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使用权市场流转的经济分析

农地使用权流转比例的高低是衡量农地使用权流转市场是否成熟的一个基本指标。农地使用权市场供求的均衡水平与农地使用权的市场流转比例正相关。影响农地使用权供求的各种因素会对农地使用权流转的比例产生实际的影响。以此为基点,文章选择了影响农地使用权市场供求的相关要素,将其与农地使用权流转比例的关系分别加以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影响农地使用权供求的各个要素分别存在着自身与农地使用权流转比例在相关度及实际影响值上不协调的情况,同时供给与需求各个要素间也存在着与流转比例的相关度与实际影响值的供求失衡,中国农地使用权流转市场处在充分竞争性失衡与市场失灵并存的状态之中。最后,文章给出了当前农地使用权市场流转中的政策选择。     

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农户流转行为分析——以襄樊市襄阳区为例

农地使用权流转是解决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利用细碎化及撂荒的有效途径,对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具有重要作用.农户是农地流转中主要的土地供给者,他们的意愿和行为直接影响农地使用权的流转.文章通过对湖北襄樊市襄阳区的调查,分析了土地禀赋、经济发展、受教育程度、非农就业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以期为加快农地流转提供决策依据.     

以物权法原理为指导建立健全我国农地使用权制度

物权是直接支配物并享受其利益的财产权。“农地使用权”是对目前集体所有的农用土地直接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我国现行法律对农村土地权利的规定过于单一，对土地权权利的合理流转缺乏稳定的制度保障。应在农业基本法中明确规定农地使用权的物权性质，并充实和完善农地使用权的具体内容。以他物权自由流通为理论基础，建立农地使用权流转机制，允许农地使用权进入流通领域，通过一定的运作方式在不同主体之间流动。与此相适应，还应完善土地所有权制度，建立健全更严格的土地登记制度。     

国外关于农地流转的理论研究与启示

本文认为,比较国内外农地流转,中国农地流转率偏低,土地私有化并不必然带来有效土地市场的建立,土地租赁市场已经成为农地资源配置的最主要方式.农地市场的发育不仅取决于农地产权制度,交易费用、制度环境、经济环境、非农产业的发展、农业劳动力转移等也是影响农地流转的因素,甚至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实行农地制度创新,培育土地使用权市场,推动非农产业的发展,发展农村金融与保险市场,积极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是培育中国土地市场,推动农地流转的根本途径.     

农地流转中的使用权价值研究——以哈密市为例

文章在分析所有权、控制权、使用权和农地流转关系的基础上,参照农地的估价方法,以哈密市农地为例,对农地流转中的使用权价值进行研究,以探讨农地市场化流转中价格的确定问题。     

农地使用权流转与二元结构变革

统筹城乡发展、变革二元结构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农地使用权的有效流转是实现这一变革的关键和切入点.本文从分析阻碍我国农民工流动的障碍和根源入手,阐述了农地使用权流转的现状和问题,对我国农地流转对二元结构变革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展示了未来土地使用权变化格局,提出了我国土地流转的五种模式,并对实现农地有效流转的四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当前农村土地流转的制约因素与化解路径——以湖南省为例

农地流转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深化,是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嬗变的必然结果。目前湖南农地流转呈加速趋势,但仍存在观念滞后影响流转、市场机制不健全妨碍流转、程序不规范制约流转和损害农民利益等诸多制约因素。要化解农地流转制约因素,必须引导农民解放思想、建立土地使用权转让机制,培育中介组织,防止流转过程中政府寻租,完善农地流转后的社会保障。     

农户农村承包地使用权流转意愿的实证研究——以郑州市中牟县为例

农村土地问题一直是影响我国“三农”发展的主要问题,其核心问题之一是农村承包地使用权流转问题.本文以郑州都市圈内唯一的农业县中牟为例,采用Logistic模型来实证分析农户自身的内部认知因素是如何影响农户的农地使用权流转意愿的,并从众多影响因素中提炼出显著影响因素,最后给出实证研究结论及促进农地流转的一般性政策建议.     

农地使用权流转与相关的法律问题探讨

在稳定家庭承包制,实行土地使用权长期化的基础上,推进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实现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基本方向,法律允许土地使用权依法转让,这为土地使用权市场的构建提供了政策依据,只有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政策法规,才能促进农地流转工作的顺利进行。     

农地流转对土地使用权分配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问卷中的农户数据分析了农地流转对土地使用权分配的影响。通过计算农地流转前后的土地分配基尼系数,测度了农地流转影响土地使用权分配的结果,研究显示:农地流转促进了土地使用权的集中,但集中的速度并不快,各区域之间存在差异。在市场化农地流转中,土地较少而又贫穷的农民缺乏能力和优势转入土地,导致土地使用权集中。农地流转难以解决公平问题,农民获取土地仍然主要依靠村组集体的初次分配和二次调整。在符合农民认同、规则明确稳定的条件下,村组内部的土地调整能做到公平与效率相容。因此,村庄集体需要积极培育民主、发展农民自治组织;基层政府需要抑制自己调整土地的冲动,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认同、支持和监督村组内部的土地调整。     

城乡二元体制视阙下的粮食安全问题探析

世界粮食市场危机使粮食安全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也给我国的粮食安全体系敲响了警钟,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我国粮食安全体系的构建。我国粮食安全的长期发展战略应与解决"三农"问题统一起来,在消除城乡二元体制障碍的基础上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为国家粮食安全体系的构建提供制度保障。     

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创新与法律制度构建——以公司制民营农场为中心

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必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时俱进。与农业生产合作社相比,公司制民营农场更有利于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在法律制度的构建上,为了协调公司制民营农场破产与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之间的冲突,应当创新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后的退出机制;为了控制公司制民营农场的内部人控制,应当完善内部人的监督机制。     

新时期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探析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局限性表现为农地产权不完善影响农地股权稳定性;区域发展不平衡影响农地股份合作发展;农地股份合作制内部机制存在弊端;农地股份合作制缺乏法律保障。加强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度建设,必须增强农民土地处置权能;赋予农民土地资产性权利;确保农民土地使用权长期化。     

后农业税时代河西走廊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张掖市为例

以河西走廊张掖市农户调查为例,采用Logistic模型对取消农业税后农户农地流转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研究表明：农地流转交易价格是影响农户农地流转的主要因素;家庭非农收入比例也对农户农地流转有较显著的影响作用;农业补贴额作用着农户农地流转;＂农户对农业税费减免政策的效应感知＂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农户农地流转。最后,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

农户是土地流转和经营的主体,农户行为对土地流转规模、流转制度和流转模式具有一定影响。随着土地流转的频繁发生,农户土地流转的行为必然会具有一定的特征性。分析农户土地流转的行为特征,探索影响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因素,对规范土地流转、提高土地利用率、建立土地流转市场有着重要的意义。以贵州省为调研区域,以农户家庭为基本单元,在获得样本农户土地流转数据的基础上,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特征,寻找土地流转的微观因素,为促进农户土地合理流转提供依据。     

明清农村土地产权流转制度再探

在明清时期,由于土地产权独立性增强,土地交易日益频繁,土地流转加速,使得土地交易更加复杂,也更为零细化。通过回顾明清土地产权构成的变化,梳理当时的土地流转方式,并分析影响土地流转的几个因素,以期对明清农村土地产权流转的趋势有更全面的认识。     

Converting Forests to Farms: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Clearing Forests in Agricultural Settlements in the Amazon

Agricultural expansion into tropical forests is believed to bring local economic benefits at the expense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osts. The resulting tension is reflected in Brazilian government policy. The national agrarian reform program has settled farm families in the Amazon region since the 1970s, with the expectation that they will clear forests in order to farm the land. On the other hand, recent Brazilian policy initiatives seek to reduce deforestation to mitigate climate change. We contribute to the policy debate that surrounds these dual goals for the Amazon by estimating the marginal effects of new agricultural land on the full income and assets of farm settlers over a 13-year period from 1996 to 2009. Using micro panel data from agrarian settlements where forest was being rapidly cleared, and controlling for factors that would otherwise confound the relationship, we estimate the effect of converting forest to agriculture on total household income to estimate the opportunity cost of conserving forest. Our measure of income reflects any re-allocation of resources by utility maximizing households and any productivity effects due to loss of forest ecosystem services. The estimated effect of new agricultural land on income is positive, but small relative to the income per hectare of previously cleared land. However, we show that income increases investment in physical assets, which raises households’ income generating capacity and future accumulation of assets. Thus, while there is only a small immediate income gain from clearing more forest, the long-term effects on wealth are still substantial. This demonstrates that given the right conditions, conversion of forest to agricultural land can be an impetus for asset accumulation by smallholders. It also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considering the indirect and long-term welfare benefits of new agricultural land when assessing the opportunity costs of forest conservation.     

地权稳定性、土地流转与农地资源持续利用

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性、土地流转等农地产权制度对农地资源的影响一直是农村经济改革和农地制度绩效评价中备受关注的问题之一。本文通过建立土壤肥力变化的社会经济及政策影响因素模型 ,利用 6省 1 5县市 1 80个样本地块在 2 0世纪 80年代初期和 2 0 0 0年的土壤实验数据 ,结合同时期这些样本地块所在生产小组的社会经济调查数据 ,对于地权稳定性、农户间非正式土地流转等社会经济及政策因素如何影响农地土壤的可持续生产能力进行了实证分析。模型估计结果表明 :稳定的土地使用权有助于改善农地土壤的长期肥力 ;农户之间的非正式土地流转容易造成农地土壤长期肥力的衰退 ,但对土壤的短期肥力无显著影响 ;同时 ,农村劳动力机会成本提高并没有引起农地土壤肥力的损耗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基于动力视角的研究

劳动力转移理论表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动力可能是农业收入下降或非农部门工资上涨。虽然都能促进非农就业,但这两种因素对土地市场的作用机制并不相同。基于此,笔者考察了短期内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的关系。结果表明,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的关系因非农就业动力而异。农业收入下降推动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抑制农户间比较优势发挥,抑制土地流转;而非农部门工资上涨拉动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促进农户间比较优势发挥,促进土地流转。因此,非农就业市场与土地流转市场的关系并不等同于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关系。劳动力大量非农就业没有引发土地快速流转的原因可能是农业经营环境恶化,利润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