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乡村工业的未来与农村小城镇的发展阶段

应该正确认识农村小城镇在我国农村现代化中的作用,农村小城镇的发展并不能代替农村城市化。我国的农村小城镇在其发展历程中已走过了乡村集市贸易中心地阶段,乡村行政中心地阶段,现在正处于乡村工业中心地阶段,目前的乡村工业化道路只是我国农民在特定时期和特定条件下的选择。随着我国乡村工业与城市工业并行的二元工业化模式向一元城市工业化模式的转变,农村小城镇也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乡村社区服务中心地阶段。     

论工场手工业

<正>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4期发表的吴承明的这篇文章,提出工场手工业是资本雇佣劳动者的生产形式。工业化初期,资本主义家庭劳动或散工制(Putting-out system)颇为流行,就其组织生产来说与工场手工业无异。该文主旨在研究工场手工业在我国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因此,将商人雇主制与包买商作为散工制,并包括在工场手工业涵义之内。 西欧在工业革命前有个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它为西欧的工业革命铺平了道路。但只有英国是“自我”完成工业化的,稍晚实现工业化的国家都有个或长或短的机器大工     

企业组织形式演变与有效企业组织

企业组织形式演变与有效企业组织陈朝阳一、企业组织形式的历史演变企业组织形式，是指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产业内企业采取的组织形态及企业间的结合关系，它是随着商品生产、市场竞争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而不断演化变革的。从家庭手工业、工场作坊到机器生产体系内部...     

原始工业化时期的劳动分工与社会分工

中国的原始工业化发生在明清时期,在这一时期,以传统家庭经营制度为基础的乡村手工业迅速增长,不仅市场范围空前扩张,生产组织形式逐渐演进,而且劳动分工、专业分工、社会分工和劳动生产率都发生了诸多的变化。家庭内部"男耕女织"的传统劳动分工模式被打破,行业内部的专业化分工更加细密,城乡之间的社会分工也有了新的发展,但由于技术进步迟缓和人口增长过快等因素的影响,人均的产量和劳动生产率并不高,即出现了斯密化增长与过密化增长交织并存的现象,并对后来的近现代乡村工业化形成了深刻的影响。     

基于不同区域尺度的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判断

本文借鉴钱纳里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与判断标准,对我国不同区域尺度的经济发展阶段进行了分析,得出结论:(1)从全国层面看,我国自2003年进入了工业化初期阶段,2007年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2)从省级尺度的数据判断,2000年以前中国大部分省市未进入到工业化发展的阶段,仍然处在初级产品生产阶段;2010年,中国全部省市均进入了工业化阶段。(3)从地级尺度判断,中国地级单元发展极不平衡。1990年绝大多数处在初级产品生产阶段;2000年进入工业化阶段的城市明显增多,其中以区域中心城市和资源型城市为主,部分沿海开放城市进入了工业化后期阶段;2010年,中国大部分城市都进入了工业化阶段,以处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的城市为主,部分城市率先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和发达经济初期阶段。     

城镇化、工业化与信息化的互动关系研究

城镇化、工业化与信息化三者之间互动关系具体体现在社会分工是农业发展的分离器 ,由此产生了工业和城市 ,工业的发展和城市的扩张则进一步推动了农业发展 ;农业革命使城市诞生于世界 ,工业革命则使城市主宰世界 ;工业化是信息化的前提和基础 ,信息化是工业化的延伸和发展 ;城镇化是信息化的空间形式 ,信息化是城镇化的经济内容 ;工业化是近现代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城镇化是近现代社会发展的主旋律 ;后工业化是信息化的特殊表征 ,信息化是工业化之后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关于北京总部经济发展的思考

总部经济是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企业组织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企业总部与生产制造基地空间分离，企业总部在中心城市聚集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发展总部经济，既是中心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到更高阶段，实现产业升级和城市功能提升的战略选择，也是进一步发挥中心城市人才、技术、信息等资源优势，带动周边及欠发达地区共同发展的重要路径。发展总部经济是落实科学发展观，     

城市化可持续发展与上海郊区城市化

城市化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进程，表现为农业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以及城市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城市化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特点，有集聚扩散性、不平衡性和与工业化的互动性等基本规律，城市化促进可持续发展。上海郊区城市化可持续发展以城乡一体化为主要内容。     

政府统筹能力支撑下的工业错时反哺农业研究

中国城市工业化在政府政策与制度支持下获得了农业剩余、农村劳动力与农地的长期哺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总体上已经开始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然而,曾经哺育城市工业成长的农业现在却呈现出日趋衰微的生存态势。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我们首先对城市工业错时反哺农村农业给予理论界定与一般分析,然后探讨了源自三种不同性质的农业衰微原因,最后提出了在政府统筹能力范围内城市工业从生产要素层面、生产经营组织层面与产业层面对农村农业进行全面错时反哺的可行性措施。     

战前上海工业化的最后展示——上海市政府成立十周年纪念工业展览会研究

1937年上海市政府为庆祝其成立十周年举行了一场纪念工业展览会,从机器工业、手工业和工业安全等三个角度展示了上海工业化取得的成就.本文运用展览综合体的概念,论述此次工业展览的筹办过程,以及它是如何多角度地宣传其目标的.作为战前上海工业成就的最后一次展示,该次工业展显示了上海工业化的实力,以及城市综合竞争力的进步.     

我国西部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思考

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工业反哺农业是我国工业化中期阶段新型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的概括.根据西部地区大多数农村自然条件差、民族聚居区多、经济发展落后等自然和经济的实际情况,从西部地区存在双层刚性二元经济结构、农村工业化进程缓慢、城镇化进程滞后、大量贫困人口特殊性出发,探讨西部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突破点,加快西部地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逐步缩小城乡之间差距,进而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     

农村经济组织形态的演变与创新——山东省莱阳市农业产业化调查报告

农业产业化的进程也是一个农村经济组织演变和创新的过程。作者在对山东省莱阳市调研的基础上描述和分析了这一历史过程。在农业产业化之初 ,农村的主要经济组织形式是合作社和“龙头企业 +农户”。但是 ,这两种组织形式都存在着一些缺陷。前者主要是受制于资金不足和缺乏抵押性资产 ;后者主要是契约不能对当事人构成有效约束。为了克服这些缺陷 ,有必要引入组织中介 ,形成新的组织形式———“龙头企业+合作社 +农户”或“龙头企业 +大户 +农户”。这种组织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原有制度缺陷 ,从而在实践中日益发展成为农业产业化的主要组织形态。但是 ,由于契约是不完全的 ,合作社和大户抵押性资产不足 ,这两种组织形式也面临着一些新问题 ,本文探索了组织改善和组织创新的路径。     

风险社会中的农村养老保障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居民面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多的社会风险。一直以来．我国应对农村居民在养老方面遇到的风险，主要采取的是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相结合的方式。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原有的保障方式显示出在养老保障功能方面的不充分性．因而就需要一种新的风险防范机制，根据农村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构建一种与各地经济发展相适应，非均衡的．依靠个人、家庭、政府和市场多管齐下的风险防范机制来化解个人在养老方面所遇到的风险。     

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创新

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经营形式决定了其对农村公共产品有着强烈的依赖性.然而,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城市相比呈现为制度外供给,并且总量不足,结构失衡,严重阻碍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党和政府把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作为农业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客观要求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促使农业产业化经营快速、健康、协调发展.     

关于后发地区农村工业化“后发性”的分析

我国农村工业化发展很不均衡,表现为经济发展上的先发地区与后发地区,从成因、机遇和方向选择三个方面着手对后发地区农村工业化的"后发性"进行分析。     

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利用类型转换驱动力研究——以无锡市为例

文章以沿海城市——无锡为例,利用遥感影像数据和统计数据,分析了工业化、城市化不同阶段上,驱动土地利用类型转换的社会经济驱动因素。结果表明,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阶段变化,土地利用类型转换的驱动因素及其对土地转换的影响程度也随之发生一定的变化。就案例区域而言,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前期,需求和产业成长是土地利用类型转换最主要的因素,其次是投资、城市化和农村工业化。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期阶段,需求、产业成长、城市化是土地利用类型转换最主要的因素,其次是农村工业化、经济国际化、比较利益和投资。需求和产业成长一直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影响耕地转换主要的、一般的因素。而城市化则是工业化中期和城市化中期影响耕地转换的主要因素。     

近代以来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思想的历史演进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一国工业化进程中客观存在的经济规律,由于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道路不同,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带有其特殊性。近代以来,思想先驱们对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进行了深入探索,提出了都市集中、乡村转移、就地安置和就近进城等思想。从经济思想史角度对这些理论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不仅可以丰富社会转型期的经济理论,同时对于当代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实践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动因与障碍的一种解释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我国实现工业化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也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本文运用动态宏观经济学的递归方法并结合推拉理论,通过所建立的模型表明城镇的拉力,特别是城镇工业技术进步,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动因。而基于宏观经济变量的logit模型和基于微观经济变量的描述性分析都很好地验证了该结论。研究同时表明,加强农村基础文化教育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深远的意义;性别、家庭收入水平、区位等因素的差异也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有较明显的影响。     

Regional diversity of agricultural labor productivity and its driving force in east China

China＇s eastern area is at middle and later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during which the rela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appears maladjusted. The main problems are shrinkage in agricultural comparative earning and lack of driving force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Based on calculating agricultural labor productivity in east China from 1996 to 2005, this paper analyzes contributing degree of motive forces of agriculture develop in ten provinces and cities of east China applying GCA （Grey correlative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no absolut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level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labor productivity in China＇s eastern area. There is no synchronous development between industry and agricultural labor productiviry in some areas. Fertilizer and agricultural machinery input had high contributing degree for ten years; however; contributing degree in land and irrigation work input was low. Non-materialization inputs became the leading role in most provinces and cities＇ increase of agricultural labor productivity. Moder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need non-materialization inputs as primary motive force, at the same time, direct material input and facility input as guaranteed function. For some reason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s characterized by ＂more direct material input, less facility input ＂ in east China now. Optimal driving.force model of futur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east China is that non-materialization inputs are dominant, that perfected facility input arc guarantee, and that certain substance inputs are necess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