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现实潜力测算——以湖南望城为例

在分析该区农村居民点用地现状以及土地功能分区的基础上,利用人均建设用地测算方法和层次分析法,测算该区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结果表明,望城区各乡镇综合修正系数介于0.2～0.5之间;2020年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现实潜力为2 749.81 hm2。应根据各区域现实潜力大小来安排农村居民点整理,以便提高整理效率。     

中国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研究综述

对中国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研究进行了回顾和展望,寻找存在的不足,探讨今后的研究方向。研究表明:①相关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理论主要有农村宅基地转型理论、空心村理论以及农村居民点演变规律等,这些理论可以为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的测算和挖潜措施的制定提供依据;②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的内涵多被界定为整理增加耕地面积的潜力,其主要测算方法有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法、户均建设用地标准法和农村居民点内部土地闲置率法三种;③整理增加耕地系数是当前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分级的主要依据;④相关的农村居民点挖潜政策措施主要有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新农村建设政策和城乡统筹政策三个。今后,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研究可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善:①理论研究亟需多学科理论的融合以搭建新的框架,加强理论框架对潜力测算方法的指导;②潜力内涵应更加注重整理增加土地面积的表述,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法的修正需更加系统,潜力分级指标需更加有针对性;③加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三个政策与农村居民点挖潜关系的梳理,为潜力挖掘提供足够的政策支持和方法保障。     

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内涵与评价指标体系

定量地反映和衡量通过农村居民点整理挖掘其利用上潜力的大小,可以为土地整理专项规划、农村居民点整理项目设计提供科学依据。文章在分析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内涵及其来源的基础上,将其分为自然和现实转化两类潜力。其中自然潜力评价指标从农村居民点整理扩展可利用空间、改善农村生存条件两方面选取,现实转化潜力评价指标则从区位、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农村建房周期、后备资源状况等方面选取。同时在界定各指标内涵的基础上采用适宜的方法实现了指标的定量化。     

内蒙古自治区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研究

通过文献资料法、定性分析和定量计算相结合的方法,以旗县为单位,在对内蒙古自治区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调查的基础上,采用人均用地指标法,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进行测算,并运用聚类分析法对整理潜力进行了类型划分和效益评价分类,针对不同的类区,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应的整理建议。     

昌吉市六工镇农户参与农村居民点整理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伴随经济发展,农村居民点已难以满足农民生产生活的需求,也不符合新农村建设的要求。运用Logistic模型,研究昌吉市六工镇农户参与农村居民点整理意愿的影响因素,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农村居民点现状调查及整理潜力测算——以山东文登侯家镇为例

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测算,是开展居民点整理的必要环节.也是居民点整理项目投入的依据,对居民点整理顺利开展意义重大。文章以山东省文登市侯家镇为例,对其38个农村居民点的宅基地利用状况进行了全面调查,在对数据统计分析后得出:居民点中宅基地比例较小、户均宅基地宗数偏高、单宗宅基地面积较大、宅基地隐性交易突出以及闲置状况严重等特点,并根据上述特点归纳了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存在四个层次,即闲置宅基地潜力、一户多宅潜力、户均宅基地潜力和宅基地密度提高潜力。最后,在分别计算出各层次潜力基础上,汇总得侯家镇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为81.37公顷。     

基于农户意愿的河北省农村居民点集约用地标准探讨

农村居民点用地是农村土地利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用地规模和利用方式在极大程度上决定着城镇建设用地供给的来源指标以及耕地资源的警戒安全。文章以农村居民点综合分类为基础,以农户集约用地意愿调查为数据来源,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测算农村居民点集约用地的最佳标准,并提出环首都环省会平原带状集中等五种相应的集约用地模式。研究结果对河北省宏观调控农村建设发展和土地利用方向,促进新农村建设具有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     

土地整治中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潜力测算的探讨

农村建设用地整治作为坚持节约用地,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客观要求,有效合理地估算农村建设用地潜力是顺利开展农村建设用地整治的重要环节。因此,应用系数综合法、规划衔接法和人均用地估算法对浙江省某地A镇的农村建设用地进行潜力测算,对不同方法及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着重探讨从农户意愿、房屋建造年代和人均用地角度而构成的系数综合法的适用性。研究结果表明,到规划目标期,A镇14个行政村复垦潜力为386.97hm2。该方法估算的农村建设用地潜力较规划衔接法和人均用地估算法而言,更符合A镇的实际,具有现实可行性和科学合理性。该研究可为区域土地整治规划以及确定和实施农村建设用地整治项目提供决策依据。     

基于村尺度的山区农村居民点用地现状及其整理时序研究

以湖北省竹山县城关镇为研究区域,借助GIS软件,在行政村尺度上建立农村居民点Voronoi图,科学判断分析了各行政村农村居民点用地现状.应用层次分析法和多层次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建立村尺度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时序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以行政村为单元将城关镇农村居民点整理的时序划分为Ⅰ级整理区、Ⅱ级整理区、Ⅲ级整理区和Ⅳ级整理区.研究结果较好地反映了研究区农村居民点用地现状,时序划分具有较高的合理性.该研究可以为山区农村居民点整理工作提供科学决策依据.基于村尺度的构想为农村居民点整理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城乡统筹视野下京郊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利益协调与模式优化研究

在新农村建设、征地制度改革等政策背景下，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涉及经济与社会转型时期城乡土地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北京城市郊区居民点整理模式多数都以“农民上楼”为特征。在对其特征、存在问题及利益分配格局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农村居民点整理中出现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居民点整理后增值利益分配机制与监管体系的内在缺陷，进而对京郊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利益协调及其格局优化进行探讨，并探索北京市城乡结合地区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的途径和改革取向。     

农户参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意愿及影响因素——基于湖北省556户农户的调查

本文利用湖北省21个村的实际调查数据,从农户参与意愿比率和参与模型两个层面,研究农户参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农户参与意愿调查表明,农户普遍关心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但参与意愿不强烈。参与模型的定量分析表明,农户选择参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受到农户风险态度、产量风险、价格风险和减灾投入成本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对灾害影响程度的认知、肥沃程度、灌溉条件、耕地面积、专业技能、家庭人口数对农户参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有较为显著的影响;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和加入农合组织对农户参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没有显著影响。     

望城区农村居民点整治理论潜力研究

从望城区土地利用现状,土地利用布局出发,利用人均建设用地核算方法,计算得出规划期末望城区各乡镇农村居民点整理理论潜力值,为未来望城制定土地利用规划及政策提供理论参考依据。     

农民收入多元化与农地产权偏好:约束与动态选择——理论框架与来自赣、苏、桂三省578份农户问卷调查的经验

基于多重约束条件下农民经济行为不确定性和动态选择性的特征,构建了当前中国农民收入多元化与农地产权偏好的理论框架;应用赣、苏、桂三省578份农户问卷调查资料,采用multinomial模型初步检验农民农地产权偏好与收入多元化的相关性.最后提出有关政策建议.     

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安徽省6县1413个农户调查的实证研究

了解农户对宅基地的退出意愿和利益诉求,对合理、有序、公正地推进农户宅基地退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安徽省6县1413个农户的问卷调查分析,文章得出以下结论:农村居民居住条件得到改善,砖混结构占大多数;宅基地以及房屋的闲置情况也较为严重,有85.5%的宅基地没有被有效利用;在一定的前提下,有90%的农户愿意退出宅基地,其中影响农户退出宅基地的因素依次为就业、养老、生活费用和农业生产;农户所在区位、年龄和参保情况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有一定的影响;远郊农民的宅基地退出意愿更强。基于以上结论,文章最后提出社保先行于宅基地退出,以及优先考虑远郊农民等政策建议。     

基于Logit模型的农民土地调整意愿分析——来自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证据

本文基于Logit模型,运用1682个农民微观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民个体特征对其土地调整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农民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其土地调整倾向减弱;作为农民的基本生存保障,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多并没有使农民放弃对土地的占有;人均土地较多的农民家庭与土地调整意愿负相关;农民在享受医疗和养老保障后并没有降低其土地调整倾向;在农民土地意识增强的背景下,土地调整中的干部寻租假说并不存在。因此,政府必须正视和妥善处理法律与农民习俗的冲突。     

太行山东麓旅游资源的RMP分析及其创新开发策略

太行山东麓旅游资源的开发是太行山旅游开发的核心内容,且具有相当大的开发潜力.本文首先提出了太行山东麓旅游资源涉及的地理区域,并根据海拔高度将其分成三类:深山区、低山丘陵区,山前平原区旅游资源.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每一种类型的资源进行了RMP分析,并提出了具体的开发策略:在深山区采取同心圆布局模式,在低山丘陵区采用环核式布局模式,在山前平原区采取环旅馆布局模式.     

由单一走向多样：平原农业区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规划途径——以辽宁省黑山县为例

平原农业区的生产和土地利用方式严重影响区域的 生物多样性,利用融合多学科的景观空间规划构建有效的评价 方法和格局优化模式以实现多样化的生境保护和恢复,提升生 物多样性具有重要的作用。以辽宁省黑山县为例,首先梳理了 平原农业区对于生物多样性威胁的机制和研究的框架;其次识 别平原农业区的特殊生境类型,使用景观格局指数和InVEST 模型的生境质量评价构建多尺度生境质量评价机制;同时使用 基于图论和电路理论的Linkage Mapper软件,识别和分级 空间中的重要生态源地、潜在廊道及廊道上的关键夹点区域。 结果显示,农业景观中空间异质性和连接性影响生物多样性; 研究区有主要生境23类,整体生境质量较差,农田面积较大 是造成该问题的主要原因;识别出核心斑块33个,重要廊道 34条,通过与卫星图比照,廊道位置与线性生境重合;关键 夹点区域位于靠近农村居民点的自然生境上,故营造人类干扰 与生态平衡农村居住区是空间规划的重点;同时根据以上研究 提出了多尺度的空间规划途径,为平原农业区生境优化和生物 多样性保护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     

DID THE GREAT RECESSION REDUCE VISITOR SPENDING AND WILLINGNESS TO PAY FOR NATURE‐BASED RECREATION? EVIDENCE FROM 2006 AND 2009

Outdoor recreation is a large industry that can diversify public land‐based economies that have traditionally relied upon resource extraction. However, what happens to nature‐based recreation visitor spending and benefits during times of national economic recession? To address this question, we replicate a 2006 high mountain recreation study in the same region 3 years later during the 2009 recession. Results indicate that nature‐based public land recreation in this area did not experience reductions in most categories of visitor spending or total number of visits during the recession. These results imply that nature‐based recreation may represent an economically stable industry in public land mountain economies. Total benefits to the visitors are also quite stable, only dropping from $129 per person per trip in 2006 to $120 in 2009. This 7% drop in willingness to pay i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t conventional levels. (JEL Q26)     

宗族网络、村干部经商经历与农地经营权流转*

本文综合讨论了村干部和宗族组织对农地经营权流转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并且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理论分析假设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在农地产权配置和流转交易市场现实约束条件下，村干部和宗族组织作为村庄权威，均对农地流转具有显著影响。其中，以经商能人为代表的村干部对农户家庭农地有偿流转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宗族组织为维持组织网络结构稳定，对农地无偿流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对有偿流转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此外，村干部和宗族组织显著抑制了农地撂荒现象的发生。本文的发现对理解村干部和宗族组织在农地流转市场化进程中的行为特点具有一定的意义。