄米”,连称“说得好,我改！”“提得对,我改！”当他登车离去时,同志们却又热泪盈眶,依依难舍。 读着《中国青年报》上的这则报道,任何人都会怦然心动,为八连的做法和王连长本人的精神油然而生敬意。     

由舜王禅让“三作”说开去

舜王禅让“三作”指的是什么呢？据说,舜王传位给大禹时,他向大禹提出了三点要求,被称为“三作”,即“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时间在历史的长河里流逝了近五千年,但这“三作”的内涵、要求、意义,在今日并未过时。     

我和社会主义经济效益学

<正> (一)从开始接触这个问题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建国以来,我国曾经有过一个不讲求经济效果的时期。一个对社会经济生活、社会经济发展负有领导责任、而且本身又直接拥有强大的国有经济的党和政府,却主张不要算经济帐,只算政治帐,这似乎是难以理解的事情,然而却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实。而且这样的时期并不短:从1958年到1978年长达二十年之久。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为这种思想的推行,作了政治上的准备。1958年“大跃进”时期,这种思想已经居于统治地位。“大炼钢     

简析陈济棠统治广东时期的经济发展

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广东经济稍有发展,是陈济棠统治的一九二九至一九三六年。陈济棠原是国民党粤系部队总司令,他利用当时朝野分治和军阀混战的局面,独霸南粤。陈搞封建割据,不仅拥兵自重,而且注意发展经济。他制订和实施了一些比较符合广东地方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方针和政策,初步建立起以制糖业为中心的地方官办工业,活跃了市场经济,充实了地方财政,使广东于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间出现了比过去“繁荣”的景象。分析当时的经济发展情况,研究其中经验教训,可以窥出广东地方经济发展的某些客观规律和特殊条件。     

冯根生的“青春”年华

在中国国有企业家中,他享有改革“常青树”的美名。从率先打破“铁饭碗”到“罢考”拒绝“婆婆”们的过多干预,从与跨国公司合资转换机制到兼并老字号胡庆余堂……每个历史时期,他都有过许多与当时价值观“格格不入”的“狂放”之举,而青春宝品牌也在他37年的“掌门”生涯中渐渐长大……     

“文革”期间资料亟待抢救

“文化大革命”从结束时的1976年算起,到现在已经有二十二年了。“文革”历时十年,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占有重要位置。全面征集整理“文革”期间的党史资料,认真总结“文革”期间的经验教训,是我们各级党史部门和全体党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征编工作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个代表”是三个有利于”进一步发展和创新

一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共产党人肩负着不同的历史使命,需要不同的理论来指导实践。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江泽民同志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三个代表”的行动纲领。 　　共产党人在不同的时代应该有不同的理论思想以适应不同历史任务的要求。在无产阶级还没有掌握国家政权、还没有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时期,“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中国共产党人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创造性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建立起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     

浅议中唐财政政策对复苏社会经济的作用

唐朝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度繁荣时期,无论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方面都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但是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沉重打击了唐王朝的方方面面。唐玄宗统治后期,成为李唐封建王朝由盛及衰的历史转折点。安史之乱后,唐肃宗为了维持其统治,采纳一些理财家的建议,实行改革财政的政策和措施,对复苏和稳定中唐社会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唐德宗时期开始实行的两税法,更是在中国古代财税历史上书写了新的篇章。     

从“消灭”到“发展”：私有制理论的突破与创新

马克思的“消灭私有制”是一种理论抽象,是指要消灭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基础的、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而不是指一般的私有制,也不是指非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因此,我们当前要大力发展的私有制与马克思“消灭私有制”并不冲突,而是统一的。私有制的存在和发展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业,而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事业。     

高昌郡赋役制度杂考

自前凉张骏于东晋咸和二年(327年)置高昌郡开始,至北凉残余势力沮渠安周承平十八年(460年)为柔然所灭,高昌一直是凉州(或沙州)的一个属郡,在一百三十四年间高昌郡历经前秦、后凉、西凉、北凉等割据政权的交替统治。在这些割据政权交替统治下,高昌地区人民受尽苛捐杂役搜刮之苫,史籍中就有“赋役繁重”、“赋繁役重”的说法。但是,关于此一时期高昌郡的赋役制,史籍却完全失载。吐鲁番出土的言及北凉时期赋役的文书,可说是仅有的宝贵资料了。本文试图据有关的十七件文书,就高昌郡的赋役制略作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